癔症研究003（第2页）

傍晚，她精神很好，现出很好的幽默感。她顺便告诉我，电梯的事不是如以前所说的那样。电梯主人只说他这样做是不让人乘坐电梯下楼的一个借口。她问了我许许多多与疾病无关的问题。她的面部、手的拇指侧和腿部有令人痛苦的严重疼痛。如果她坐着不动或凝视某一固定点相当长时间后，脸就会绷紧和疼痛起来。如果她提起任何重的东西，手臂就感到疼痛。检查她的右腿表明她的大腿具有相当好的感觉，腿的较下部位和脚有高度的麻木，臂和髋部程度较轻。

催眠中，她告诉我她仍偶尔有恐惧的想法，诸如某事可能会发生在她的孩子身上，孩子可能生病或失去生命，或正在度蜜月的弟弟可能有意外，或弟媳可能死去（因为她所有兄弟姐妹的婚姻都很短暂）。我不能再列举她所有其他的有关害怕的例子。我不准她在没有理由值得害怕时害怕起来。她答应放弃害怕，原因是“你要我这样做”。我对她的疼痛、她的腿等做了进一步的暗示。

5月16日早晨，她睡得很好。她仍诉说脸、臂和腿痛。她很快活。对她的催眠没有提供什么情况。我用感应电流刷子刺激她麻木的腿。

傍晚，当我一进去，她一惊并说道：“我很高兴你来，但我很害怕。”在这同时她说到每一个恐怖的事情，并伴有口吃和抽搐。我先是让她告诉我在清醒状态下发生的事。她弯起手指，又张开她的手掌，以生动的画面述说着她的恐怖：“一个非常大的老鼠突然在花园中从我的手边穿过，一刹那不见了；有一些事情一直在来回闪动着（来自幽灵游戏的幻觉？）；一大群老鼠在树上；难道你没听到跑马场上的马蹄声吗？隔壁房间有个男人在呻吟，必定是手术后的疼痛；我能去吕根这地方吗？我能否有个那样的火炉？”她因脑海中接二连三出现的大量想法和尽力从中找出她周围的真正事物而感到混乱。当我问起现在的事情，诸如她的女儿们是否来这里时，她无言以对。

我尽力在催眠中解决她头脑中的混乱。我问她什么事使她害怕。她复述着伴有各种恐怖症状的老鼠，还补充道：当她下台阶时看到一个可怕的动物躺在那儿，又突然消失。我说这些都是幻觉，告诉她不要害怕老鼠；只有醉汉才会这样看它们（她非常讨厌醉汉）。我告诉她比肖普·哈托[186]的故事。她也知道这个故事，并且很恐怖地听着这个故事。我接着问她：“你怎么会想到马戏场的？”她说她清楚地听到近处马厩里马的跺脚声，马被缰绳拴住，这可能会伤着马。通常此时约翰都出去松开马匹。我否认附近有马厩或隔壁房间有任何人呻吟。那么她知道自己在哪儿吗？她说她现在知道，但在这以前她以为是在吕根。我问她怎么会有这样的记忆，她说他们曾在花园里说话，花园的一角很热，她突然有个想法想到吕根那遮掩的露台。当时我问她，在吕根有什么不愉快的记忆吧？她说了一系列不愉快的事情。在那里她的腿和臂得了最可怕的疼痛病；当她外出远足时，几次遇到大雾而迷失方向；有两次，当她散步时，一个公牛总是尾随着她等。那么今天这事怎么会侵袭她的呢？她回答着：“怎么会？”她今天写了许多信，花了3个小时，使她头很疼。我因此推断她的谵妄发作是因为疲劳所致，而其内容是联想到花园中无遮掩的地方等，我重复着我习惯给予她的教诲，使她安然入睡。

