癔症研究009（第2页）
[169]周期性偏头痛的一种类型。
[170]许多癔症病人向我们述说他们有这种鲜明的视觉图像的记忆，而这特别适用于他们的病态记忆上。
[171]［所有德文版标明“傍晚”，按后面所述，这肯定是个错误。］
[172]我已问过她这个问题，即在她清醒状态下的抽搐，她曾回答道：“我不知道，噢，很长时间了。”
[173]无疑在蟾蜍的背后有一个特殊的象征，但遗憾的是我忽略了对它的探究。
[174]［这可能是后来成为自由联想方法的最早表现。］
[175]［一种被实施的暗示。］
[176]这个回答“我不知道”可能是正确的，但也很可能表明不愿提到口吃的原因。我对其他病人的观察发现，在催眠和清醒中，他们愈是费劲地在意识中抑制一件事，他们则愈难回忆起它来。
[177]由此我们明白，病人抽搐样的吧嗒声和**性口吃这两个症状追究到了相似的诱发因素，而且是相似的机制。我已在催眠治疗的一篇短文中（1892～1893b）讨论到了这个机制，我在后面还要提到它。
[178]这类说教性的暗示对埃米夫人总是得不到预期的效果，这在后面也能见到。
[179]在这种情境下，我的精力似乎使我做得太多。在长达18个月之后，当我再见到埃米夫人时，她重新处于较好的健康状况，她抱怨在她生活中有许多非常重要的时刻，她现在对此只有模糊的记忆。她认为这是她记忆减弱的证据。我必须谨慎，不告诉她这种特殊的记忆缺失现象的原因。在这方面治疗的明显成功无疑是由于我使她给我重现了这些记忆的许多细节（比我现在所写的要详细得多），而其他一些记忆，只是提及我也经常感到满意。
[180]直至第二天，我才明白这个小情节。她的反叛的难驾驭的个性使她在清醒状态和人工催眠状态下反抗着任何限制，她对我生起气来的原因是我假设她的叙述已经结束，并通过我结论性的暗示而打断她的叙述。我偶然发现许多其他的证据，即她在催眠意识中对我的治疗工作保持着警觉。她可能想责备我今天打断她叙述自己的故事，就像以前她在说精神病院中的恐怖时打断她的叙述一样，但那时她没有大胆提出反对。相反，她更往下诉说精神病院的事而没有停顿，没有显示有联系的思维。我所犯的大错，在次日从她的贬低性的评论中才使我明白过来。
[181]遗憾的是我没有再探究埃米夫人的动物性视觉的意义，例如把原发性恐怖和使她对动物害怕的象征区别开来，这是许多神经症患者从青年时期起就具有的特征。
[182]这个大蜥蜴的视觉记忆无疑有很重要的意义，这是因为它与她看剧场表演时所必然经历的强烈情感是相吻合的。如我所表明的，在治疗该病人中，我常满足于得到最表面的解释。同样对这个病人，我也没有做任何进一步的研究。由此，使我想起了癔症性的视物显大症。埃米夫人有深度近视和散光，而她的幻觉可能常常是由于视知觉模糊而造成的。
[183]写到此时，我倾向于在癔症病人中，对其所有的症状从心理根源方面寻找原因。这里我应解释这个性禁欲的女人的焦虑倾向，是因为神经症的缘故（如焦虑性神经症）。
[184]这些事件的顺序如下所述：当她早晨醒来后，她发现自己情绪焦虑，为了说明原因，开始时她抓住了一个出现在头脑中的焦虑念头。前一天下午，她说到膳食公寓电梯一事。由于她对孩子们过于仔细，就问孩子们的保姆：那个主要因右侧卵巢神经痛和有腿痛而不能行走的长女是否经常乘电梯上下。然后记忆错误使她与有意识地对电梯的想法联系起来而成为焦虑。她的意识中并不存在焦虑的真正原因，而只是发现焦虑，但现在却毫不犹豫地出现了，这是在催眠时我询问出来的。该过程与伯恩海姆及其后他人的研究过程是一样的，用的是催眠期间给病人在催眠后的指导。