抑制症状与焦虑002（第2页）

第七章

下面我们回过头来再对幼儿的动物恐怖症（infantilephobiasofanimals）加以考察，因为通过上述讨论，我们对这种障碍比对其他任何障碍都有了更为深入的了解。因此，在对动物的恐怖症中，自我必须对一种来自本我的力比多对象贯注（libidihexis）加以抵抗——这种贯注要么属于正性俄狄浦斯情结，要么属于负性俄狄浦斯情结——因为它相信，放过这种力比多对象贯注就等于造成阉割的危险。虽然这个问题已被讨论过，但仍有一个疑点尚需澄清。在“小汉斯”的个案——那是一个正性俄狄浦斯情结案例——中，究竟是他对母亲的喜爱还是他对父亲的攻击性才引起自我的防御呢？就治疗实践而言，这似乎是一个无所谓的问题，特别是因为，这两种情感是彼此相容的；但这个问题却具有重要的理论意义，因为只有对母亲的柔情感才算是一种纯粹的**情感。攻击冲动主要产生于破坏本能，而且我们总是相信，在神经症中自我防御针对的是力比多的要求，而不是其他任何本能的要求。事实上，我们知道“汉斯”对他母亲的温情依恋在他的恐怖症形成之后就似乎消失了，完全被压抑处理掉了，而症状的形成（替代性形成）却在与攻击冲动的联系中产生了。在“狼人”的个案中，情况更为简单，被压抑的冲动——即他对父亲的女性态度——才是真正的性欲冲动，他的症状正是因这一冲动而形成的。

说来惭愧，经过如此的长篇大论之后，我们还未能理解最基本的事实。但我们已下定决心，对任何事实，我们既不简化，也不隐瞒。即使我们不能完全理解事实，我们也将至少能够看清不明白的地方是什么。这里我们所碰到的困难，显然是我们有关本能的理论发展中的某些障碍。起初，我们追溯了力比多在其连续发展阶段上的组织结构，即从口欲期经施虐肛欲期至性器欲期，而且在这一过程中，我们将性本能的全部成分奠定在同一基础之上。后来我们发现，施虐癖实乃与**本能相对立的另一本能之代表，这一新的观点将本能划分为两种，它似乎是要使我们关于力比多组织（libidinalanization）的连续发展阶段的早期理论建构化为乌有。但要摆脱这一困境，我们并不需要确立一个新的基础。解决的方案早已唾手可得，它就在于以下事实，即我们所关注的从来不是纯粹的本能冲动，而是两种本能的各种不同比例的结合体。既然这样，我们就无须修改我们关于力比多组织的观点。对某一对象的施虐性贯注完全可以被当成是一种力比多贯注；同时，和对母亲的温情冲动一样，对父亲的攻击冲动完全也可以被压抑。当然，为下文着想，我们需切记如下可能性，即压抑是一个与力比多的生殖组织（genitalanizationofthelibido）具有特殊关系的过程，而且，当自我需要在力比多的其他组织水平上进行自我保护时，它会采用其他一些防御方法。但是，对于像“小汉斯”之类的病例，我们依然不能得出一个明确的结论。在他的身上，攻击冲动确实是被压抑了，但这一压抑却发生在达到力比多的生殖组织水平之后。

