癔症研究004（第2页）

这个惊奇和直观的实验就作为我的模式。我决定从这个设想开始，即我的病人知道任何具有致病意义的事情，问题只是要让他们讲出来。当我达到这一治疗程度时，如问病人一些这样的问题：“这个症状你有多久了？”或“什么缘故？”之后，我会碰到这样的回答：“我确实不知道。”接着我就采用以下的方法。我把一只手放在病人的前额，或用两只手把住她的头说：“你在我手的压力下会想出来的。当我放松我的手时，你将会在你面前见到某些事，或者某些事会进入你的头脑中，抓住它，它就是我们要寻找的，好，现在你看到了什么或发生了什么？”

在我第一次使用这个程序中（不是用在露西·R小姐身上）[210]，我本人惊奇地发现它产生了我所需要的那种精确的结果。我可以有把握地说从那以后很少使我遭受失败。正如已经指出的那样，这个分析方法应当采纳，它使我能够在没有用催眠梦游术的情况下把每一个这样的分析进行到底。因此，我的自信心增强了，如果病人回答我“我看不到什么”或“我什么也没发生”，我会消除顾虑，将此视为不可能，并使他们相信他们肯定会知道我想要知道的而他们又拒绝相信或抵制的事情。我告诉他们我准备重复用这个程序，只要他们喜欢，我就经常用。每次他们都会看到同样的事情。结果我总是对的。病人尚未学会缓解其危机的能力。他们否认冒出脑海中的记忆或曾经有过的想法，因为这些记忆和想法在当时是无用的，而且是一种离题的干扰；当他们把这些告诉我后，每次都证明这就是我所需要的信息。偶然情况下，我在3～4次轻压后，终于引出了信息，病人会这样回答：“事实上我第一次就知道了，但那时我就是不想说”或“我不希望情况是那样的”。

当作意识受限而扩大治疗是费力的。至少比起催眠术中的研究要费力得多。然而它使我不受催眠术的支配，使我洞察了常常造成记忆遗忘的动因。我能肯定这种遗忘常常是故意的和所期望的，而其治疗的成功却并非显而易见的。

我发现甚或更令人惊奇的是用这样的程序可引出从表面判断已遗忘很久的数字和日期，从而揭示病人会有未预料的正确记忆。

在搜寻数字和日期中，我们的选择是很有限的，这使我们能从所熟悉的失语症理论上得到帮助。也就是说，对记忆来说，认识某事较自发地想起某事是个更轻松的任务。[211]因此，如果一个病人不能回忆一个特定发生的事件的年、月、日，我们可以对他重复可能有关的年份的日期，12个月份的名称和月份中31天的日子，使他断定当我们说对数字或名字时，或他感到是正确的数字或名字时，他的两眼将睁开。实际上大多数病人是在特殊的日期做出决定的。很可能（如凯瑟琳娜·M夫人）经常是从一段时期的纪实情况中正确地认出日期；而在另一些病例中和其他情况下，日期的无可争辩的正确性是从病人所回忆的事实的前后关系中推断出来的。例如，病人把注意力放在“从头至尾点数”的方法而达到说出其日期后，她会说：“啊唷，那是我父亲的生日！”并补充道：“肯定是的，因为我们正说到期待他生日这天的事！”

这里我只能是附带地说到这个话题。从所有这些观察中得到的结论是：起着重要的致病作用的经验及其所有次要的伴随物均正确地保存在似乎当时已遗忘的病人的记忆中——而当时他不能在头脑中回忆起来。[212]

在这长长而又不可避免的离题后，我再回到露西·R小姐这个病例上来。正如我已说过的，我对她施行催眠术的意图不是产生催眠梦游症（hypnobadisis）。她只是表现出很安静，愿接受到某种适度的影响，她的眼睛始终闭着，回答有些呆板，手和脚不动。我问她是否记起第一次闻到烧焦的布丁时的情形。“哦，是的，我完全知道，大约两个月以前，在我生日前两天，我与孩子们在教室里，和她们一起玩烹饪游戏。”（她们是两个小女孩）“正好邮送员送来一封信。我从邮戳上看出其手迹是来自格拉斯哥我母亲那儿，我正想打开看看，孩子们冲到我跟前，从我手中抢去了信并哭叫着：‘不，你现在不能看信，你必须在生日时才能看，我们为你保存着！’正当孩子们在与我玩这个游戏时，突然有一种强烈的气味。他们忘了正做着布丁，而这布丁烧焦了。从此以后，我总是被这种气味纠缠着，整天存在，当我焦虑时，气味更强烈。”

