精神分析导论013（第2页）

我们希望医生很谦逊，把患者对他的尊重归为希望自己能恢复患者的健康，并由于治疗的影响，使患者感到吃惊和愉快，增长了见识。在这些条件下，分析也取得了很大的进步。患者理解医生的暗示，并把注意力集中于治疗工作，他源源不断地提供记忆和联想的材料。他的解释的正确可信使医生都感到吃惊，以为这些新的心理观念本来深为外界健康的人所驳斥，不料患者却如此愿意接受，这真使人感到高兴。再者分析工作期间的这种友好合作关系使患者的病情也不断地好转。

但这种好天气不能持久，总有乌云压顶的一天。这表现为治疗中的困难；患者表示自己再也回想不起什么了。他使人产生这样的印象：他不再对这项工作感兴趣了，如果有时你让他说出他随时想到的东西，而不要加以批驳，他再也不愿意听了。他表现出自己好像是治疗的局外人，并且他好像从未和医生有过合作融洽的关系一样。他显然由什么东西占据了；并不愿讲给外人。这种情形对于治疗十分有害。我们必定是又遇到了一种强有力的抵抗。但做何解释呢？

如果我们能够再次弄清楚这种情况，那么我们就会发现这个干扰的原因在于患者转移到医生身上的一种强烈的情感，这种情感不是通过医生的行为和治疗的关系所能够解释的，它表现的方式和所要达到的目标当然也会随着医生与患者两人之间的情况而有所不同。如果这里所涉及的一个为年轻的女子，一个为年轻的男子，那么我们会产生二人正常相爱的印象；我们会发现这是可以理解的：既然一个女子时常与一个男子见面，又常谈及内心之事，而这位男子又处于支配地位，她对他产生爱慕似乎是自然而然的事。但不容忽视的事实是：一位患神经症的女子其爱的能力存在着障碍。两人之间的个人关系与我们假定的情况相比愈是深入，我们就对发现这种情感关系的不断发生愈是感到吃惊。如果一位婚姻不幸的妇女受到医生的深深的吸引，而医生也还未有所爱，那么，她若愿离婚而委身于他，或这样做行不通，就和他私下相爱，这仍然是可以理解的。就是在精神分析之外，也常看到这种情况发生。但在这些情况下，我们吃惊地听到已婚妇女和女孩令人吃惊的自供，她们对于治疗问题有一种特殊的态度。她们说，她们已经知道除了爱情之外，没有别的可以治疗她们的方法；在治疗的开始，她们就已期望从这种关系中最终可以获得现实生活中所不能得到的安慰。正是这种愿望，给治疗带来了这么多的困难，并且克服所有这些困难来披露她们的思想——我们站在我们的立场上补充一句：很容易理解那些难以相信的东西。但是，这种承认使我们感到吃惊：它使我们的一切估计都化为乌有。我们能够在我们的讨论中留下这最重要的成分吗？

确实，我们的经验愈丰富，我们就愈难以抵制做出这个修正，尽管这会使我们的科学的估计感到羞愧。在前几次，人们可能会认为分析治疗由于偶然的事件遇到了干扰——即一件非意愿的也不是治疗所引发的事件，但在这种患者对医生的情感——依恋一时常在各种新的病例中重复发生时，就连在最不合宜的或者可笑的情况之下，如老年女人和白发医生之间，根本没有引诱，这种相似的情感也不可避免，那么，这时我就不能再把它看作是一件偶然的事件，而必须看到这种现象与疾病本身的性质有着密切的联系。

我们十分不愿意承认这种新的事实，我们不得不把它称为移情作用（transference）。我们是指患者移情于医生，因为我们不能用治疗的情境来说明这种情感的发展。相反，我们认为这些情感的整个准备来自于其他地方，它们已先在患者的内心形成，然后借治疗的机会转移到医生身上。移情作用表现为一种爱的情感需求或较为缓和的形式；在一个女孩与一位老翁之间，可出现一种使女孩成为老人的宝贝女儿的愿望，来取代恋爱的愿望。力比多的愿望经过稍微改变而成为一种理想的柏拉图式的友谊愿望。有些妇女成功地使移情作用得到升华，并且对它进行模塑，使它获得一种存在的可能性。而另外一些妇女则只能使它以粗陋的、原始的并且几乎是不可能的形式表现出来。但从根本上来说都是一样的，请不要忘记它们有着同样的起源。

