要字牌言论（第1页）

“要”字牌言论

十多年前，我写过一篇《“哇”字牌通讯》，是批评通讯写作的华而不实。这几年看稿多了，又发现一种“要”字牌言论。这种言论，几乎是把文件拆分成段，要这，要那，要读者去照办执行。结构也简单，一“要”到底，有时一篇能数出十多个“要”字。“哇”字牌通讯，透出一种“嗲”气、“浮”气，有做作之态。“要”字牌则不用装模作样，是直截了当的横气、霸气，一股强迫命令之气。

报纸和读者的关系是一种自愿结合的我登你看、我说你听的组合。并表现为一种自愿的市场供求，读者在自由地购买或订阅报纸。这中间没有任何的上下隶属、行政约束。一个报纸好看不好看，有没有读者，全靠两样东西：一是有没有事实信息，这主要靠消息、通讯来传递；二是有没有思想内容，这主要靠言论表达。

思想这个东西很怪，至少有两个特点：一是吃软不吃硬。一个人接受外来的思想时它只表现为理解、接受，而不是盲从。用“要”的方式来命令只会激起逆反和厌弃，就像男女结婚只能通过自由恋爱而不能逼婚。报纸的力量是一种“软实力”，不是行政硬实力，它应具有一种让人心悦诚服、自愿接受的思想魅力。二是必须有个性，用个性去表现共性。世界上的基本道理不论是政治、哲学、科学还是马克思主义原理，最基本的就那么几条，但是为什么又还有那么多的人天天在讲，那么多的书报刊在天天阐述？原来这讲解、阐述的过程是在思考，而不是重复，是加进了个性的创造。比如我们宣传中央的一个政策，自然就加进了当地的实例、群众的实践、干部的体会、作者的理解，还包括不同于文件原文的新的语言表达等。这些个性创造一方面进一步强化、升华了共性原理，另一方面因个性特点让读者对原理感知得更具体，更易接受。如果去掉个性的东西，只把文件拆成几段，多加了几个“要”字，说好听一点是传声筒，不好听是抄袭，因为这里并没有作者的新创造。就像搬来一堆砖头，硬说自己盖了一所房子；送人一斤面粉，就说我这是送你一块面包。写作常被称为“创作”，关键就在一个“创”字。创者，突破、新生也。你比原来的文件到底新了一点什么？是新例证、新理解，还是新表达？文章五诀：形、事、情、理、典。一篇文章，除了理，总得有点具体的“事”或“形”吧。好引发读者的思考。“情”与“典”要求高了点，暂可不要。

为了强调言论写作的个性，我们可否用一个笨办法，提出这样一个最低的“四有”标准：每篇文章里有一个属于自己悟到的新思想（从中可看出你对原理的理解），有一个自己精心挑选的例子（这证明你已能理论结合实际），有一个贴近的比喻（这考验你是否吃透了原理，能深入浅出），有与文件不同的语言。这个办法是比较笨，要求也比较低，但只要上这个线，你就可以从“要”字这根带子的捆绑中解放出来了。

道理虽这样讲，可为什么报刊上“要”字牌言论还是这么多呢？细分一下，这种言论的作者有两类人，一是编辑记者自己，原因只有一个“懒”字，应付了事，或许他在写稿时心里就在说，反正也没多少人看，自己对这文章便没有兴趣。二是一些官员，坏在一个“权”字。平时“硬实力”用惯了，行政思维，言出成令，现在把千百万读者也当成了他的下属。不管是源于“懒”还是源于“权”，都是既不尊重读者，也不尊重自己的劳动，这言论当然也就成了一件摆设。试想一个作家、画家或音乐家，他在进行自己的创造性劳动时敢这样随意去写文、作画、作曲吗？真这样去做，作品能被人接受而流传开吗？个性是一切作品的生命。有一个误解，以为理论没有个性，其实理论和艺术同样需要个性，而且除形式外，它比艺术又更多一份思想的个性。

一篇好的言论是既让读者接收到一个新思想、新观点，又少用或不用“要”字，这叫“不战而屈人之兵”。恩格斯的名文《在马克思墓前的讲话》，无疑是要宣扬马克思，让人们学习他、接受他、继承他。但我数了一遍，全文没有一个要字。

《人民日报·编采业务》2006年9月10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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