“你很清楚地看到你眼前的情景吗？”“与真的一样，就好像我正在经历着。”“什么事使你如此焦虑？”“因为孩子们对我这么有感情，我很感动。”“他们不总是这样吧？”“是的，但在我收到母亲的信时是这样。”“我不理解为什么孩子们的感情和你母亲的信之间存在对比，你认为似乎是什么原因呢？”“我想回到母亲那儿，但想到离开可爱的孩子，使我感到如此的悲伤。”“你母亲有什么事吗？她是否感到孤独而召你回去？或者她生病了，或你正期待着她的消息？”“不，她不是很强壮，但也不是生病，她的一个同伴与她住在一起。”“那你为什么非得离开孩子们？”“我不能再在这所房子里待下去了，房主、厨师和法国女教师似乎都认为我把自己地位摆得太高了。他们联合起来与我捣鬼，向孩子的祖父说了所有各种反对我的事情，当我向两位先生抱怨时，我没有从他们那儿得到我所期望的那么多的支持。因此我给总经理（孩子的父亲）一个通知。他用友好的方式回答我，希望在我给他最后的决定之前，最好对此再考虑两三周。那时，我处于不确定的状态，虽然心想我应当离开这房子；但我现在还应待在这里。”“除了你依恋孩子，孩子们喜欢你之外，还有什么其他特殊的事吗？”“是的，孩子们的母亲是我母亲的一位远房亲戚，我在她死前保证过我将为两个孩子竭尽全力，我不会离开他们，我将代替他们母亲的位置。而我的通知却毁了这一保证。”

这似乎已完成了病人主观嗅觉的分析。实际上已弄清原先有一个客观的感觉，这个感觉与一个经历小场景密切地结合起来，在这个小场景中两种对立的情感在相互冲突着：她后悔要离开孩子们，而受到轻蔑却又使她下决心这样做。她母亲的信没有不合情理地提示她去做出决定，而是她打算离开这里，与母亲在一起。两种情感的冲突在信来到时上升为一种创伤，而气味的感觉与这种创伤联系在一起，保持下来成为其象征。我们仍有必要解释为什么在实际生活中，一个场景所涉及的全部感知觉中，她就是选择了气味作为一种象征。然而我准备用她鼻子的慢性感染作为解释这一点的帮助。在回答一个直接的问题时，她告诉我正是在那个时候，她的鼻子再次患重伤风，以致不能闻到任何气味。然而当她处于不安宁状态时，她觉察到烧焦的布丁味，这却突破了器质上她所失去的嗅觉感的限制。

但是我并不满足于所做的这个解释。虽然貌似有理，但我遗漏了一些事，即为什么这些不安宁和这样的情感冲突一定导致癔症，而不是其他疾病。为什么所有这些事没有保存在正常精神生活的水平上？换句话说，什么是发生转换的正当理由？为什么她不总是在头脑中回忆发生事情的生活场面本身，而代之以联系到她所选的感觉作为回忆往事的象征？如果我们在处理一慢性癔症患者，其转换机制是习惯性的，那么上述这些问题则可能就是过于好奇和多余的。但就是这个创伤，或无论如何这个麻烦的小故事毕竟使这个女孩得了癔症。

现在我从相似的病例分析中知道在第一次患癔症前，必须有一个基本的条件：一种观念必定在意识中有意被压抑，并排除在联想性的矫正之外。我认为这种有意的压抑也是全部或部分兴奋总量转换的基础。与心理联想分开的全部兴奋较易沿着错误的通路趋向于躯体的运动感觉。压抑本身的基础可能就是一种不愉快的情绪。一种被压抑的观念和构成自我的占优势的许多观念之间出现不相容。而被压抑的观念以逐渐成为致病性因素的方式进行报复。