在我们探索这种新的事实的范围之前，我想去完成我对它的有关描绘。如果是男性患者会发生什么呢？人们不可能都希望逃避由性别不同以及性吸引所引发的令人讨厌的移情作用。然而我们的回答必定与妇女患者的情况极为相似。同样存在着对医生的依恋，他同样地过高估计医生的品质，同样地顺从他的旨意，同样妒忌现实生活中与医生十分亲近的每一个人。移情的升华形式在男子之间更为常见，而直接的**则为数较少，这正好像患者所表现出的同性恋倾向可以表现为其他的方式一样。分析者还发现男性患者时常具有另外一种表现方式，这种方式起初看来似乎与前者所描绘的相矛盾——一种敌意的或负移情作用（ransference）。

我必须指出，移情作用在治疗的开始就存在于患者的内心，并且暂时是其有所进步的最强有力的动机。我们捕捉不到它的踪迹，也不需要打扰它，只要它有利于分析工作的进步。如果它之后变成一种抵抗，我们就必须关注它，并且表现出两种不同而且相反的心理：第一，已显示性需要的意味，所以它引起内心对自己的反抗；第二，敌意取代了情爱冲动。一般来说，敌意情感的发生较晚于友爱情感，并且用友爱情感作为掩饰；如果二者同时发生，就可作为情绪冲突的范例，这种情绪冲突支配着人们之间的所有的最为亲密的关系。这样，不好的情感和友爱的情感都属于一种依恋的情感，正如虽然反抗与服从意义相反，但它们却都有依赖于他人的存在一样。我们无疑可以将患者对医生的敌意的情感称为“移情作用”，因为治疗的情境不是引发这种情感的原因。

因此，这种负移情作用的观点使我们确信我们对于积极的或友爱的移情作用的判断是正确的。

那么，这种移情作用究竟来自于哪里呢？它给我们造成了什么困难？我们如何才能克服这些困难？以及我们最终从它那里会得到什么好处呢？——这些问题只是在对分析做详细的技术性指导时才讨论的，我今天只简略地谈一下。由于受到移情作用的影响，患者才对我们有所要求，我们当然要顺从患者的这些要求，不然的话，如果不友好地加以拒绝他们，那就太不应该了。我们要克服移情作用，只有通过告诉他，他的情感不是来自目前的情境，也与医生本人无关，只不过是重现了先前发生于他身上的某些东西而已。[417]以这种方式，我们迫使他将他的重演（repetition）转化为记忆。通过这种方法，不论是友爱的或是敌意的移情作用，均可以被转化为治疗的最便利的工具，来提示心理生活的隐秘部分。

但我想在此说几句话，以使你们对这种出乎意料的现象的出现所感到的惊奇得以缓解。我们不应该忘记我们所分析的患者的病情还不能算是消除，它正像生物体那样正在继续发展着。在治疗的开始，还不能制止这个发展，但在患者接受治疗之后，其整个病情的变化都向一个方向——即他与医生的关系之上。这样，移情作用可被看作一棵树的木材层和皮层之间的新生层，只有通过它才会有新组织的形成以及树干半径的扩大，当移情作用发展到这种程度时，患者的回忆工作就退居于次要的地位。之后，我们就可以说已不再是关心患者先前的疾病了，而是在治疗随之而来的新形成的改造过的神经症了。我们可以追溯这种旧症的新版的起点，我们已观察到它的起源和成长，我们能够找到出路，因为作为移情的对象，我们处于它的核心位置。所有患者的症状都已抛开了它们原初的意义，并且适应于新近的意义，这个意义存在于与移情作用的关系之中；或者这些症状的持续只在于能够经受这样的改变。如果我们能把握这种新的人为的神经症，就相当于去除了原有的疾病——即完成了我们的治疗工作。如果患者能和医生保持正常的关系，克服了被压抑的本能冲动的影响，那么在脱离了医生之后，他自己仍能保持自己的这种正常生活。[418]