这里我们不能不考察焦虑所起的作用。我们已指出，自我一旦认识到阉割的危险就会发出焦虑信号，并通过快乐-痛苦动因（pleasure-unpleasureagency）（其作用方式我们尚一无所知）抑制自我中迫在眉睫的贯注过程。恐怖症就在这同一时刻形成，此时，阉割焦虑被引向另一个对象，并以一种歪曲的方式加以表达，所以，患者害怕的就不是被父亲阉割，而是被马咬伤或是被狼吃掉。这种替代形成具有两个明显的优点：首先，它避免了因矛盾情感引起的冲突（因为父亲也是爱的对象之一）；其次，它能使自我终止产生焦虑。属于恐怖的焦虑是有条件的；它只有在它的对象被知觉到之后才能产生——而且确实如此，因为只有在这时才出现危险情境。害怕被父亲阉割是没有必要的，因为父亲根本就不在场。另一方面，谁也不能摆脱父亲，只要他愿意，他随时都会出现。但如果父亲被一只动物所取代，此时为了避免危险和焦虑，一个人只需回避看到它即可。所以，“小汉斯”，实际上是给他的自我设定了一个限制，他产生了不离开家的抑制，以便不要看到任何马。那个俄国小狼人的情况更为简单，因为对他来说，不再看一本特殊的画册根本不算什么损失。如果不是他那淘气的妹妹总是让他看那本画册，让他看到站在画册中的狼的图画，那么，他本来完全可以对他的恐怖物感到安全。[299]

前面我曾说过，恐怖症具有一个投射特征，因为它们把内部的本能危险代之为外部的可以知觉的危险。这一特征的优点在于使患者能够通过逃离而避免外部危险，或不对它加以感知而进行自我保护，而逃离来自内部的危险只能是无用之举。[300]我的这一陈述并非不正确，只是不够深刻而已。因为一项本能的要求并非本身就是危险的，只有当它引起某一真实的外部危险即阉割时，它本身才会变成是危险的。所以对恐怖症而言，它只是用一个外部危险来代替另一个外部危险。认为在恐怖症中，自我能够通过回避或抑制性症状等手段来逃避焦虑，这种观点完全符合下述的理论，即焦虑只是一种情感信号（affeal），在经济学的情境中并没有发生任何改变。

由此可见，在动物恐怖症中所体验到的焦虑乃是自我方面对危险所做出的一种情感反应，而以这种方式被指明的危险乃是阉割的危险。与自我的危险情境中正常感觉到的现实性焦虑（realistixiety）相比，这种焦虑并无什么不同，只是其内容依然是潜意识的，而表达只能以某种歪曲的方式才会变为意识的。

我想，成年人的恐怖症亦会如此，虽然他们的神经症所使用的材料要丰富得多，但在他们的症状形成中尚有其他一些因素。广场恐怖症患者为他的自我施以某种限制，以逃避某种本能危险——即引起他的性欲的危险。因为，如果他这样做的话，就会再一次想起童年期的被阉割的危险以及其他某些类似危险。

我很清楚，大量病例表现出更为复杂的结构，而且，许多其他被压抑的本能冲动也能进入恐怖症。然而，它们只是在某一后期阶段汇入神经症主流之中的支流而已。广场恐怖症的症状学因下列事实而更趋复杂化，即自我决不限于克制自己。为了解除危险情境，它必须做出更多的事情：它通常要暂时退行[301]到童年期（在极端情况下，退行到病人在其母亲的子宫里，受到保护，免遭现在威胁他的那些危险）。这种退行现在变成一个条件，满足这种退行导致自我不能做出克制。例如，一个广场恐怖症患者只有在别人的陪同下才能走入街市；或者，出于同样的原因，他自己外出时，只能走到他很熟悉的近处，而不会走到人们都不熟悉或不认识他的远处。这些规定是什么，则依赖于每一病例中的婴儿型因素的作用，正是这些因素在神经症中支配了他。不管对何种婴儿型退行而言，独处恐怖症的意义都是明确的：从终极意义上讲，这都是力图回避孤独的**（solitarymasturbation）的**。当然，婴儿型退行只能当患者不再是婴儿时才发生。

恐怖症通常都是在体验到某一特殊情境中的第一次焦虑发作后才产生，如在街市、火车中或在独处时。其后，焦虑即因恐怖症而终止，但假若保护条件得不到满足，它会重新出现。恐怖症机制（meismofphobia）很好地构成一种防御手段，并趋向于稳定。持续的防御性斗争，以和症状相斗争的方式频繁出现，但却不是一成不变的。