例如，伯恩海姆（1886，第29页）暗示病人，醒来后，他会把拇指放在自己的嘴里，他这样做了。在执行这个行为时，病人为他的行动找借口说，是由于前一天他在癫痫病发作中咬了自己的舌头而感到舌痛的缘故。还有，一个女孩在顺从一个暗示后，试图杀害一个她完全不认识的法庭人员。当她被抓获，审讯她的行为动机时，她捏造了一个自己做错的、称为报复性的故事。把病人意识到的心理现象与其他意识内容形成因果联系，这似乎是很有必要的。在许多病人中，真正的因果性已脱离了意识的知觉，而病人毫无迟疑地试图形成另一种他自己认为但又不存在的联系。显然，意识内容的分裂必然大大地促使这类“假性联系”的发生。我将再稍为详细地叙述我所举的假性联系的例子，因为从多方面来考虑，它值得作为一个典型来描述。首先其典型是病人的当前行为，在进一步的治疗过程中，经过在催眠中所做的解释，她给我提供了许多解决这种假性联系和消除其作用的机会。我将就这些例子中的一个给予详细的说明，这是由于其很清楚地反映了这种心理现象。我曾对埃米夫人推荐用冷水坐浴来代替她通常的温水浴，我告诉她这样做她可能会精神振作一些。她惯于毫无保留地顺从医嘱，但从来对医嘱带有根深蒂固的怀疑。我上面已经说过她几乎没有从医学治疗中得到任何益处。因此我在建议她用冷水浴时，不是采用权威性的方式告诉她，这样使她有勇气能公开表示她的犹豫，她说道：“无论何时我洗冷水浴，总使我这天在洗浴后忧郁起来，如果你喜欢，我可以再试一下；你不要认为我不愿做任何你告诉我做的事。”我假装要放弃对她的建议，但在她的下一个催眠中，我向她提议应当由她本人提出冷水浴的想法，她想了想后，表示愿意再尝试一下。这件事实际上发生了。次日，她提出了洗冷水坐浴的想法，她试着让我相信我过去常常与她发生的所有争议是错误的，我同意了，但没有太多的热忱。但在她坐浴后的那天，我确实发现她处于很深的抑郁之中。我问她：“为什么你今天是这样的表现？”“我预料到它可能会发生的。”她答道，“因为冷水浴的缘故，总是这样的。”“是你自己提出来的要求，”我说，“现在我们知道冷水浴不适合于你，我们再回到用温水浴。”其后，在催眠中，我问她：“真是冷水浴使你这么抑郁吗？”“哦，”她答道，“冷水浴对此没有什么作用，但是今天早晨我看报后知道圣多明各爆发了一场革命。无论哪里有任何**，那里的白人总要遭受痛苦，我有个弟弟在圣多明各，他引起我们许多的关注，我现在担心他会发生什么事。”这使我们之间建立了进一步的关系。第二天早晨，她洗了冷水坐浴，好像这已是理所当然的事了，并继续几周这样的洗浴而再也没有把抑郁归因于这种洗浴。因此认为这个例子是典型的，也是许多神经症患者在他们的医生所推荐的治疗程序中所表现出来的行为。这个病人在一个特定的日子形成的一个症状，不管是由于圣多明各的**或其他原因，总是与她的医生最近的建议有关系。有两种情况必然产生这类假性联系：一种是不信任，这似乎总是存在的；而另一种则是意识的分裂。大多数神经症患者不知道其问题的真正原因（或至少是有关的原因），部分是因为他们有意躲避这样的事，因为他们不愿提到所承担的病因责任而受责备。人们有可能认为我们摆出的这些心理情况的症状有别于癔症发作，被无意或有意地忽略了，而这必然较有利于产生一种假性联系，而不是出现意识的分裂——即从意识中提取因果关系的材料。然而分裂很少有明确的界限。一般来说，观念的下意识情结（subplex）一部分闯入病人的一般意识中，正是这部分激起了这样一类紊乱。正如我们上面所引证的例子，通常意识中察觉的是附着于情结的一般感情，即一种焦虑的情绪，或可能是悲伤的情绪，通过一种“强迫联系”必然可发现这种感觉在意识中与某些观念情结有联系（再比较强迫观念机制，见两篇文章的描述，1894a和1895c）。