移情作用对于癔症、焦虑性癔症以及强迫性神经症等的治疗来说处于核心地位，具有重要作用。由于这个原因，可以把这些神经症一并归属于“移情性神经症”。无论是谁，如果他能通过分析的经验对移情的事实有一个全面的印象，那么他就不会怀疑那些在症状中求得发泄的被压抑的冲动的性质了，并且不再需要更强有力的有关其力比多特性的证据了。可以说，我们只是在研究了移情作用的现象之后，才深信症状的意义乃是力比多的替代满足。

我们现在有充分的理由来改进我们从前有关治疗作用的动力解释，以使它与我们的新的发现相一致。在我们通过分析发现用抵抗解决通常的冲突时，患者需要一种强大的推动力，来帮助他达到我们所需要的决策，达到康复。不然的话，他也许会重蹈覆辙，使已进入意识的东西再次退回到压抑之下。从这一点看，斗争的结果并不取决于患者的智力顿悟——它既不强，也不自由，不足以肯定这样的成就——而只取决于他与医生之间的关系。如果患者的移情作用是积极的，他就会认为医生具有权威性，并转而深信他的话语和解释。如果没有这种移情作用，或者移情作用是消极的，那么医生以及他的观点就很难打动患者。这里的信任来源于爱，一开始并不需要任何理由。假定理由是由他所爱的人提出的，那么只是到了后来他才对它们加以审查。没有这种支持，论点就不足以使患者或一般的人受到影响。这样，一般来说，一个人就智力一方而言，也只有当他有能力使力比多贯注于客体对象时，才有受到影响的可能。我们有理由认为，自恋的倾向对甚至是最好的分析技术产生的疗效形成一定的障碍。

将力比多对象贯注转向他人身上的能力当然为一般的人所共有。我们谈的神经症患者的移情作用倾向只不过是这一普遍特殊的变本加厉而已。这么重要而又普遍的特性，竟没有人加以注意或利用，这确实令人感到奇怪。实际上已经有人注意到了这一点，伯恩海姆（Bernheim）以敏锐的眼光，曾将他的有关催眠现象的理论建立在这个每人都某种程度地受到暗示的理论基础之上。

他的“暗示感受性”（suggestibility）其实就是移情作用的倾向，由于他某种程度上大大地缩小了这种倾向的范围，以至于没有将负移情作用包括在内。但是，伯恩海姆从未说明暗示是什么，以及它是从何而来的，对他来说，这是一个不证自明的事实，他也没能说明其起源。他不知道他所谓的“暗示感受性”依赖于**和力比多的活动。我们认识到，在我们的技术中之所以放弃催眠，只是想重新发现移情形式的暗示。

但是，在此我要暂停一下，让你们有讲话的机会，我已看出你们这时已有一种强烈的抗议，如果我不给你们插话的机会，就难以让你们听下去了：“啊！你终于也承认了它，你在暗示的帮助下工作，正如在催眠的帮助下一样！这是我们思考很久了的东西。但是，如果是这样的话，又为什么迂回曲折地去寻求过去的记忆，发现潜意识，解释和翻译各种歪曲——这消磨了大量的精力、时间和金钱——而最终有效的东西却只是暗示呢？为何你不像别人（诚实的催眠者）一样直接用暗示来治疗病症呢？再者，如果你认为在这种曲折的方法和帮助下，可以使隐藏于直接暗示背后的许多重要的心理事实显露出来，那么，用什么来证实这些发现呢？难道它们不是暗示或无意图的暗示的结果吗？你难道不能迫使患者接受你的想法和在你看来是正确的东西吗？”

到下一次再说吧！你们等着，我会回答你们的。但今天我必须结束我的话题了。我保证你们在这些有关移情作用的事实的帮助下，能够理解为什么我们的治疗努力对于自恋神经症是无效的。