5月17日早晨，她昨晚睡得很好。在今天的麸糠浴中，因麸中有虫而惊叫起来。我从护士那儿听说此事。她本人不情愿地告诉我这件事。尽管她几乎显得过分快活，但终究哭了出来，发出了“呜”声，脸上有恐怖的表情。她的口吃也比前几天厉害，她告诉我昨晚做梦，她在许多水蛭上散步。昨夜，她做了许多可怕的梦。梦着自己要埋葬许多死人，把死人放在棺木中，但没能放上棺盖（显然是对她丈夫的回忆）。她进一步告诉我在她生活历程中，她有许多与动物在一起的惊险活动。最糟糕的一次是一只蝙蝠挂在她的衣服上，所以她没穿衣服就赤身**地冲出房间。为了治愈她的这种害怕症，她弟弟给她一个蝙蝠造型的胸针；但她从来不戴。

在催眠中，她解释害怕虫的由来是：她曾经收到一个很漂亮的针插礼物。但第二天早晨当她要使用时，许多小虫从中爬了出来，因为针插里装的是不十分干的麸糠（幻觉？可能是事实）。我要她告诉我更多的一些动物故事。她说，曾经有一次，当她与丈夫在圣彼得堡的一个公园里散步时，通向水池的道上都是蟾蜍，于是他们只好回转。曾经有几次她不能向任何人伸出手来，因害怕变成可怕的动物，以后这种情况经常发生。我试图逐一使她从动物害怕症中解脱出来，就逐一地问她是否害怕每个动物，在某些情况下她回答“不害怕”，但在另一些情况下，她答道：“我未必害怕它们。”[187]我问她为什么昨天有那么多的口吃和肌肉**，她回答当她非常惊恐时总是这样。[188]但为什么昨天她如此的惊恐？这是因为在花园里，各种强迫性思想出现在她的头脑中：在治疗将结束时，就她如何能特别地阻止某些想法再次充斥于头脑，我反复说出她可放心的三点理由：（1）她已变得较健康和有较强的抵抗力；（2）她应当养成习惯将自己的思想告诉与她相处很好的人；（3）今后她应不在乎所有那些已经加重她精神负担的事情。她继续说因近来没有感谢我对她的多次访视而感到担忧；她担心因最近情况的退步，我会对她失去耐心。她非常困扰和害怕的另一原因是负责该房子的医生在花园里问一位绅士是否现在愿做手术。他的妻子坐在他身边，她（病人）不禁想到这可能是这个不幸的男人的最后一个晚上。在这最后一件事叙述完后，她的忧郁似乎被扫除干净。[189]

傍晚，她非常快活和满意。催眠没有发生什么事。我致力于治疗她的肌肉疼痛和恢复她右腿的敏感性。这在催眠中是很容易做到的，但在清醒时，她恢复了的敏感性却再次部分地丧失。在我离开她之前，她表示出惊讶，因为她的颈部**的感觉已有很长时间了，而这通常是在每次雷雨前出现。

5月18日，她昨晚睡得比以往几年的所有晚上都好。但在浴后她诉说颈背、大腿发冷，脸、手、脚疼痛。她的面容紧张，两手紧握着。由于她的颈部**，催眠术没有显示出心理意义。在她醒来后，我用按摩使之得到了改善。[190]

我希望最初3周治疗的这一摘录足以清楚地描述出该病人的状况、我在治疗上努力的特征及其成功的程度。我将在下面的病史做进一步的阐述。

以前我描述过的谵妄在埃米·冯·N夫人病情中持续相当长的时间。由于我没有主动去寻找其症状及基础，而是等病人出现症状或要她告诉我引起她焦虑的某些思想，她在催眠不久便停止产生这些想法。因此我主要是使用这样的方法，目的是使她头脑中始终存在一些准则，以免她回到家中后又倒退到以往相似的情况。在那时，我完全受伯恩海姆书中暗示的影响[191]，我期望从这样的教育性的措施中得到比我今天所得到的更多的结果。我这个病人的情况改善得非常快，不久她使我确信自从她丈夫去世以来，她就从未感觉这样好。在治疗持续7周后，我允许她回到巴尔蒂克的家中。