我们关于恐怖症中的焦虑的理解，同样适合于强迫性神经症。在这一方面，我们不难使强迫性神经症完全等于同恐怖症。对前者而言，后期所有的症状形成都显然出自自我对超我的恐惧。自我必须逃避的危险情境是超我的敌意。这里没有任何投影的迹象，危险是完全内化的。但如果我们问，自我害怕的是超我的什么，那么我们只能认为，有可能来自超我的惩罚，实际上是阉割惩罚的一种扩展。正如父亲在超我中变成非人格化一样，对阉割的恐惧亦由父亲转向某种不确定的社会焦虑或道德焦虑。但这种焦虑是隐而不现的。自我是通过顺从地执行其所发布的命令、预防和苦修而得以逃避这种焦虑。如果自我在这一过程中受阻，它会立即体验到一种极端不安的感受，这种感受可以与焦虑相等，而患者自己正以为它就是焦虑。

因此，我们的结论就在于，焦虑是对危险情境的一种反应，它通过自我做某件事情来回避该情境或撤离该情境而被排除。我们也许可以说，症状的形成正是避免焦虑的产生。但这样说似乎不够深刻。如果说，症状的形成是为了避免某种危险情境，通过焦虑的产生而发出其存在的信号，就我们前面所讨论的情况而言，有关的危险就是阉割的危险，或某些可以追溯到阉割的事情。

如果焦虑是自我对危险的一种反应，那么，对于那些与死亡仅失之交臂的创伤性神经症而言，我们可以认为是对死亡感到恐惧的直接结果，并倾向于放弃阉割问题以及对自我的依赖关系的问题。大多数观察过因上一次大战[302]而造成的创伤性神经症的人都持这一观点，而且成功地断言，有证据表明，对自我保护本能的威胁本身就可以产生神经症，而不必掺以性的因素，也不需要精神分析的复杂假设。然而遗憾的是，任何对这种有价值的创伤性神经症的分析都未曾有过。[303]之所以遗憾，并不是因为这种分析会与性的病源学意义相冲突——因为任何这类矛盾早就通过引进自恋这个概念而安排好了，自恋使自我的力比多贯注与对象的贯注相一致，并强调自我保护本能的力比多特点——而在于，没有这种分析，我们就失去了宝贵的机会，以对焦虑和症状形成之间的关系做出决定性的结论。根据我们对日常生活中相对较简单的神经症结构的理解，我们很难得出结论，认为神经症可以仅仅产生于危险的客观存在，不需要心理结构的更深水平的参与。但是，关于生命毁灭的概念，潜意识似乎不能为我们提供任何内容。阉割可以在以下基础上加以理解，即粪便排出体外和断乳时失去母亲**的日常生活经验。[304]但任何与死亡相类似的经验都尚未被体验过；或即使有过，也未留下任何可观察的痕迹。因此，我倾向于支持如下观点，即死亡恐惧应被理解为与阉割恐惧相类似，而且，自我予以反应的情况是被起保护作用的自我-超我所遗弃的情况——此即命运的力量——以至于它从此再也没有对周围所有的危险进行保护的措施了。[305]此外，我们必须记住，在导致创伤性神经症的经验中，针对外部刺激的保护层被打破了，并因而造成过量的兴奋作用于心灵结构，以致产生我们这里所说的第二种可能性——即焦虑不仅作为一种情感而发出信号，并且也从情境的经济条件中重新产生出来。

第八章

现在我们可以停下来做些思考。我们所明确需要的，是去发现某些能够告知我们焦虑究竟是什么的指标，以及使我们能够判明有关焦虑的陈述正确与否的标准。但要做到这一点实属不易，焦虑并不是如此简单的一个论题。直到目前为止，我们所获得的无非是发掘出一些关于焦虑的相互矛盾的观点，而且在一个公正的人看来，这些观点很难分出孰优孰劣。所以，我建议我们应采纳一种不同的步骤。下面我想不偏不倚地收集我们所了解到的焦虑的全部事实，而不奢望达到一个新的综合。