因此，我从露西·R小姐已屈从于癔症转换这点而推测到在创伤性的决定因素中，可能存在一个她故意要隐瞒和尽力要忘却的因素。倘若将她对孩子的喜爱及她对这所房子里其他成员一些事情的敏感综合在一起，则只能得出这样一个结论。我十分大胆地向病人做出这一解释。我对她说：“我不认为你的情绪的所有理由均与孩子们有关。我相信你爱上了你的主人，即总经理，尽管你可能自己不察觉这一点，而在现实中你暗暗希望代替她们母亲的位置。由此，我们必然想起在你与佣人们多年平静的生活后，而现在你却对他们产生敏感。你怕他们窥探到你的希望并取笑你。”

现在，她毫无抵抗地道出了这种想法的缘由。她告诉我最初几年，她在这所房子里生活得愉快，执行着她的职责，没有任何非分之想。然而，有一天她的主人，一位严肃的、过度工作的、对她总是采取保守行为的男人开始与她讨论起有关孩子们养育方面的事。他较平常随意而又热诚地告诉她，在照顾两个失去生母的孩子上，他是这样的依赖于她；当他说这话时，他富有意味地看着她……就在那一刻，她开始了对他的爱，她甚至沉迷于因这次谈话而令她高兴的希望中。但是，当这种情形没有进一步发展，当她徒劳地等待着第二次这样亲密地交流看法时，她决定放弃她头脑中的所有想法。她完全同意我的观点，即她在与主人谈话期间所见到的主人的样子，可能是出于他对妻子的思念，她非常清楚地认识到她对主人的情感不会得到任何回报。

我期待这次讨论会使她的情况发生基本改变，但眼下并没有发生。她继续精神低落和抑郁。与此同时，我对她进行了水疗，而治疗期间，她在早晨感到精神有些振作。而烧焦的布丁味没有完全消失，但出现的频度减少，强度减弱。她说只有在她非常不安宁时烧焦的布丁味才出现。这种记忆象征表示的持续存在导致我疑及除了这一主要的事情之外，还有附属于此事的、意味着许多小创伤的事。因此我们寻找其他可能与烧焦布丁有关的事；我们深入到这个家庭事务出现摩擦的有关事情，如祖父的行为等，当我们这样做时，烧焦的味道日益消退。这期间，治疗却因她鼻部疾病的复发而中断了相当长时间，这时发现了她筛骨的骨疽。

她回来后，她说圣诞节收到房子两位男主人，甚至仆人们的许多礼物，好像他们都很焦急地要补偿对她的伤害，使她扫除最近几个月中她与他们之间冲突的记忆，但这些良好的愿望并没有对她产生任何效果。

当我再次询问烧焦布丁味一事时，她告诉我已经完全消失了。但又被另一类似于雪茄烟的味道而困扰着。她想这种味道也许早就存在，但过去被布丁味所压倒，现在这种烟味冒了出来。

但是这次她不知道这种主观嗅觉感来自何处——在什么样的重要场合下才具有一种客观感觉。她说：“我们的房子里的人每天吸烟，我确实不知道我所注意的气味是否与某些特殊的情景有关。”当时我坚持认为她应试着在我的轻压下回忆起有关的事。我已经提到她的记忆带有可塑的、生动形象的性质，她属于“视觉”类型的。事实上在我的坚持下，她面前逐渐开始时隐时现而又零星地显现了一个画面，那是在房子的餐厅里，她和孩子们等着两位男人从工厂回来午餐。“现在我们都围坐在餐桌，那两位男人，法国家庭女教师、女管家、孩子们和我。但这似乎每天都是这样的。”“你继续注意这画面，它将会进一步展开，变得更加独特。”“是的，有一位客人。那是总会计师。他是一位年长的男人，他非常喜爱两个孩子，好像孩子们是他自己的孙辈一样。而他经常来这里午餐，但这没什么特别的。”“耐心点，继续观看这个情景，必然会有某些事发生的。”“没发生任何事。我们起身离开桌子；孩子们说‘再见’，与往常一样，孩子与我们一起上了二楼。”“然后呢？”“现在我记起来了，毕竟这是一次特殊的情景。当孩子们说‘再见’时，会计师想要去吻他们，我的主人突然发怒，竟然向他吼叫：‘别吻孩子们！’我感到我的心被刺痛；当时二位主人正在抽烟，而这种雪茄烟味就印在我的记忆中了。”

