群体心理学与自我的分析（第2页）

我这样详尽地援引这些段落是为了表明：勒庞把群体中个体状态解释为实际上是催眠状态，而不仅仅是在这两种状态之间做出比较。我们无意在这一点上提出任何反驳，而只希望强调一个事实：群体中改变个体的后两个原因（感染和高度的暗示性）显然不一样，因为感染实际上似乎是暗示性的表现形式。而且这两种因素的效应在勒庞的评价语境中似乎没有明显区分。如果我们把感染与群体中个体成员彼此相互作用联系起来，而我们把群体中暗示作用的那些表现形式——勒庞当作类似于催眠影响的现象——指向另一来源，我们也许就最好地解释了他的观点。但是指向什么来源？当我们注意到该比较的主要因素之一，即在群体情况下将取代催眠师的那个人没有被勒庞论及到时，我们不禁感受到这种缺陷的含义。但他还是在这种仍然是昏暗不清的“着迷”影响与个体彼此施加的、原初的暗示得以强化的感染效应之间，做了区分。

还有另一个重要的考虑有助于我们理解群体中的个体：“而且，根据他成为一个组织化群体的一部分这一纯粹事实，这个人在文明的阶梯上下降了几级。当他只身独处时，他可能是一个有教养的人；而在一个群体中，他是一个野蛮人——即按本能行事的动物。他拥有原始人的那种任性、残暴、凶狠以及豪爽与仗义。”（同上，第36页）勒庞于是特别详尽叙述了当一个人湮没在群体中时所体验到的理智能力的降低。[92]

现在让我们离开个体，而转向勒庞所已概括的群体心理。它所显示的不是单一的特征——精神分析家会在确立或追溯它的来源方面发现各种困难。勒庞本人则通过指出它与原始人和儿童心理生活的相似性而向我们表明了这一方面。（同上，第40页）

一个群体是冲动、易变且不安的。它几乎完全被潜意识所控制。[93]一个群体所服从的那些冲动依情况可能是慷慨的或残忍的，勇猛的或懦弱的，但它们总是如此专横以致没有个人利益——甚至自我保存利益——能被感受到（同上，第41页）。就群体来说，没有什么东西是预先谋划的。虽然它可能热切地欲求某些东西，然而决不会持久，因为它不能百折不挠。它不能在它的欲望和它所欲求的东西的满足之间容忍任何延迟。它具有一种全能感；对于群体中的个体来说，不可能这一观念消失了。[94]

一个群体是格外轻信和易受影响的，它没有批判的能力，对它来说不存在不合适的事。它以意象的形式——凭联想彼此唤起——进行思维（正像个体在自由联想状态中出现的那样），从来不用任何理性的力量去检验这些思维与现实的一致。一个群体的感情总是非常单一且极为浮夸，以至于一个群体既不知道怀疑也不知道不确定性。[95]

群体直接走极端；如果表现出某种怀疑，它会即刻变成无可争辩的确定；一丝反感会转变成强烈的憎恨（同上，第56页）。[96]

正如一个群体本身完全倾向于走极端一样，它通过过度的刺激才能兴奋起来。任何一个希望对群体产生影响的人，在他的论证中不必要逻辑的规则；他必须危言耸听，必须夸大其词，必须一再地重复同样的东西。

由于一个群体对构成真理或错误的东西不置疑虑，而且意识到自己的强大力量，它一面服从权威，一面又毫不宽容。它尊重力量，只是略微受仁慈的影响——它把这纯粹当作是一种软弱形式。它对它的英雄所要求的东西是武力，甚至是强暴。它想要被支配和被压制，并对它的主子感到恐怖。它从根本上说完全是保守的，它深深地厌恶所有革新和进步，无限地尊重传统（同上，第62页）。

为了对群体的道德做出正确判断，人们必须考虑这样的事实：当个体集合在一个群体中时，他们所有的个体抑制消失了，作为原始时代的遗迹而潜伏在个体中的所有残忍、兽性和毁灭性的本能躁动了，去寻找自由的满足。但是在暗示的影响下，群体也能在塑造克制、无私和对理想的奉献方面取得高度成就。尽管就独处的个体来说，个人利益几乎是唯一的驱动力，但就群体而言，这种个人利益几乎微不足道。说个体具有其由群体所确立的道德标准，这是可能的（同上，第65页）。而一个群体的理智能力总是远远低于个体的理智能力，集体的道德行为既可能大大高于也可能大大低于个体的道德行为。

勒庞描述的某些其他特征极为清晰地表明，群体心理与原始人心理的同一是多么富有根据。在群体中，多数矛盾的观念能比肩并存，彼此宽容，不存在任何源出于它们之间的逻辑矛盾的冲突。但是正如精神分析早就指出的那样，在个体、儿童和神经症患者的潜意识心理生活中，情况也是如此。[97]