是布洛伊尔博士，而不是我在7个月后得知她的近况。她的健康状况持续数月很好，后来又因新的精神休克而再次衰竭。她的长女在第一次与母亲待在维也纳期间，也随母亲一样发展了颈部**和轻度癔症状况；特别是她因子宫后倾在走路时感到疼痛。在我的建议下，她到我们最有名望的妇科N医生那儿去治疗，用按摩的方法使子宫正位，所以已有数月不疼了。然而现在又复发了。她们在家时，她母亲从邻近大学区请了一位妇科医生。这位医生为女孩开出了局部和全身的处方，却引起了她严重的神经过敏性疾病（那时她17岁）。可能这已经是她病理素质的一种迹象，而在一年后所表现的特征是她的性格改变。她的母亲抱着那种通常兼有温顺和多疑的态度把女儿交给这些医生。由于治疗效果不佳，她母亲被强烈的自责所压倒。一连串我未曾察探到的想法使她产生这样的结论，即N医生和我应对女孩的病负责，因为我们疏忽了她的严重病情。因此，我的治疗在她身上失去作用，她迅速倒退至我曾经解脱她以前的状态。在她邻近有个知名的医生，她去那儿寻求治疗。布洛伊尔医生与她一直保持通信联系，成功地说服她，使她相信，她所责备的两位医生是无辜的。但即使这个想法澄清之后，那时她对我产生的厌恶仍旧存在，就像一种癔症的残余，她宣称我已不能再对她治疗。在同样的一个医学权威的劝导下，她转而到德国北部的疗养院去寻求帮助。应布洛伊尔的要求，我向那里的医生解释我所发现的对她有效的催眠治疗的矫治作用。

我发现她比我收到的信中所说的要好得多。她能够走动，摆脱了焦虑；大多仍维持着我去年治疗成功时的状况。她主诉是经常有混乱的状态，她把这称为“头脑中的风暴”。除此之外，她患有失眠，常常一次要哭几个小时。她在每天特定的时间感到悲伤（5点）。这是她在冬季看望住在护理院的女儿的规定时间。她的口吃和发出的吧嗒声很厉害，两手一直摩擦着，好像是在发怒。当我问她是否看到许多动物时，她只答道：“哦，保持安静！”

在我初次试图诱导她催眠时，她握紧拳头叫道：“我不要注射安替比林，我情愿疼痛，我不喜欢R医生，我讨厌他。”我发觉她是联想到了在疗养院被催眠的回忆。待我一把她带回到现时的情景中来时，她就镇静下来。

在一开始恢复治疗时，我已经有一个启发式的经验。我问她口吃重现有多长时间，她迟疑地回答（在催眠中）是冬天在D这个地方一次休克之后。她所住旅馆的服务员藏在她的卧室里。她说在黑暗中，她误以为是大衣，伸出手去拿它时，这个男人突然“从天而降”。我则把她的这一记忆画面驱赶掉，事实上从那时起，她在催眠和清醒时都明显停止了口吃。我记不起是什么导致了我暗示试验的成功，但当我那晚转到另一个话题，用简单而又无恶意的语调问她，当我离开时（她那时已躺下睡了），我拴住门，这样没人能偷偷溜进房间。令我惊奇的是她又开始粗暴起来，出现磨牙，摩擦双手。她表示她曾因这类事情在D处有严重的休克，而我又不能说服她对我说出这个往事。我观察到在她头脑中有着那天早晨催眠中告诉我的同样故事，我以为我已扫除掉了。在下一次的催眠中，她告诉我这个故事的更多细节和更真实的情节。一次在她兴奋中，她在走廊上来回走动，发现女佣的卧室门开着。她想进去坐一坐。她的女佣挡住她但她不甘休并进了女佣的卧室，然后看到一个暗的东西靠在墙上，该东西实际上是个男人。这个小小的奇遇显然是个**的因素，这使她对此事产生不真实的解释。这件事使我懂得在催眠下一个不完整的故事并不产生治疗的效果。我本人已习惯于不完整的故事产生症状不改善的现象，我逐渐能从病人的脸上觉察出他们是否没有隐瞒所表白的基本内容。