因此，这是第二次，而且是印象更深的一次情景。像第一次一样，它起着一种创伤的作用，留下了事后记忆的象征。但这种情景造成什么样的结果呢？“这两个情景，哪一个发生得较早一些？是这一个还是烧焦的布丁？”我问道。“我已告诉你的这个情景发生得早一些，大约早两个月。”“当时你为什么在孩子父亲阻止那位老人时，感到刺痛？他的责备不是针对你的。”“他对一位老人，一位于他有价值的朋友吼叫是不对的，再者，他还是一位客人，他本可以平静地说话。”“所以这是否只能说是一种伤害你的粗暴做法？你对他的做法感到窘迫吗？或者你可能想，他为这样一件小事对老朋友和客人如此的粗暴，如果我是他妻子，他更可以对我这样了。”“不，不是这样。”“但这肯定和他的粗暴有关，不是吗？”“是的，当别人吻孩子时，他从来不喜欢那样。”

当时，在我手的压力下，第三个情景，甚至更早时候的情景出现了，这实际上是有作用的一种创伤，如这种对总会计师的情景就有着创伤的作用。早在几个月前，有一位熟识她主人的女士来拜访他们，在她离开时，吻了两个孩的嘴。当时孩子父亲在场，克制自己没对这女士说什么，但当她离开后，他的气愤发在不幸的保姆身上。他说任何人若吻孩子的嘴，他要追究保姆的责任，她有责任制止。如果她允许别人这样做，她要为自己的失职感到羞惭；如果这样的事再次发生，他将把哺育孩子的责任交给其他可信赖的人。这事发生在她仍以为他是爱着她的时候，她正期待着他们第一次谈话的再一次出现。而这件事粉碎了她的希望。她对自己说：“如果他能这样突然对我发怒，为这点小事发出这样的威吓，更何况我对此没有丝毫的责任，以后我难免会有差错，他可能不再对我有任何热情，或者他们已教唆他更多地监督我。”这显然是她记起了令人不快的情景，即当总会计师欲吻孩子时受到孩子父亲的责备。

然后我检查了她的鼻子，发现她对疼痛敏感，几乎完全恢复了反射兴奋性。她也能区别不同的气味，尽管不太肯定，而只能区别强烈的气味。然而，她鼻子的疾患究竟在她气味感觉损害上起着多大的作用？这是我的一个疑问。

这一治疗持续了整整9周，4个月后我偶然在一个避暑胜地遇见了这个病人。她精神很好，使我确信她已保持着康复的状态。

讨论——尽管这个病人只有轻度的癔症和少数的症状，但我并不想低估我所描述的这个病例的重要性。相反，倒是对我有所启发，即纵然像这样一种疾病，当考虑其为神经症时，是徒劳的，而它是由这么多心理因素所引起的。实际上，当我更仔细地考虑这个病例的病史时，我试图把该病例看作特殊类型癔症的一个范例，也就是说，这个疾病的表现可能是一个有遗传倾向的人在某些相应经历后的结果。应当这样理解，我不是指癔症是独立于任何原已存在的素质。很可能并不存在这种癔症。但是我们并没有认识到这类患者的素质，直至她真正成为癔症患者时才清楚；而过去又没有这方面的证据。正如一般所理解的，神经病素质是一种不同的事情。在疾病发作前，病人大量的遗传特征或他全部的心理异常方面就已很明显。就我已述的露西·R小姐没有这两种因素的痕迹。因此，她的癔症可以说是获得性的，推测她可能具有相当广泛的倾向性——获得癔症的倾向性。至今我们尚未注意到这种倾向的特征可能是什么样。然而，这类病例中，主要强调的是创伤的性质，当然，也要结合患者对创伤的反应。现在清楚的是癔症的获得是因为自我和某些代表自我的观念之间发展为不相容性。我希望能在别处表明，[214]为了躲避这种不相容性，“自我”采取的不同方法而如何出现不同的神经症障碍。癔症的防御方法（如我们所见必然具有特殊的倾向性），在于兴奋转变成躯体的感觉运动；这样转变的好处是自我意识中的不相容的观念受到抑制。转而，那种意识含有经转换形成的躯体记忆（在我们这个病人身上是主观的气味感），并且因情绪多少明显附着于那个记忆而受困扰。由此而产生的这个情境不易发生进一步变化；因为要求除掉情感因素的这种不相容性，多亏压抑和转换而存在。所以产生癔症的机制，一方面象征一种道德上的怯弱行为；另一方面象征由自我支配的一种防御措施。我们应充分承认通过癔症的产生而抵制增加了的兴奋，这在某些情形下是最便利可行的。当然，我们会更多地做出这样的结论，即较多的道德勇气可对所虑及的个人有益。