首先，焦虑是我们感受到的某种东西，我们把它称为一种情感状态（affectivestate），虽然，我们也不知道这是一种什么情感。作为一种感觉，焦虑的一个尤为明显的特征是不快乐（unpleasure），但这还不是其全部性质。并不是所有的不快乐都可称为焦虑，因为具有不快乐特征的还有其他许多感受，如紧张、痛苦或悲伤。所以，除不快乐这一性质外，焦虑必然还有其他一些明显的特征。关于这些不同的不快乐情感之间的区别，我们能够成功地加以理解吗？

就焦虑这种感受而言，无论如何，我们都可以指出若干事项。它的不快乐特征本身似乎也拥有它自身的一个特征——它不是一件非常清楚明白的事，它的存在很难加以证实，却又明白无误地存在着。但是，除了拥有这一难以分离出来的特殊特征而外，我们还可以注意到，焦虑伴有相当明确的生理感觉（physisations），这些生理感觉可能指的是身体的某些特殊器官。因为我们在这里并不关心焦虑的生理学，所以我们只能满足于提到其中几种具有代表性的感觉。在这些感觉中，最明显、最经常发生的是与呼吸系统和心脏有关的感觉。[307]它们提供的证据表明，运动神经支配（motoriion）——即释放过程——在一般焦虑现象中起着作用。

这并不意味着在各种情感状态中，焦虑占有一个特殊的地位。在我看来，其他各种情感也是非常早期的、甚至可能是出生前的重大个人经验的再现；而且，我倾向于把这些经验看成是普遍、典型和先天的癔症发作，可以与后来通过个体化途径获得的癔症发作相比拟。后者主要发生于癔症神经症（hysterieuroses），我们已通过分析揭示了它们的起源及其作为记忆象征的意义。当然，如果能通过一系列这种类型的情感来证明这种观点的正确性就好了，但目前似乎还很难做到这一点。[309]

认为焦虑回溯到出生事件这一观点立即引起了各种反对意见，这些反对意见我们必须给以答复。可能有人会认为，焦虑极有可能是各种高等物种的一种普遍反应，而出生却只是哺乳类物种的经验。如果认为在所有这些哺乳类物种中，出生有创伤意义，那是很可怀疑的。所以完全有可能存在那种不具有出生原型的焦虑。然而，这种反对却使我们跨越了心理学与生物学之间的界限。也许恰恰因为焦虑有一种不可避免地要完成的生物学功能，以作为对危险状态的一种反应，所以它对不同有机体具有不同的意义。而且，我们并不知道，和人类相比，在那些远离人类的物种中，焦虑是否也包含着同样的感觉和神经兴奋。所以，这种反对意见并未能提供充足的论证以反驳我们的观点：在人类而言，焦虑是以出生过程为模型的。

然而，这一答案却引起了若干进一步的思考。在焦虑的原初状态中的神经兴奋，可能具有某种目的和意义，就像在首次癔症发作中所伴随的肌肉运动具有某种目的和意义一样。要理解癔症发作，我们只需考察这些运动如何构成癔症适当而方便的动作的情境即可。因此很可能，在出生时的神经兴奋通过转向呼吸器官，通过为肺的活动做好准备，并通过提高心率，实际上是在帮助血液免受有毒物质的侵害。自然，当焦虑状态后来作为一种情感再现时，它将失去这种方便性，正和癔症发作的反复出现一样。当个体被置于一种新的危险情境时，若他以焦虑状态（焦虑状态是对某一早期危险的反应）作为反应，而不是引发出一种适合于新危险的适当反应，那是相当不适当的。然而，如果危险情境在接近的过程中被识别出来，并且因焦虑的发作而作为一种信号表现出来，那么他的行为反应可能再次成为适当的。在这种情况下，他可以通过求助于更适当的措施而立即摆脱焦虑。因此我们发现，焦虑的呈现可以有两种方式：即当一个新的危险情境出现时的不适当的方式；或对一个危险情境发出信号并加以防备时的适当的方式。