我对她描述的“头脑中的风暴”的斗争比起其余以往经历花了更长时间。当我初次见她处于这类状态中时，她正躺在沙发上，脸扭曲着，全身不停地躁动。她一直把双手压在前额上，以渴望和无助的语调叫着“埃米”的名字，这是她长女，也是她自己的名字。在催眠中，她告诉我在她女儿治疗期间，反复出现许多次压倒自己的沮丧状态，当她花费数小时，试图发现方法纠正其不良作用时终不得其解。在这时，她感到自己的思想变得混乱起来，她就搞出叫出她女儿名字的方法，这样有可能帮助她回到清醒的思想中来。当她女儿的疾病赋予她新的责任期间，她感到自己的神经状态再次使自己变得强大起来，她决心无论为女儿做什么都必须避免混乱，无论她头脑中的一切事物有多么混乱。

在几周治疗过程中，我们也能处置这些记忆，我对埃米夫人的观察持续较长的一段时间，她的情绪十分好。在治疗即将结束的时候发生了一些事，我将加以详述。因为这些事十分明显地反映了病人的性格和她的各种精神状态的表现方式。

一天，我在午餐时间招呼她，吓得她把某物包在纸里扔进花园中，而纸团被守门人的孩子拿到了。在回答我的问题时，她承认纸里是她的（干的）布丁，每天她都这样做。这导致我调查其他所剩的几道菜，我发现一半以上的食物剩在盘子里，我问她为什么吃得这么少，她回答道，她不习惯吃得较多，因为如果吃得多，她感到不舒服；她与她已故的父亲的体质一样，也是吃得较少的人。当我问她喝什么，她告诉我她只能耐受浓的饮料，如牛奶、咖啡或可可；如果她喝水或矿泉水，就会损害她的消化。这完全是神经质选择病症。我取了她的尿样，发现其浓度高，尿酸盐过多。

因此我想，介绍她喝更多的饮料是合适的，增加她的食物量也是无疑问的。确实，她看上去不是十分明显的消瘦，但毕竟需要花精力针对她的饮食做少量的增加。当我下一次访视她时，我给她订了一些苏打水，并禁止她惯常处理布丁的方法，她显得相当的烦乱。她说：“我会这样做的，因为你要我这样做，但我以后告诉你这样会更糟，因为它违背我的本性，因我父亲就是这样的。”当我问她在催眠中为何不能吃得更多或喝任何水时，她用较低沉的语调回答：“我不知道。”次日，护士报告她吃完了一份食物，喝了一杯苏打水。但我发现埃米夫人处于极度抑郁状态和非常粗野的情绪中。她抱怨有非常厉害的胃痛，“我告诉你会发生什么的，”她说，“我们已经牺牲了这么长时间斗争所取得的成果。如果我吃得较多或喝水，每次总是损害我的消化，在我能吃东西前，我必须自己完全禁食五天到一周。”我使她确信没有必要饿着自己，这样做不可能有害于她的消化：她的疼痛只是因对吃和喝的焦虑心所致。很清楚，我的这种解释没有对她产生哪怕是最轻微的影响。之后不久，我试图把她引入催眠，可第一次出现催眠失败；她向我投来狂怒的目光，使我相信这是她公开的反抗，这情景是非常严重的。于是我放弃了催眠意图，宣称给她24小时仔细考虑这些事，并接受这样的观点，即她的胃痛只是出自她的害怕。24小时以后，我将问她是否仍认为她会因喝一杯矿泉水或吃一份适中的饭菜而有一周的消化问题，如果她说是，我将要求她离开，这个小小的情景与我们平时大多友好的关系是截然相反的。