再者，一个群体受制于语词的真正魔力。语词在群体心理中能唤起最可怕的**，也能使这种**平息（同上，第117页）。“理由和论证胜不过某些语词和公式。这些语词和公式是在群体面前庄重地吟诵出来的，一旦它们被发出声来，每人的脸上便会显露出崇敬的表情，所有人都顶礼膜拜。它们被许多人当作是自然力或超自然的力量。”（同上，第117页）在这方面，仅仅只要记起原始人中的名称禁忌以及他们给名称和语词所赋予的魔力就行了。[98]

最后，群体决不渴求真理，它们需要的是幻觉，没有幻觉便不能行事。它们总是赋予不真实的东西优越于真实的东西；它们几乎被不真实的东西像真实的东西一样如此强烈地受其影响。它们具有不在二者之间做出区分的明显倾向（同上，第77页）。

我们业已指出，幻想生活和出自于未被满足的愿望的幻觉占支配地位，是神经症心理学中的决定性因素。我们发现，指导神经症患者的东西，不是通常的客观实在，而是心理的实在。癔症症状以幻想而不是真实经验的重复为基础，强迫性神经症中的罪疚感以绝没有被执行的罪疚意向这一事实为基础。的确，正像在梦和神经症中一样，在一个群体的心理活动中，检验事物真实性的功能较之有其情感贯注（affectivecathexis）的愿望冲动的力量，变得微乎其微了。

关于群体的领袖问题，勒庞所说的东西就不怎么详尽了，不能使我们如此清楚地分辨出一个潜在的原则。他认为，生物一旦以某些数量聚集在一起，不管它们是一群动物还是人的集合，它们都本能地把自己置于一个头领的权威之下（同上，第134页）。一个群体是一个顺从的动物群，没有首领就绝不能生存。它如此地渴求忠顺，以至于它本能地服从于自称为首领的任何人。

虽然一个群体的需要相应地迎合了领袖的产生，然而他在其个人素质方面也必须适应这一需要。为了唤起群体的信仰，他本人必须被（在观念中的）强烈信仰入迷地支配着；他必须拥有强烈并施加于人的意志，该群体——它没有自己的意志——能从他那里接受意志。然后，勒庞讨论了不同类型的领袖，以及他们对群体施加作用的手段。他总体上相信，领袖们是借助他们本人狂信的那些观念来使自己得以存在。

而且，他把某种神秘的和不可抗拒的力量既赋予这些观念也赋予领袖，他称之为“威信”。威信是被某一个体、一种作品或一种观念影响我们的一类支配性的东西。它直接麻痹我们的批判能力，使我们充满惊愕和崇敬。它似乎唤起像催眠中的“人迷”那样的感情（同上，第148页）。他将获得性或人为性威信和人格威信加以区分。某些人靠他们的名誉、财富和声望赢得前一种威信（某些意见、艺术品等靠传统）。由于在每一情况下这种威信都要追溯到过去，因而在理解这种令人迷惑的影响方面，它不能对我们有更多的帮助。人格威信则隶属于少数凭它而成为领袖的人，它的效果似乎是通过某种有吸引力的魔术作用使每个人服从领袖。然而，所有威信都依赖于成功，它在失败的场合下就会丧失（同上，第159页）。

勒庞给我们的印象是，他没有成功地将领袖的作用和威信的重要性与他对群体心理图景的卓越描绘完全融洽起来。

第三章关于群体心理生活的其他说明

我们通过介绍的方式利用了勒庞的描述，因为它在着重强调潜意识心理生活方面与我们自己的心理学十分一致。但此刻我们必须补充说，事实上，勒庞的论述并没有得出任何新东西。他对群体心理的各种表现所说的一切不利和贬低的东西，在他之前已经被其他人同样独特和同样敌意地说过了，并且自早的文献以来已被思想家、政治家和著作家们用同样的调子重复过了。[99]包含勒庞最重要观点的两个主题——在群体中理智功能的集体性抑制和情感的增强，不久前已被西盖勒（Sighele）系统阐述过。[100]剩下的作为勒庞特有的东西，说到底就是潜意识以及与原始人心理生活做比较这两个概念，甚至这些东西在他之前也常常被人自然地提到了。

不过还要指出的是，勒庞和其他人对群体心理的描述和估价绝非毫无争议。无疑，刚才述及的群体心理的一切现象是正确观察的结果，但区分出群体构成的其他表现形式也是可能的。在这些表现形式中，会在恰好相反的意义上起作用，并且必然对群体心理做出更高的评价。