但“危险”究竟是什么呢？在出生活动中存在着一个对生命的真实的危险。我们知道这种危险在客观上意味着什么，但从心理学意义上讲，它什么也说明不了。出生的危险也没有任何心理的内容。我们很难假设说胎儿具有什么知识，能认识到在出生过程中它的生命有被毁灭的可能。它只能意识到在它的自恋力比多结构中存在着某些广泛的扰动。在它的自恋力比多结构中聚集着大量的兴奋，从而使它产生各种新的不愉快情感，而且有某些器官获得更强烈的贯注，从而预示了即将发生的对象贯注。那么在所有这些成分中，有哪些成分将会被用做“危险情境”的信号呢？

遗憾的是，我们对新生婴儿的心理构成所知甚少，不足以对此做出一个直接的回答。我甚至不敢确保我刚才所做说明的合理性。我们可以很容易地得出结论说，在各种使他回忆起出生事件的情境中，婴儿都会重复他的焦虑情感，关键在于知道，究竟是什么使婴儿回忆起这个事件，以及他忆起的究竟又是什么。

对此，我们所能做的只是观察，在什么条件下，处于襁褓之中的或稍大一点的婴儿能够自然地表现出焦虑。兰克（1924）在他那本论出生创伤的著作中，曾试图努力地在婴儿最早表现出的恐怖症与出生事件对他所产生的影响这二者之间建立起某种关系，但我不认为他的这一努力是成功的。他的理论尤其在两个方面易于遭到反驳。第一，他假定，在出生时，婴儿已经接受了某些感觉印象，特别是视觉印象，而当这些印象在后来复现时便使婴儿忆起出生创伤并因而激起焦虑反应。这种假定不仅缺乏根据，而且是极其不可能的。除了与出生过程有关的触觉和一般感觉外，要说婴儿在出生时还能获得其他什么感觉，那是很难令人信服的。根据兰克的看法，如果婴儿在日后因看到小动物进出各种孔洞而恐惧，那么这种恐惧反应的原因乃在于婴儿从其中感知到了某种类比关系。然而，这种类比关系是婴儿所不能意识到的。第二，兰克在思考这些日后的焦虑情境时，他总是一会儿强调婴儿对其幸福的宫内存在（intrauterience）的回忆，一会儿又强调婴儿对那个终止这种宫内存在的创伤性干扰事件的回忆，这就为解释的任意性留有广阔的余地。不仅如此，而且还有某些儿童期焦虑（childhooday）的实例直接反对他的理论。例如，当一个婴儿单独被留在黑暗中时，依兰克的观点，我们应该可以预想，他应该乐于宫内生活情境的这种重构（reestablishment）；然而，恰恰是在这种条件下，婴儿会做出焦虑反应。如果对此解释说，这种条件使婴儿想起了出生事件对其幸福的宫内生活的中断，那么，对这种解释的牵强附会的性质，我们再也不能视而不见了。[310]

在儿童焦虑中，只有很少一些表现是我们所能理解的，我们也只能将注意力集中于这些少数的表现，如当一个婴儿独处、或处于黑暗中[311]、或和一个陌生人而不是他所熟悉的人如母亲在一起时所具有的焦虑表现。这三种情况可以还原为一个条件，即与某个被爱或被想念的人的别离。但是我想，在这里我们拥有一把理解焦虑并澄清有关焦虑的各种矛盾的钥匙。

为儿童所想念的人的记忆意象无疑被强烈地贯注了，起初可能是以幻觉的方式被贯注。但这并不产生什么影响；似乎想念转化成了焦虑。从其全部表现特征来看，这种焦虑就是婴儿智穷计尽的表现，好像对于尚未充分发展的婴儿来说，他还不知道是否还有更好的策略来应对他的想念贯注（cathexisoflonging）。这里，焦虑表现为对感受到失去对象（feltlossoftheobject）的一种反应，这同时又使我们想起一个事实，即阉割焦虑也是一种对于与某一极有价值的对象相分离的恐惧，而且，在所有焦虑中最早的一种焦虑——即原发性出生焦虑——是在与母亲的分离时产生的。