回答很迅速，又根据年月顺序从她储存的记忆中产生一系列的理由：“我正在想这怎么会的，当我是一个孩子时，淘气时总是拒绝吃我的那一份饭。我母亲对此很严厉，在将受惩罚的威胁下，我必须过两小时后才能吃留在同样盘子里的那份饭，那时饭已很凉，油脂变得很硬。”（她显示出厌恶的神情）“……我仍旧能看到我面前的叉子，其中一个叉子的尖有点弯曲。无论何时我坐下来吃饭，我总是看到我面前盘子中的冷肉和食物上面的油脂。许多年后，我与弟弟住在一起，他是个官员，患着可怕的疾病。我知道此病是传染的，所以极害怕出错，害怕拿他的小刀和叉子（她震颤着），尽管如此，我还是和他一起用餐，这样没人会知道他有病。不久以后，我又照顾我的另一个弟弟，因那时他得了很严重的肺结核。我们坐在他的床边，而他的痰罐总是敞开着放在桌上（她又震颤着）。他习惯于吐痰时，穿过盘子，把痰吐到痰罐里。这总使我感到厌恶，但又不能显现出来，怕伤害他的感情。无论何时我吃饭时，痰罐总在桌上，使我感到厌恶。”我自然是要彻底清除这一系列讨厌的印象，于是问她为什么不能喝水，她回答说，当她17岁时，她的家在慕尼黑待了几个月，几乎所有的家庭成员都因喝了不好的水而感染上了胃粘膜炎。其他家庭成员经医治后很快得到缓解，但她却始终病魔缠身。别人介绍她饮矿泉水，她也没因此而改善。当医生开出处方时，她立即想到“这对我没什么用处”。从那以后，她一直无数次地不堪忍受普通水和矿泉水。

在催眠中揭示出的治疗效果是立即出现的，并保持下去。她没有饥饿一周，而恰恰在第二天毫无困难地又吃又喝。两个月后她在一封信中写道：“我吃得很多，体重增加许多，我已经喝了40瓶水。你认为我会继续这样吗？”

第二年的春天，在她的靠近D的庄园，我再次见到冯·N夫人。这时她的长女（即“头脑中有风暴”时叫她的名字）已进入异常的发育期，她呈现放纵的动作，这是因为她的天赋较差，她变得不驯服，甚至粗暴地对待母亲。我仍赞赏她母亲的自信，向她说明我对她女儿情况的观点。对这个女孩心理上的改变，我形成一种不良的印象。事实上也正如我所预言的，她父亲哈拉·冯·N与前妻所生的子女都死于偏执狂。她母亲家庭中，也有神经病变的遗传性，尽管没有一个近亲发展成慢性的精神病。我与冯·N夫人的交谈中，对她的提问均毫无保留自己的观点，她平静地接受和理解。她变得强壮起来，看上去日趋健康。自从最后一次治疗以来，过去的9个月她觉得很好。只有稍微的颈部**和其他轻微的不适。我在她家住的7天中第一次认识到她的责任、职业和智力活动所有方面。我也遇见了她的家庭医生，他没有对这位女士发泄多少抱怨，因此她已经达到某种程度的中止治疗。

这些天中，她也抱怨记忆的中断，“特别是那些非常重要的事件”。由此我断定过去两年我所治疗的完全有效，并继续产生效果。一天，她与我沿着林荫道散步，这是她房子通向海边的一条路，我冒险问她是否此路经常有许多蟾蜍出没。她向我投来责备的一瞥作为回答，但没有恐怖的症状。过一会儿，她因此而言过其实地说：“但从前这里却真是这样。”针对她不愿坐火车的毛病，我引导她进入催眠，在催眠中她本人似乎不满意她给我的回答，显出一种害怕，怕以后在催眠中不像以前那样听话。我决定让她相信结果恰恰相反。我在一张纸上写了一些字，交给她并说：“今天午餐时，你要给我倒一杯红酒，就像昨天你做的那样，当我把杯子举向唇边时，你就说：‘哦，请给我也倒一杯。’当我去拿酒瓶时，你又说：‘不，谢谢你，我想我不会喝的。’然后你会把手放在你的提包中，拿出一张纸，发现纸上写有那些同样的字。”这时正是早晨。几个小时后，这个小插曲在我事先安排下真的发生了，它是那么的自然，所以这么多在场的人中没有一个人注意到了什么。当她向我要酒时，显出明显的内心斗争的样子，因为她从不喝酒，当她拒绝喝酒后伴有明显的放松，她把手伸到提包中，抽出一张纸，上面写着她刚说过的最后几句话。她摇着头，惊奇地凝视着我。