不久前，我使自己从某些不同领域的观察中相信这类联系的强迫性作用。几周来，我感到自己必须换通常睡觉的床，换成较硬的床，在这个**，我有更多或更活跃的梦，甚至我不能达到正常的睡眠深度。在醒后的最初15分钟，我记起晚上所做的全部的梦，我不怕麻烦地把它们记了下来，试图去解决。我基于两个因素成功地追溯着所有这些梦：（1）必然会产生白天我只是仓促考虑的各种想法，这些想法只是触及而没有最后得到解决；（2）强迫性联系任何可能同样存在于意识中的想法。梦的无意义性和对抗性可追究为后一个因素不受限制地占了优势的缘故。附着于一个经历的情绪和那个经历的题材进入主导意识的不同关系中，这是十分平常的事。在另一个病例即凯瑟琳娜·M夫人中要见到这样的情况。这是个我在癔症研究中远较其他病例了解得更彻底的一个病人，我从她那儿收集到许多令人信服的癔症现象的心理机制，这已在上面提过了。遗憾的是出于对个人的考虑，使我不可能对这个病例提供详细的病史，因此我只是不时偶尔提到她。凯瑟琳娜夫人后来处于奇特的癔症状态。这个状态当然不是独一无二的，尽管我不知道迄今为止它是否被认识。它可能称为“癔症性精神病是为了支付旧账”。该病人经历了许许多多的心理创伤，慢性癔症持续了多年，并伴随着许多不同的特征。她的所有状态的原因，她本人和其他任何人都不知道。她那引人注目的、保存很好的记忆显示了与病症最大的不相称。她抱怨自己的生活仿佛被截成几段。有一天，一个旧的记忆突然清晰而生动地闯入她的脑海中，并带有非常活跃的新鲜感。在这以后几乎三年的时间内，她一再经受着所有生活创伤的重现——对她来说，似乎很久以前已经忘了的，事实上有一些从未记住过的——伴随着最激烈的痛苦，并重新出现过去曾经有过的所有症状。这个“老账”因此持续了33年，而且发现这异常状态的根由常常相当复杂。唯一缓解她的方法是在催眠下，给她说出特殊记忆的机会，正是这些记忆与伴随的情感和躯体表现的症状结合在一起，痛苦地折磨着她。当我防止她这样做时，她就被迫对一个她感到难为情的人说出这些事情，有时会发生这样的情况，她可能很镇静地告诉人有关她的故事，然后在她进入催眠后，向我流着眼泪，神情完全沮丧。可能只有这样才使她继续详述自己的故事。在催眠期间，当这种清洗记忆后的几小时内，她常常表现得非常安静，处于良好的状态。然后在短短的间隔之后，她又开始了一系列的回忆。但这种回忆可能在相应的情绪出现后的几小时。她逐渐变得焦虑、愤怒或悲伤，甚至从不疑及这种情绪与现在无关，而是与下面要说的话题的状态有关。在这种转变期内，她可能习惯性地固执地纠缠假性联系，一直持续到下一次的催眠。例如，她曾高兴地问我：“我不是一个无用的人吧？我告诉你昨天我所做的事，这不是一个无意义的症状吧？”实际上昨天她告诉我的事似乎不是这种判断好坏的定论。在一个短短的讨论后，她清楚地认识了这个问题，但是在下一次催眠中，她又明显地回忆起了一件事，即12年前，她曾有严重的自责，虽然偶尔有过，但以后再也没有丝毫出现这种情况。［这个脚注的倒数第二段给予我们弗洛伊德最早发表的对梦的解释这个问题的尝试性研究报告。他这里提出的两个因素被他最终的分析所替代，虽然这个分析只是在第二版中才出现。第一个因素在理论上受到罗伯特的支持，并在《释梦》（1900a），标准版，第4卷，第78～80页的第一章讨论到，其中一部分为弗洛伊德在第7章中所接受，这里所提的第二个因素将在第5章提及。］