我只讲几句话就够了，你们会明白这个谜是多么的易于解开，以及各种东西又是如何很好地吻合到一起。观察显示，来自自恋性神经症的痛苦在于没有移情能力，或者有很不充分的移情能力。他们拒绝医生，对医生不是怀有敌意，就是不感兴趣。正是由于这个原因，他们也不能受到医生的影响；他们对医生说的话反应冷淡，没有印象，所以，对于其他人有很好疗效的治疗——如复活致病的冲突和克服由于压抑的抵抗对他们则不起作用。他们自我封闭，时常只是通过自己对导致病态结果的原因的分析努力来恢复健康。无论如何，我们都爱莫能助。

根据我们的临床经验，我们认为这些患者的精神贯注对象必须放弃，并且他们的力比多必须被转移成自我力比多。通过这个特性，我们使他们与第一组的神经症（癔症、焦虑性癔症和强迫性神经症）相区分。这种揣测现在为这些患者受治疗时的行为所证实。他们由于没有移情作用，所以不能接受我们的努力，并且不能被我们治愈。

第28讲分析治疗[419]

女士们，先生们：

你们知道我们今天要讲什么。在我们承认我们的影响主要依赖于移情作用——即暗示时，你们问我，为何我们不在精神分析治疗中使用直接暗示（directsuggestion）？而且你们还提出了一个疑问：既然我们承认暗示有如此重要的地位，那么还能保证心理发现的客观性吗？我曾答应你们，我会给你们以详细的答复。

直接暗示是针对症状显现的暗示，它是你们的权威性和患病的动机之间的一种斗争。在这种斗争中，你们自己不关心这些动机，而只要求患者克服它们在症状中的显现。不论你们是否使患者处于催眠之下，其原则都没有什么不同。伯恩海姆以他敏锐的目光再次认为暗示乃是催眠现象的基本成分，催眠自身已成为暗示的结果，或一种暗示状态[420]，并且他还喜欢在清醒状态下运用暗示，这种暗示和催眠暗示可以获得同样的效果。

对于这个问题，你们想要先听什么——是经验的东西呢，还是理论的思考？

我们以前者开始吧！我是伯恩海姆的一个学生。1889年，我在南锡拜访他，并且我把他的一本有关暗示的书译成了德文[421]，我运用催眠治疗多年，起初用“抑制性暗示”（prestion），后来则与布洛伊尔的询问患者的方法相结合使用。[422]因此，我可以根据广泛的经验来谈论催眠或暗示治疗的结果了。如果根据古人有关医学的见解，一个理想的疗法应迅速、可靠，并不为患者所厌恶，伯恩海姆的方法实现了至少两个这种要求。它能够迅速起效——或者说要比分析治疗快得多，并且它既不会引起患者的困扰，也不会引起其不愉快。但在医生看来，在长期的治疗过程中它显得很单调；因为无论对什么人，他都运用同样的方式，阻止各种各样症状的出现，而无法了解症状的意义。它是机械的工作，而非科学的活动，并且它具有江湖术士的意味，然而为了患者的利益，这一点可以不计较。要说明的是，这种治疗缺乏第三种品质：这种方法很不可靠。一些患者能使用这种方法，而另外一些则不能。对于一些患者来说，它很起效，而对于另外一些来说则不然，并且人们根本不知道这是为什么。更为糟糕的是这种治疗结果不能持久；过了一段时间后，你就会听到患者又旧病复发，或得了新的病症。尽管可以再次给他催眠，但在其周围会有一些有经验的人告诉他，劝他不要再由于多次受到催眠而失去自己的独立性，并像服用了麻醉药一样嗜此成癖。当然有时实施催眠法之后，也如人所愿，经过几次努力，获得了成功，并可以使疗效永久保持。[423]但决定这种有益结果的条件仍然不清楚。有一次，我通过短暂的催眠治疗，完全治好了一位妇女患者，但她突然无缘无故地对我感到怨恨，并旧病复发。后来，我又再次医好了她的病，可是她又对我再次表示愤恨。还有另外一次，还是一位妇女患者，我曾通过催眠多次地使她摆脱神经症状态，但在我有一次为她治病时，她突然用双臂紧紧地抱住我的脖子。[424]出现了这种情况后，人们不可避免地（无论你想或者不想）要探索暗示治疗中人的权威性的本质和起源的问题了。

