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常生活心理病理学005（第3页）

对女人的爱恋和对军队的服务，都要求我们不要忘掉与此有关的每一件事情。通过这样的方式，也暗示了这样的观念，重要事件的遗忘是不可避免的，对这个被遗忘的重要事情而言，实际上并没有将它作为重要的事情看待，或否定其重要性。[86]如果我们用心理的方式对此加以分析，就会发现我们不能拒绝这样的解释。没有人会忘记对他来说极为重要的事情，如果他心理正常的话。我们的研究仅仅是那些或多或少引人注意的意向的遗忘，我们并非认为所有的意向都没有意义；否则，意向就没有产生的必要。

里南特报告过一个来自战俘营的例子，也属于这一类遗忘。这种被压抑起来的意向以“对立意志”的形式表现出来，并使他处于尴尬的境地。

“这个战俘营主要是为官员而设的，一个级别最高的官员受到了他的战俘同伴的攻击或羞辱，为了避免类似的纠纷再次出现，在他重新分配人员时，想利用自己的权威手段将这个人转移到其他的战俘营。但在几个朋友的劝说下他决定放弃自己的计划，采纳这些朋友的意见——虽然这不符合他的真实欲望——尽管其结果不能使自己满意。同一天上午，作为一个高级军官，在营警卫的监督下，需要对这些官员点名，他对这些官员早就很熟悉了。在点名时，以前从未出现过失误，但这一次他却漏掉了这个攻击过他的人的名字，因此出现了这样的结果：当所有其他人都解散了的时候，唯独这个人还留在这里，直到最后发现这个失误时为止，这个被忽略的名字很清楚地写在名单上。有的人将这个偶然事件解释为一种存心的攻击，而另一些人则将此解释为可能会被误解的不幸事件。后来，在熟悉了弗洛伊德的《日常生活心理病理学》之后，这些当事人才对这一情景有了正确的解释。”

在另一些情况下，发现这种遗忘的动机并非易事，一旦当发现了这个动机，自己往往会感到非常吃惊。例如，去年我注意到这一现象，对我探访的患者而言，我忘记去探访的或者是没有付费的患者，或者是我的同事，当我发现这个污点后，我便设法将每日的探访记录下来，以避免这种失误的出现。我不知道其他的医生是否有同样的经历。通过这种方式，我找到了一个神经衰弱（henic）患者忽略记录一些东西的原因，在他的声名狼藉的“笔记”中，他往往忽略告诉医生的东西，其原因表面看来是这样的：他对自己的记忆的再现能力没有信心，这也许是正确的。但事情的进展往往是这样的，患者以流水账的方式阐述着他的许多表现和要求，在他说完并做了片刻的停顿后，拿出他的记录，很抱歉地说：“我做了一些记录，因为这些我很难记住。”

他会发现他记录的并没有什么新的东西，不过还是不断重复这一句话：“对了，这个问题我已经问过了。”这种记笔记的方式或许仅仅表明了他的这些症状之一，或说明了他的意向被他的这种潜意识的动机干扰的频率。

和大多数健康的朋友一样，我很难避免这种遗忘，我承认——尤其是在过去的岁月里——我很容易忘掉归还借了很久的图书，很容易在做完一些事情后忘记付钱。很久以前的一天上午，在我经常买烟的店里，我买了烟后没有付钱就离开了，这种忽略并无多大妨害，因为这里的人都认识我，只要以后提醒我一下就可以了。但是，我的这个微不足道的疏忽，我的这个压缩开支的企图，和前一天产生的、现在仍起作用的关于生活预算的想法不无关系。在这些所谓的德高望重的人当中，在涉及到钱财的时候，他们都会流露出这样的行为。这或许源于原始的吃奶时的贪婪，他们想拥有每一件物品（目的是将此放入口中），现代的文明和教育也不能将此完全消除。[90]

对于重要的意向来说，我们发现，其遗忘一般来说是在潜在的反对其表现的动机干扰时产生。

对一些不太重要的意向而言，我们认为与另一种遗忘机制有关，即在另一种材料与这个意义上的意向的内容在表面上形成联系时，它就转化为另一种意义上的意向，这里有一个例子正说明了这种情况。我十分珍视高质量的吸墨纸（Léschpapier）。一天，我决定下午在外出散步时买一些这样的纸；但是，我连续4天都将这件事忘在脑后，直到我开始分析这种失误的原因，其原因是显而易见的，尽管我通常将这个词写成“L?schpapier”。但我在说话时则将之说成“Fliesspapier”（吸墨纸的另一种叫法），Fliess是我柏林的一个朋友的名字，这些天他使我出现了一些焦虑、厌烦的思想，当时我无法摆脱这些思想的影响，这种防卫倾向由于其单词的相似通过转移的方式表现出来，原来的意向转化为另一种不重要的意向，而这种意向不会遇到阻碍。