在我们展现这个病人的病史中，创伤性的瞬间就是她的主人因反对他的孩子们被一位女士亲吻，而对她发怒的那一瞬间。然而，当时的情景没有明显的作用（可能过分敏感性和精神不振最初是由于此事的缘故，但我说不准），她的癔症症状直至后来才发生的，而在当时可能被描述为“辅助性”的。[215]我相信这辅助的瞬间的特征是两个分裂的精神症群暂时集中在一起，就像他们在催眠时扩展开的意识中所表现的那样。露西·R小姐这个病例，发生转换的第一次辅助瞬间是在吃饭时，当总会计师试图吻孩子时的情景。这里创伤性的记忆起着一种作用：她的行为没有表现出她好像已摆脱每一件有关她爱自己主人的事。（在其他病例的病史中，这些不同的瞬间重合在一起；转换是在创伤的即刻作用下发生的。）

第二次附属的瞬间相当精确地重复着第一次辅助瞬间的机制。一种强烈的印象暂时再次与病人的意识相结合，而转换再次像第一次情景所采取的那种方式。我们有趣地注意到第二次症状的发展掩盖了第一次症状，所以第一次症状没有很明显地被察觉，直至第二次症状被清除后才发觉。我似乎也值得在此评论一下进行分析后的逆转过程。我对我的所有病例有同样的经验，即稍后引起的症状掩蔽着较早出现的症状，理解整个情景的关键在于通过分析触及后一种症状。

这个病例的治疗过程迫使已分离的精神症群再次与自我意识结合起来。十分奇怪的是，在一定量的治疗后，并没有取得很明显的成功。而只是在完成最后的治疗工作时，病情的恢复突然完成了。

病例四凯瑟琳娜（弗洛伊德）

在1891年的夏季度假中，我旅行去了胡黑塔雷尔[216]，这样我可以暂时忘掉医学，尤其是忘掉神经症。我几乎已成功地达到了目的。一天，当我避开大道，选一条稍偏离大道的路爬山，此山以其景色和管理很好的鸟类禁猎棚而闻名。在费力爬到山顶后，我感到精神振奋和轻松，深深地置身于沉思遥远的未来中。我的思想变得迷茫起来，最初，当有人问我：“先生，你是医生吗？”在我耳边响起时，我都没有反应过来。但这确实是向我提问。这是个看上去较沉闷、约18岁的女孩，过去曾招待过我的用餐，而女房东曾把她叫作凯瑟琳娜。根据她的衣着和举止来判断，她不像个仆人，似乎毫无疑问是女房东的女儿或亲戚。

“先生，你在来访者簿子上签了你的名字，我想如果你能花一点时间的话……事实是我的神经坏了，我去L看过医生——关于我的神经问题，他给过我一些治疗，但我没有好。”

因此，我在这里再次遇到了神经症——对这个强壮的、装束好却不愉快的女孩，再清楚不过的就是这么回事了。我有趣地发现在6000英尺以上的高度，神经症以这样一种方式活跃地呈现出来。因此，我进而问她一些问题。下面我叙述铭刻在我记忆中我们之间的谈话，并且我没有改变病人说的地方方言。

“好，你感到有什么不舒服？”

“我感到透不过气来，不总是这样，但有时会这样，所以我想我会窒息的。”

乍一看，这似乎不像是个神经症症状。但不久便在我面前发生了，可能就描述的病情而言它只意味着焦虑的一次发作：她因焦虑所引起的感觉征群中，选择了气短这一症状，并对这一症状显示了过分的紧张。

“坐在这里，当你‘透不过气来’时是什么样的感觉？”

“这种情况总是突然发生的。开始时像什么东西压在我的眼睛上。我的头变得很沉，有可怕的嗡嗡声，我感到头晕以致几乎倒下。然后有某种东西压在我的胸口，使我不能呼吸。”

“你没注意到你的喉咙有什么东西吗？”

“我的喉咙挤在一块，好像我要噎住一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