根据从精神分析中所获得的知识，我们可以将催眠的暗示和精神分析的暗示之间的区别描述如下：催眠治疗寻求掩盖和粉饰心理生活中的东西；分析治疗寻求揭露并去除这些东西。[425]前者像是在化装，而后者像是在手术。前者使用暗示来阻止症状，它只增强压抑量并不改变导致症状形成的过程；分析治疗在引发症状的冲突中，寻找病源之所在，并通过暗示来改变这些冲突的结果。催眠治疗使患者处于不活动并无改变的状态，正是由于这个原因，在遇到致病的新的诱因时，他就难以抵抗了。分析治疗则要求医生和患者的共同努力，以消除其内心的抵抗。这种抵抗的克服，使患者的心理生活有了持久的改变，有了更为高级的发展，并且具有了防止旧病复发的能力。[426]克服抵抗的工作是分析治疗的基本功能；患者必须实现这一点，并且医生通过一种有教育意义的暗示的帮助为患者提供这种可能性。正是由于这个原因，精神分析治疗可以称为一种后教育（afteredu）。[427]

我希望我现在已向你们讲清楚了，我们分析治疗中的暗示和催眠治疗中的暗示在哪些方面存在着不同之处。从暗示可以追溯到移情作用的事实中，你们也可以认识到分析法以暗示来辅助治疗，而催眠法则只靠暗示的作用。因此，催眠治疗的结果就不那么可靠，而分析治疗的结果则较为持久。催眠的作用，依赖于患者的移情能力状况，我们却不能影响这种移情作用本身。受催眠的患者的移情作用也许是消极的，或通常的情况是模棱两可的，或者他可以采取特殊的态度来防止自己的移情，对此我们一无所知。在精神分析中我们则着眼于移情作用自身，使它能自由发展，并成为治疗的帮助。这样，我们有可能从暗示的力量中获取帮助，我们控制它，不论患者如何地喜欢，他都不能对自己进行暗示，我们引导他的暗示，使他有接受暗示影响的可能性。

但是，你们现在会对我讲：无论分析背后的动机力量是移情还是暗示，我们对于患者的影响使我们的发现的客观正确性产生了疑问。对我们的治疗有利的东西成为了我们的研究的损害。这是最常提出的对精神分析的反对意见，并且必须承认尽管这些话没有理由，但我们也不能置之不理。如果它果真有其道理，那么精神分析将不过是暗示治疗的特别方式，是其中最为有效的一种，这就不必再重视那些所有有关患者过去生活的经验、心理动力以及潜意识等的结论了。这正是我们反对者所认为的；并且他们还认为我们不过是先由自己设想出与性经验的重要性有关的东西，然后将这些经验的意义——甚至经验本身——灌输给患者。这些指控通过经验要比通过理论的帮助更易于反驳。不论是那一位亲自运用过精神分析的人，都能够使自己确信，在很多情况下，不可能以这种方式对患者进行暗示。当然医生毫不困难地使他成为某个特定理论的支持者，并且这样会使他对自己具有某些错误的认识。在这一点上，患者会像其他人一样（像一位学生一样）行事，但这只影响到他的智力，而非他的疾病。毕竟，假如给予他的这种预先的观念与他实际具有的相吻合，那么他的冲突才会被成功地解决，并且他的抵抗才会被克服。而那些医生推想的错误，在分析过程中将会逐渐地被消灭[428]，并被更为重要的和正确的东西取而代之。我们试图用一种很慎重的技术，来避免由于暗示所带来的过早的成功；但即使它们真的发生，也没有什么危害，因为我们并不满足于第一个成功。在疾病的疑难没有得到解决，记忆的缺失未能填补起来，并且压抑的原因也未被挖掘出来时，我们并不认为我们的分析就算完结了。我们把太快获得的成功看作是分析工作的障碍而非帮助。直到我们彻底解决了它们可依赖的移情作用，我们才算最后成功了。这个最终的特性就是使分析治疗有别于纯粹的暗示治疗，使分析可得的疗效不同于暗示所得的疗效。