在1890年5月访视后，我知道冯·N夫人的消息就渐渐地少了。我间接听到她女儿的悲惨情况，这使她非常忧郁和不安，甚至损害她的健康。最后，在1893年夏，我收到她的一张便笺，问我是否同意另一位医生给她催眠，因为她又病了，不能来维也纳。开始，我不明白为什么我的允许是那么必要，直至我回忆起1890年，在她本人的要求下，我曾出于保护她，不让她被任何他人催眠，以免使她因为受到一个她所不喜欢的医生的控制而产生抑郁的危险后才恍然大悟。因此我写信给她，表示放弃我对她专有的催眠特权。

讨论——除非我们一开始就完全同意所涉及的术语，否则就不易决定一个特殊的病人是否该被诊断为癔症或某些其他的神经症（我们这里说的神经症不是纯粹的神经衰弱型）；我们仍期待着的指导方针是它会在一般发生的混合性神经症中建立界限性的标准，为这些病勾画出基本的特征。因此，如果我们仍习惯于用较狭窄的术语观念，即用所熟悉的典型病例的相似性来诊断一个癔症患者，那么，无可争辩，埃米·冯·N夫人这个病人就是一个癔症患者，她的轻度谵妄和幻觉（同时她的其他心理活动仍保持完好）、她的人格变化、在人工催眠梦游状态下的记忆的储存、她疼痛的那条腿的感觉缺乏、她的病历中透露出的某些资料以及她的卵巢神经痛等，无疑是癔症的特性，或至少说这是个病人。我们所要提出的问题就是病人的一个独特特征，这也为诊断一般癔症的可信性提供了一个机会。我们已在该卷开始的《绪言》中解释过，我们认为癔症的症状是创伤作用于神经系统而导致的兴奋作用和残存。如果最初的兴奋被发泄或通过思维活动发泄出来，就不会遗留这种残存的兴奋，也就不可能出现一定量的观念（纵然其数量是不能测量的），我们必须把这考虑为兴奋总量作用于神经系统的过程，由于该兴奋量没有相应地被用于外部的行动，因而转变成慢性症状。[193]现在我们通常发现癔症病人中，这种创伤性的“兴奋总量”的相当一部分转变成单纯的躯体症状，正是癔症的这种特征的表现方式而被认为是一种心理障碍。

我们这个只有很少转换的癔症病人，其精神症状分为情绪改变（焦虑、忧伤的抑郁）、恐惧和意志缺失。后两类精神紊乱被精神病学家法国学派看作精神衰退的特征。但就我们这个病人来说，他们却视为是创伤性经历所决定的。这些恐怖和意志缺失大部分起源于创伤，我将在下面详述。

确实，某些恐怖相当于人类原发性恐怖，特别是神经质的人，例如，她对某些动物的害怕（蛭、蟾蜍以及梅菲斯特吹嘘自己为所有害虫的主人[195]以及雷暴雨等）。而这些恐怖也由于创伤性事件而较牢固地保存下来。因此她害怕蟾蜍是由于她儿童时代早期的经历，即她的兄弟们向她扔一只死蟾蜍而得到强化，导致她癔症性抽搐的第一次发作；同样，她害怕暴风雨所出现的休克使她产生一种吧嗒声；而她害怕大雾是因为她在吕根岛散步时的情形所致。然而，这一群原发性恐怖，有人可能说成是本能性的害怕（认为是心理特性）起着优势的作用。