[185]在其后的思考中，我不禁想这些“颈部**”可能是器质性的，类似于偏头痛。在临床实践中，我们发现许多这类没有被描述的情况。上述这些表明明显类似于偏头痛的典型发作，我们对延伸的偏头痛的概念感兴趣，而把疼痛的定位放在次一级的重要位置。正如我们所知，许多神经病变的女人常常有癔症性发作（**和谵妄），并伴有偏头痛发作。每次我观察埃米夫人的“颈部**”，其总是伴有谵妄的发作。至于她手臂和腿的疼痛，我的观点是对此不太感兴趣，可能是偶然巧合的一种情况。当她处在照顾生病的弟弟这一不安状态下时，她有这样的疼痛，这是由于她的衰竭，她的感觉比平常更敏锐些。这些疼痛最初只是偶然地与那些经历联系着，以后在她记忆中重复出现，成为整个联想情结的躯体象征。在下面我将举出更多的实例来肯定这个过程。最初似乎这些疼痛是风湿性的，也就是说，我们给予许多被滥用的术语一个明确的意义，这主要是肌肉的症状，包括对压力非常敏感，肌肉硬度的改变，在相当长期的休息和极度的肢体、关节的不运动后（例如在早晨），其症状达到最严重的程度，而在痛苦的运动后得到改善，按摩后可以消散。这些肌肉的疼痛是非常普遍的，在神经病变中有相当的重要性。病人自己认为是神经质，又从他们的医生处得到进一步的鼓动，这些医生却又不是习惯地用手指的压力来检查肌肉。而这种疼痛为无数神经痛和所谓的坐骨神经痛等提供了素材。我这里只是简单地提到这些疼痛与痛风病素质的关系。我的这个病人的母亲及其两个姐妹患有严重的痛风病（或慢性风湿痛）。在治疗中她诉说的疼痛，如这个病人最初的疼痛有无当时的缘由，我不好说，因为我没有经验对肌肉的这种状况做判断。
[186]据传说，他是被老鼠吃掉的。
[187]我所用的程序不能看作好的方法：因在实施中都不够尽力。
[188]这里她的口吃和吧嗒声在追溯到了最初的两个创伤（即女儿的疾病和惊吓的马）后并没有完全消失。尽管此后这两种症状有明显好转。病人自己解释治疗不完全成功的原因是：无论何时，当她惊恐时，她就有口吃和发生吧嗒声的习惯。因此，这些症状不只是与原发创伤有关，而且形成与之有关联的长的一系列记忆，我在过去却忽略了消除它。这是经常会引起的一种情况，它限制了宣泄程序在治疗效果上取得其完美性。
[189]这是我第一次懂得并在以后无数次的情景中得到肯定的，即当某人在解决当时的癔症性谵妄时，病人的叙述是以相反的年月顺序进行的，即开始于最近的和最不重要的印象和思想联系，只有在最后才达到主要的印象，而这可能是最重要的致病因素（布洛伊尔提到同样的现象）。
[190]前天晚上她很惊讶，她的颈部**已有很长时间，因此该症状的预兆具有一定的准备时间而且在潜意识中感受到。这种奇怪的预兆在凯瑟琳娜·M夫人的病例中已提到是有规律地发生的。例如，当她在最正常的状态下，对我说：“我那晚受到女巫的惊吓后，已有很长时间了。”或者说：“我是多么的高兴，我的眼睛已好长时间不疼痛了。”我确信次日晚上她开始出现的严重害怕女巫的现象可能是她护理工作劳累过度的缘故，或可能她另一次的眼睛疼痛的发生正要开始。在每一次呈现的情景是病人潜意识状态中的产物，其开始所显示的并不很清楚。这种观念的出现是一种突然的想法，经未预料的“正式的”意识（使用沙可的术语）而进入一种满足的感觉，它总是被证明是突发性的和不合情理的。凯瑟琳娜夫人是个非常聪明的女人，我对她的感激是，从她那里我增加了许多对癔症症状的了解，她本人向我指出这类意外事件可能引起对其夸大的危险或预料不详的迷信。一方面，我们不应沾沾自喜；另一方面，我们也不应说到最糟的事，或者它有可能发生。事实是我们不要自夸自己的高兴，因为不快的事就在不远处；我们意识到在形成自夸中我们的预感，因为在这样的情况下，我们回忆的题材的内容先于其附着的感觉。就是说，因为一种令人愉快的、大不相同的观念存在于意识中。［这一间接提及在弗洛伊德三十几年后写的著作《否定》（1925h）近开头的脚注中也提到这一点。］