个人意义上的对暗示的接受无疑受到以下事实的支持，即在治疗期间，我们不断地与能够将自己转化为负面的敌意的移情作用的抵抗做斗争。我们还必须指出，分析的许多单个的发现，虽然可以被怀疑为暗示的产物，却可以从另一个并且无可指责的源泉那里得到证实。这种情形可见于痴呆症和妄想狂患者，他们当然不会有受到暗示影响的嫌疑。这些患者为我们所提供的有关侵入意识内心的幻想及象征的转化等，都与我们从对移情神经症患者的潜意识的研究中所得出的结果相一致，这样证实了我们的解释的客观正确性，尽管对此时有疑虑。我想，如果你们在这些方面信赖分析，那么你们就不会陷入歧途。

我现在要通过力比多理论的公式来说明治疗的机制了。神经症患者既无能力享乐，也没有效率——前者是因为他的力比多本来就不能指向于任何真实的对象，而后者则因为他被迫使他有可能获得的能量用于维持压抑他的力比多，而没有力量来表现自己了。如果他的力比多和他的自我不再发生冲突，那么他的自我就可以控制力比多了，他也就不再有病了。因此，治疗的工作在于使力比多从其目前的避开自我的依恋物中解放出来，使其重新为自我服务。那么神经症患者的力比多究竟在哪里呢？很容易发现：它依附于症状，这种症状使他得到一时的替代的满足。因此，我们必须使自己把握这种症状并解除它们——这也正是患者要求我们去做的事情。为了解除这些症状，我们必须回到它的起源之上，我们必须诊断它们所产生的冲突，并且在动机力量的帮助下（这些动机力量过去不受患者的支配），我们必须将它引向不同的结果。要对压抑作用做这种考察，就必须利用引起压抑作用的记忆线索，才可收到部分的效果。这种工作具有决定性意义的部分是在患者与医生的关系或移情作用中，即过去的冲突的新的表现；患者都喜欢做出与过去同样方式的行为，而我们则可以通过使他集中自己所有可能的心理力量而使他得到一种新的解决。这样移情作用就成为所有斗争的力量相互交锋的战场。

所有的力比多，以及所有的反对它的东西都只集中于与医生的关系之上。在这个过程中，必须剥夺症状的力比多。由人为建立的移情疾病来取代患者真正的疾病；而他的力比多的各种各样的不真实的对象也被医生这个想象的对象取而代之。但是，通过医生的暗示的帮助，围绕着这个对象的新的斗争被提升到了最高的精神水平：它以正常的心理冲突出现。由于一个新的压抑作用被避免，自我与力多比之间的隔阂被取消，并且患者的心理便恢复了统一。在力比多被再次从其暂时的对象即医生身上解脱时，它就不可能再回到其早期的对象之上了，而是交给自我掌握了。

这样，我们的治疗工作进入两个阶段。第一个阶段，所有的力比多都被迫由症状转向移情，并集中于这里；第二个阶段，斗争围绕着这个新的对象展开，并且力比多被从中解放出来。这种对有利结果具有决定意义的改变是在这种新的冲突中去除压抑作用，以使力比多无法通过逃入潜意识而再次摆脱自我。这之所以成为可能，是因为患者的自我由于分析者的暗示的帮助而有了改变。通过这种解释工作，潜意识的东西被引入了意识；自我乃因潜意识的消逝而得到扩大；并通过教育而与力比多取得和解，这样，自我也愿意使力比多在某种限度内得到满足；由于自我能够使少量的力比多为升华之用，所以它对于力比多要求的惧怕也趋于减弱。治疗中的事件与这种理想的描述越相符合，精神分析治疗成功的可能性就越大。它的限制在于：（1）缺乏力比多的灵活性，力比多不愿离开其对象；（2）自恋的稳固性，它不允许对对象的移情超过某种限度。如果说我们的移情作用吸引了一部分的力比多到我们身上，并掌握了脱离自我支配的力比多的全部力量，那么治疗过程的动力学或许就更为明确了。