其他较特殊的恐怖也是因特殊的事件所造成的。她惧怕不能预料的和突然出现的休克是因为看到她丈夫可怕的印象的结果，那时她丈夫看上去很健康，却在她眼前死于心脏病发作。她对陌生人和一般人的害怕是由于受到丈夫家庭的迫害，迫使她去见代理机构的每一个陌生人，那时她似乎觉得陌生人很可能知道扩散在外有关她的文章和说的话。她害怕疗养院及其同住者可追究到所有一系列她家庭中不愉快的事，以及一位傻乎乎的女仆告诉她的一些故事。除此之外，这种恐怖一方面是由于健康的人们所感受到的原始和本能的精神病的恐怖引起的；另一方面是由于像她那样的、不亚于所有神经症患者的害怕变疯而引起的。她十分特别的是害怕某人站在她后面，这是她年轻时及以后生活中许多恐怖的经历所造成的。由于在旅店中发生的事特别使她痛苦，由于它含有性欲的暗示，所以就强化了她害怕陌生人偷偷溜进她的房间。最后她害怕被活埋，这点与许多神经症患者一样，完全可用她的信念来解释，即她认为她丈夫的躯体被抬出去时没有死。这种信念给她一种如此令人感动的表现——不能接受她与所爱的、一起生活的男人就此突然去世的现实。然而，以我的看法，所有这些心理因素[196]尽管可解释不同的恐怖内容，但不能解释其持久存在的问题。我认为有必要引证神经症的因素来解释其持久存在的问题，即病人数年来一直生活在禁欲状态中。在诸多引起焦虑[197]的原因中，这个情况最为主要。

在这个问题上，我或许可以提到一篇短论文，其中我试图对癔症性瘫痪做心理学的解释（弗洛伊德，1893c）。我做出一个假设，即这些瘫痪的原因是一组相关的想法难以达到新的联想，我们认为这些想法与躯体的肢体之一有关。因为不能达到新的联想，转而又依赖于这样一个情形，即瘫痪的肢体被卷入创伤性回忆——一种带有情感的、未被处理的回忆。我从病人的日常生活中的一些实例明白，那是一种对未予解决的情感的一个想法的贯注，[198]这样的贯注总是涉及一定量的不能联想和一定量的不相容的新的贯注。

迄今为止，我尚未成功地借助于催眠分析来证实这种关于运动性瘫痪的理论，但是我能引证埃米·冯·N夫人的厌食症来证明这种机制是某些意志缺失的操作性机制，意志缺失不是别的，而是一种高度特殊化的——或用一个法语来表达“系统化的”——心理瘫痪。

埃米·冯·N夫人的心理情境特征从其本质来看，着重有两点：（1）抑郁的情感联系着她的创伤经历始终未予解决——例如，她的抑郁、痛苦（关于她丈夫的死）、怨恨（她丈夫家亲戚对她的迫害）、厌恶（强制性进餐）、害怕（有关她许多惊吓的经历）等。（2）她的记忆活跃，有时是自发的，有时是对当时刺激的应答（如关于圣多明各革命的新闻），使她把带有情感的创伤一点一点地带入当前的意识中。我的治疗程序是基于她记忆中的这种活动过程，致力于日复一日地解决和摆脱在特殊的日子里所浮现的任何问题，直至她为之受影响的病态记忆的贮存基本消退。

我们不可能把这些病人的所有躯体症状归因于同一缘由。相反，即使躯体症状不太多的病人，我们发现其癔症的躯体症状是由不同的原因所引起的。因此我首先从躯体症状中的疼痛进行尝试，正如我所见，埃米·冯·N夫人的疼痛从根源上肯定是机体的肌肉、肌腱或韧带的轻微（风湿性）改变，这种疼痛在神经症患者中远较正常人为多。另一种疼痛很可能是对痛苦的记忆，这是烦躁时的记忆象征[199]，而照顾病人对患者的生活起着非常大的影响。这些疼痛也可能本来是器质性原因所致，但因神经症的缘故，病人会适应这些疼痛。我主要根据对冯·N夫人的观察而对其疼痛下这些断言的，这在我以后的章节中将有报告[200]，在这个特殊问题上，我们从病人身上几乎收集不到资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