但是，短暂的反思就使我们超越对象失却这一问题。处于襁褓之中的婴儿之所以想知觉到母亲的存在，原因就在于他已经由经验知道，母亲总是及时满足他的所有需求。因此，婴儿视之为“危险”并想寻求保护的情境，就是那种非满足（non-satisfa）情境，是那种因需求而不断紧张的情境。对于这种情境，婴儿是完全无助的。我想，如果我们接受这一观点，那么所有的事实都能得到解释。在非满足情境中，兴奋总量逐步增加到不快乐的程度，使它们无法在精神上加以控制或释放。对婴儿来说，这种情境必然与被生出的经验相类似——它必然是对出生的危险情境的一种重复。这两种情境的共同特征是由需要加以释放的结构刺激总量的累积而引起的结构的紊乱（eicdisturbance）。所以，正是这个因素方构成“危险”的真实本质，在这两种情况下都会引起焦虑反应。（对于幼小的婴儿来说，这种反应依然是一种适当的措施，因为它的释放指向呼吸器官和发音器官，能够将母亲呼叫起来，正如它激活新生婴儿的肺的活动以摆脱内部刺激一样。）我们没有必要假定，从其降生时起，除了这种标志危险的存在的方式以外，婴儿还拥有其他什么。

就作为自动现象和作为求援信号这两个方面来说，焦虑被看成是婴儿心理无助（mentalhelplessness）的产物，心理无助乃是其生理无助（biologicalhelplessness）的一个自然的对应物。新生婴儿的焦虑和幼儿的焦虑都是因与母亲的分离而条件化地形成的。这一令人吃惊的巧合不需要做出心理学的解释，而可以做出生物学的简单解释。因为，正如母亲用她自己的身体结构满足胎儿的各种需要一样，当胎儿降生以后，她也满足着新生儿的各种需要，虽然部分地通过其他途径。在宫内生活和早期婴儿阶段之间具有的连续性，比我们想象的要大得多，其间所发生的，只是胎儿的生理条件被代之以针对母亲的心理的对象关系（psychicalobject-relation）。但我们切不可忘记，在宫内生活阶段，母亲并不构成胎儿的对象，而且在这一阶段，根本不存在任何对象。显然，在这种情况下，出生的创伤无法得到宣泄。除了作为回避危险情境的信号以外，我们发现不了焦虑还有其他什么功能。

对象失却作为焦虑的决定因素之一，其意义远不限于此。焦虑的下一步转换，即属于性器期的阉割焦虑，也是对分离的恐惧，因而也从属于同样的决定因素。这种情况下的危险就是与自己**的分离。我认为，在这种恐惧与早期危险情境所包含的恐惧之间，费伦茨（1925）曾相当准确地理清了一条脉络。阴茎所拥有的高度的自恋价值可以用下列事实加以解释，即这种器官是保证它的拥有者再度与母亲相结合的条件——也就是说，与母亲的替代者发生**。阴茎被剥夺也就是又一次与母亲的分离，而这反过来又意味着无助地暴露于因本能需要而产生的不愉快的紧张（tension）之中，恰与出生时的情况相同。但现在，由这种需要的增强所引起的恐惧，是一种属于生殖力比多（genitallibido）的特殊恐惧，而不再像婴儿期那样是模糊不明的恐惧。我们或许还可以补充说，对一个性无能的男人（即他因害怕阉割而遭受抑制）来说，作为**之替代的，是幻想回归母亲的子宫内。依费伦茨的思路，我们可以说，这种人过去曾试图用自己的**代表自己而回归母亲的子宫，现在却［在这种幻想中］退行地以自己整个一个人来代替他的**。[312]

在我看来，对超我的恐惧所经历的最后一种变换形态，是死亡恐惧（fearofdeath）（或者说是因生命而产生的恐惧），它实质上是对投射到命运力量（powersofdestiny）中去的超我部分的恐惧。[31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