值得注意的是，因分析而引起的力比多的分配，并不能使我们直接得出有关从前患病时的力比多倾向的性质的结论。假如我们成功地治愈了一位把对待父亲的情感转移到医生身上的患者，那么，我们不能认为他患病的原因只是由于他对父亲有一种潜意识的力比多的依恋。他的父亲移情（fathertransference）只是我们控制其力比多的战场；患者的力比多从其他的方向指向它。

一个战场不必与一个敌人的关键的堡垒相一致。敌人防御首都，也不必只在城门前作战。而只在移情作用再次被解除之后，我们才能在思想中重新确立疾病背后的力比多的分配。

我们现在从力比多理论的观点对梦的问题再讲最后几句。一个神经症患者的梦，像他的过失和他的自由联想一样，可以帮助我们发现他的症状的意义，以及揭示他的力比多的分配方式。以愿望满足的形式它们向我们显示什么愿望冲动服从于压抑，以及摆脱自我的力比多又依恋于什么对象。

正是由于这个原因，梦的解释在精神分析治疗中起巨大的作用，并且在一些病例中，它在很长的时期里是我的工作的最为重要的工具。我们已经知道睡眠状态自身导致有关压抑的某种放松。既然压抑的沉重压力得到减弱，于是被压抑的冲动在梦中要比在白天的症状中有更为明白的表示。因此，梦的研究成为了解被压抑的潜意识的最为便利的方法，这种脱离了自我的力比多形成了被压抑的力比多的一个部分。

这样，神经质的健康人和神经症患者之间的区别可缩小为一个实践的问题，并且可由结果来决定——如通过这个人究竟能否留下足够的享乐和胜任能力。这个区别或许可追溯到仍然自由的能量和受到压抑束缚的能量之间的相对大小，并且是一个量的而非质的差异。有必要告诉你们这个发现是对下面的信念的一个理论说明：即神经症虽然建立在体质倾向的基础之上，但原则上有治疗的可能。

健康人和神经症患者的梦的一致性使我们能够推断出健康的特点。但就梦本身而言，我们可以做出进一步的推论：（1）我们不应使它脱离与神经症的症状的联系；（2）我们不应认为它们的基本性质可完全被压缩为“将思想转译成为古代的表现形式”这样一个公式；（3）我们必须假定它们为我们展现了力比多分配和实际存在着的对象精神发泄。[429]

我们不久就要结束演讲了。你们可能会感到失望，认为对于这样一个精神分析治疗的主题，我却只给你们讲些理论，而不谈治疗时的情况和治疗的结果。我不讨论这两者：前者是因为我从来就没有给你们就如何进行精神分析做实际指导的意图；后者是因为好几个原因使我避开这个问题。我们在开始演讲时，我曾强调在有利的条件下，我们所取得的成功决不会次于其他方面的医学治疗所取得的最好成绩；我现在可以再做进一步的补充——即其他的治疗方法是不可能取得这种成功的。如果我在此还要再夸大其成果，那就不免使人怀疑我是在自吹自擂，并想以此消除反对者的驳斥了。我们医学界的“同事们”曾多次反对精神分析（甚至是在公众的集会上也是如此），他们指出，如果将分析的失败和有害结果的情况公布于世，就使受害的公众明白这种治疗方法是毫无价值的。但是，避开这种做法的恶意不说，就失败材料的收集本身来说不可能形成对分析的治疗效果的正确判断。你们知道分析治疗还处于其年轻时期；它花费了很长的时间来确定其技术，并且这只能在工作的过程中和在不断增长的经验的影响下才能实现。由于传授这种技术的困难，初学精神分析的医生要比其他专家更要设法发展自己的能力，他早年的分析治疗结果决不能用于作为判断分析治疗效果的依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