在下面的这个拖延例子中，这种对立意志和隐蔽的动机都有很明显的表现。我写了一本关于梦的小册子（1901a），文中总结了我的《释梦》（1900a）一些观点，这属于《心理和生理生活的边缘问题》系列丛书的一部分。威斯巴登的伯格曼（出版商）将书的清样寄给了我，并让我尽快将校对好的清样寄过去，因为要赶在圣诞节前争取见书。当天晚上我就校对好了清样，将它放在了我的抽屉里面，以便第二天早上再将它取出来。第二天早上，我将这件事忘掉了，直到下午在我看到桌子上的包装纸时才想起来。但是，这天下午、晚上，甚至第二天的上午，仍然将寄这个清样的事忘得干干净净，直到这天下午，我才强迫自己将这个清样放到信箱。我当时一直不明白我的这种拖延的原因，很明显，我并不想将这个清样寄出，但我不知道为什么。在一次散步的时候，我给我的维也纳的出版商——这个出版商出版了我的《释梦》一书——打了一个电话，我谈了我的一些要求，然然后说——好像是强迫性的——“我猜想你已经知道我又写了一本关于梦的书。”“什么，我不明白你的意思。”他回答，我说：“你不要大惊小怪的，只不过是属于劳温费德卡拉系列的一本小册子。”但他仍对此感到不满，他担心这个小册子的出版会影响《释梦》一书的发行，我不同意他的这个看法。问道：“如果我将这件事提前告诉你，你会拒绝这本书的出版吗？”“不会，我当然不会。”他说。无论是在人格上，还是在实践上，我的所作所为并没有什么过错，然而对这个出版商的歉意是我拖延清洋的动机。前不久也发生过类似的情况，我在不得已的情况下，将我的关于婴儿麻痹的著作中的一些章节原封不动地搬到《纳森格尔手册》上相应部分，这一做法不大合情理，因此我很坦诚地将这件事告诉了我的第一个出版商（也即出版我的《释梦》的那个出版商），这件事情也使我感到焦虑。沿着这个回忆线索，我又想起另一件事，在我翻译一本法语书时，我实际上侵犯了原出版方的权益，未征得原作者本人的同意就在译文中加上了些注释，后来我认识到，这个作者肯定会对我的这种武断的做法很不满意。

然而，使我们吃惊的是，这仍需人们意识到这一点。我们经常听到人们说：“别让我去做这件事，我肯定会忘记的。”如果结果的确如此，人们一点也不感到奇怪，以此方式说话的人实际上已经产生了不去履行诺言的意向，而他自己又不想承认这一点。

通过所谓的“虚假意向的构成”，我们对意向的遗忘会有进一步的了解。我有一次答应为一个年轻的作者写书评，但出于内在的抗拒，我一再地将这件事情拖延下去，直到有一天屈服他的一再要求，答应晚上将它写出来。我实际上是想做这件事的，但是，我又将这件事给忘了，因为这天晚上我不得不准备一个不能拖延的报告。由此，我便发现，我的这个意向是虚假的，因此，我放弃了我的这个抗拒的斗争，拒绝了这个作者的要求。

第八章闪失动作

我将从前面已经提到的梅林格尔和迈尔的著作中摘引下面一段话：

“口误并非单一的失误行为，与此对应的还有其他经常发生的失误，对此人们通常冠以‘疏忽’（hts）这个可笑的名字。”

关于日常生活中健康人出现微小的机能混乱，其背后必然存在特定的目的，我并非是第一个提出此论断的人。

如讲话时的失误——这明显是一种活动机能——可以用这样的方式去解释，这个解释当然也可以进一步扩展到运动行为的失误。我将这些运动失误行为分为两类，我用“闪失动作”（buion）来表示第一类，是指那些主要与错误的结果——如和意向有很大出入——相联系的动作。第二类称之为“症状动作和偶发动作”（symptomatis），是指整体上都不太适宜的动作。但是，二者之间又没有明确的界限，这种区分仅仅是一种描述，在研究上并没有多大的意义，有时这个区分可能与这一现象的内在统一相悖。

如果我们仅仅将这些“闪失动作”标之为“混乱”或“大脑混乱”，这种心理学意义上的解释是没有什么帮助的。还是让我们分析一些个别例子，然后追踪其背后的决定因素，出于这样的目的，我再一次使用了自我观察的方式，尽管其中的一些例子并不常见。

1。与现在相比，早些年，我更多地到家里去探望患者，在很多情况下，当来到这些患者的门前时，我没有敲门或按门铃，而是从口袋里拿出钥匙，在茫然的状态下又将它收了回去。当我分析了出现这一情况的患者后，我被迫得出这样的结论：这个失误——取出自己的钥匙而不是去按门铃——实质上是对这家人敬重的表示，等于自己有这样的想法：“在这里我感觉像自己的家”，因为自己很喜欢这里的患者（当然，在自己的家门前是用不着按门铃的）。

对一个神经学方面的专家而言，他应明确，患者很客气地对待你，是因为患者期望你能对其疾病有好的治疗；另一方面，患者感到了你对他的热情和兴趣，这在心理上对治疗是有很大的帮助的。