勒庞本人也打算承认：在某些场合，群体的品格可以高于组成群体的个体的品格，只有集体能产生高度的无私和奉献精神。“就独处的个人来说，个人利益几乎是唯一的驱动力，而就群体而言，个人利益简直是微不足道的。”（勒庞，英译本，1920，第65页）其他作者则列举这样的事实：只有社会才全然为个体规定任何伦理准则，而个体通常是不能以某种或其他的方式达到社会的高要求的。他们还指出，在某些例外的情况下，在团体中可以产生热情奔放的现象——使得最辉煌的群体成就成为可能。

就智力活动而言，事实仍然是，思想领域的伟大决策、重大的发现和问题的解决，只有独立工作的个体才是可能的。但是，甚至群体心理在智力领域也能有创造性的才能，正如尤其由语言本身，以及由民歌、民间传说等等所显示的那样。而且，个别思想家或著作家得益于他生活于其中的群体的影响有多大，以及是否他比完善一项他人同时参与的精神产品所起的作用还要大一些，仍然是悬而未决的问题。

面对这些完全矛盾的说明，看起来似乎群体心理学的工作必然导致无效的结局。但是也不难找到摆脱这种困境的希望。在“群体”一词下面，有可能出现非常不同的结构，需要把它们区分开来。西盖勒、勒庞和其他人论及的是短暂存在的群体——各种各样的个人由某种眼前利益而匆匆地聚集起来。革命群体的特征——特别是法国大革命的特征——无疑影响了他们的描述。与此相反的观点则来源于考察那些稳定的群体或社团——人们在它们中度过一生，它们则体现为社会的各种机构。第一种群体与第二种群体的关系就像滔滔海浪与海底地隆的关系。

麦独孤在他的《群体心理》（1920a）中，就是从刚才叙及的同样矛盾出发的，并且在组织的因素中寻求对这一矛盾的解决。他说，在最简单的情况下，这种“群体”全然不具有组织，或者不具有称得上组织的那种东西。他把这一类群体描述为“人群”（Crowd）。但是他也承认，无论如何，一个人群在不具有初步组织的情况下几乎不能聚集在一起。正是在这些简单群体中，特别容易观察到集体心理的某些基本事实（麦独孤，1920a，第22页）。在一个偶合人群的各个成员能构成像心理学意义上的群体那样的东西之前，必须满足的条件是：这些个体必须彼此间有某些共同的东西，对某一对象的共同兴趣，在某种或其他情境中相似的情绪倾向，以及（我想要插话说，“结果是”）“某些范围的交互影响”（同上，第23页）。“这种心理同质性”的程度愈高，个体形成一种心理群体就愈容易，并且群体心理的各种表现也就愈显著。

一个群体构成后最显著也最重要的结果，是在它的每一成员那里产生的“情绪的高涨或强烈”（同上，第24页）。依麦独孤之见，在群体中人们的情绪会激**到在其他条件下很少或从没有达到的程度；对于那些有关的人们来说，使他们自己如此无节制地受其**摆布，以致被淹没在该群体中并失去他们个体性的局限感，乃是一种令人愉快的体验。麦独孤用他称之为“借助原始交感反应的情绪直接诱发原则”——即借助我们已熟悉的情绪感染，来解释个人被共同的冲动所左右的方式（同上，第25页）。事实是，对一种情感状态的信号的知觉，在知觉它们的那些人中自动地累积而唤起同样的情感。能同时观察到具有同样情感的人越多，则这种自动的强迫就增长得越强烈。个人失去了他的判别能力、让自己陷入同样的情感。但在此过程中，他增加了其他人的兴奋——其他人在他身上也导致这种兴奋，因而个人的情感负荷被相互之间的作用所加剧。这种以强迫的性质去做与他人一样的事，并与别人保持和谐，无疑有某种东西在起作用。情绪冲动越是粗陋和简单，则越是相应地适于扩散至群体。

出自群体的某些其他影响有利于这种情感强化的机制，一个群体给个体的印象，是作为无限的力量和不可抗拒的危险。群体暂时取代了整个人类社会。人类社会是权威的行使者，个人对它的惩罚感到恐惧，因此个人甘受如此多的抑制。对他来说，把自己与社会对立起来显然是危险的，而追随他周围人的样板则更为安全，甚至也许“不惜与狼共舞”。在服从新权威的过程中，他可能会失去他先前的“良心”，如此听任从消除抑制而的确获得的极度快乐的吸引。因而从总体上看，我们应该看到，群体中的个人做或赞许他在正常的生活条件中已避免了的事情，这并不是特别异常的；我们甚至可能以这种方式希望澄清被“暗示”这谜一样的词常常掩盖的一些模糊东西。

麦独孤并不对群体中智力的集体性抑制这一论题提出质疑（同上，第41页）。他认为，智力较低者把高智力者降低到他们自己的水平上。高智力者的行动往往受阻，因为情感的强化大体上会为正常的智力工作造成不利的条件；再者是因为个人受到群体的威吓，他们的精神活动是不自由的；最后是因为每个人为他自己行为的责任感下降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