其他人在这些方面也做过很多自我观察，结果发现，这种关于钥匙操作上的失误绝非我本人所独有。

米德（Maeder，1906）描述的经历和我的非常相似。“每个人都有在好朋友的家门口错误地取出自己的钥匙的经历，好像在自己家里用钥匙开门一样。在他按响门铃前，虽然因此出现延迟，但这是一种信号的表现，即自己好像和好朋友在自己的家里。”

琼斯（1911b，第509页）：“关于这种钥匙使用上的失误，其材料很多，这里我举两个例子。当我在家里正忙于一件事情的时候，如果不得不停下来到医院处理一些H常事物，我经常会发现，我在用家里的钥匙开实验室的门，尽管这两个钥匙的差别很大。这种失误潜意识地表明：我宁愿待在家里。”

“几年前，我在一个大的机构工作时，职位并不高，这个单位的大门经常是锁着的，我要进去前，必须按门铃。有几次我发现自己企图用家里的钥匙去开这个大门，当时，单位仅为几个职位较高的人分配有这个大门的钥匙；显然，我想成为其中的一员，以避免在门前等待的痛苦。我的这个失误同时也表明我的一个愿望：在这里进出，应该像在自己的家里。”

汉斯·萨克斯博士报告了同样的经历：“我自己身上经常带有两把钥匙，一个是我办公室的，一个是我家里的。这两把钥匙是很不容易搞混的，因为，办公室的钥匙至少比家里的钥匙大3倍。

而且，我通常将办公室的钥匙装在裤子的口袋里，而将家里的钥匙放在上衣的口袋里，然而，我经常发现，在我站在门前时却将钥匙拿错了。我当时决定将这些经历记录一下，既然我站在这两个门口时的心态基本上一致的，错误地使用这两把钥匙的机会也应该是一致的，如果正如前面讲的，这些失误是由一定的心理因素来决定的话。但是，我后来的观察表明，在这些失误中，更多的是用家里的钥匙去开办公室的门，而相反的失误只有一次，这次的情况是这样的：我很疲倦地回到家，自己知道有个客人在家里等着自己，当我到了门前时，却用办公室的钥匙去开家里的门——当然，这个钥匙太大了。”

2。我曾经在一个房子里住了6年，每天都要进去两次，我已习惯于站在二楼的门前等候开门，在这一为期很长的时间内，有两次出现了闪失，而且这两次的时间间隔很短，这个失误即在我回家的时候上到了三楼，多上了一层楼——我“爬得过高”。第一次是我回家的时候正沉醉于我一个白日梦抱负，在这个白日梦里，我计划使自己“更上一层楼”。第二种情况是，我在登上三楼的第一个台阶时，甚至连二楼的开门声都没有听见，这时我正在冥思苦想一个问题，当我意识到自己的失误后，企图发现我在思考的问题，我发现我被对我的作品的批评激怒了，有人批评我的作品“离题太远”，而这一点被较温和的表达“爬得太远”所取代。

“谁是最后使用音叉的人呢？”当时，这个问题突然闯入我的脑海，这是一个低能孩子，我曾用音叉去测试其对感觉印象的注意；但他被这个音叉强烈地吸引了，我大费周折才将音叉从他手里要了回来，这是否说我是低能的？显然是这样的，因为我首先由“锤子”联想到了“蠢驴”。

但是，为什么会出现这种侮辱性的语言？首先，我们对这种情况做一下分析。我要到西部铁路沿线的一个地方去治疗一个患者，根据寄给我的病历，他几个月前从阳台上摔了下来，以后便不会走了。这个通知我的医生写信告诉我，他尚无法确定这个患者患的是脊髓损伤还是创伤性神经症，即癔症，这正是要我确定的，并建议我小心地做出一个差异诊断。我的同事都认为我做出的癔病诊断太轻率了，这有可能导致严重问题的发生。但这也不至于使我使用这个侮辱性的言词。

为什么会用这样的言词呢？我想到了这个小车站，几年前我就是在这个地方见到了一个年轻人。

他在经历了一次情绪折磨后不能走路了，当时我诊断为癔病，并用心理的方式对他进行了治疗；

但实际的情况是这样的，尽管我的这个诊断并非不正确，但也并非正确。患者有很多癔症的症状，这些症状在治疗过程中消失了，但是在此背后的其他的症状却无法通过我的治疗消除。这个症状只能被解释为多发性硬化，在我之后的人是很容易看到这种器质性的影响的，但我却没有能够做出这个差异诊断，留给我的印象是，我似乎出现了严重的失误，我曾许诺这个患者我会将他治好，但这个许诺没有兑现。

我错拿了音叉而非锤子这个失误，如果转化为文字的话，就是这样的：“你这个白痴！你这个蠢驴！这一次诊断时，你可不要再次将患有不治之症的患者诊断为癔症，正如几年以前在同一地方对一个可怜的人的诊断。”这个小小的分析使我发现，这个诊断也与我当时的情绪有关，因为我是在对这个低能孩子治疗的第二天见到这个患有严重的**性麻痹的患者的。

这次的观察发现，在这次闪失动作中，我听到了自己的自贵声，闪失行为是表现自责的一种很恰当的方式：通过这个失误来再现以前的过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