[191]［弗洛伊德本人翻译了这本书（伯恩海姆，1886），该书于1888～1889年出版。］
[192]［虽然德语是“übertragung”，很明显，这一初次出现在这卷末尾的词语不具备“移情”的意思。］
[193]［弗洛伊德试图以定量为基础来解释心理学的详细说明，见于他去世后所发表的《科学心理学设计》（1950a），《癔症研究》写于该书前的几个月，他已在他的第一篇关于《防御性神经精神病》（1894a）论文中的倒数第二段简要地表达了这些观点。也见于编者导言中。］
[194]［弗洛伊德已在他的第一篇关于《防御性神经精神病》（1894a）论文中介绍了这一术语。］
[195]［一群大鼠和小鼠，苍蝇和臭虫，青蛙和虱子。歌德的《浮士德》，第一部，第三场（见阿德泰勒翻译）。］
[196]［只在第一版的德文版本中，该词写成是“生理的”，这显然是个印刷错误。］
[197]［见弗洛伊德当时关于《焦虑性神经症》（1895a）的文章。在前句中，他用的是“神经症的”，这是他在那时常用的词语。以后该词语称为“真性神经症”（1898a）。］
[198]［贯注（cathexis），这似乎是首次出现的术语。弗洛伊德用此术语的特殊意义是在他的心理学理论中将它定为最基本的概念之一。见编者导言。］
[199]［参看上面的脚注。弗洛伊德已在他的《防御性神经精神病》（1894a）第一部分使用过该术语，并在本书中重复使用。但在他以后的写作中很少再用此术语。在他《精神分析五讲》（1910a）的第1讲中对此有较详细的解释。］
[200]［风湿性疼痛与癔症的关系在后面伊丽莎白·冯·R小姐病例中做较详细的讨论。］
[201]［参见布洛伊尔对同一主题的评论。］
[202]［对立性观念这一概念，即后面提到的“反意志”在本书中有讨论。］
[203]［所有德文版中写成了“症状”，这可能是把“象征”误印为“症状”。而“记忆象征”的使用在意义上更为贴切，全书均使用该术语。］
[204]［弗洛伊德以后的著作中极少提及抽搐。费伦茨（1921）在有关的论文中写道：“我曾偶尔问起弗洛伊德教授关于抽搐的意义，他提示抽搐有某些器质性因素的作用。”］
[205]这里我可能有一个感觉，即过多地强调了症状的细节、体征识别上的不必要的混乱。但我逐渐认识到，癔症症状的确定事实上波及非常细微的特征，而且难以对这些特征发现很多归因。请让我举例说明。数月前，我治疗了一个有不良家庭遗传史的18岁女孩。她的情绪性神经症中完全表现出癔症的现象。我从她那儿听到的第一件事，即诉说她有两次绝望的发作。一次她感到脸的下部，从面颊往下到嘴有扭动；另一次，她的双脚趾**地伸展开，并且不停地扭动着。开始，我本人不愿意过分看重这些细节，而无疑那些从事癔症研究初期的学生可能趋向于认为这些现象是癔症发作期间皮质中枢刺激的证据。确实我们无视这类感觉异常的中枢定位，但我们熟知这些感觉异常表现了局限性癫痫，并构成了沙可的感觉性癫痫。脑的中央沟直接毗邻的对称的皮质区可主管脚趾的运动。但这个解释结果却完全不同。当我逐渐熟悉这个女孩时，我直接问她在这样的发作中有什么样的想法，并告诉她不要感到窘困，她应当能对这两种发作有个解释。患者难为情地脸红起来，但我终于在没有使用催眠下说服了她，并给予我以下的解释。该事实从当时在场的她的同伴处得到完全的证实。当她第一次来月经的时候，她已患多年的青春期头痛，这使她不能做任何一般的工作，并影响了她的学习。最后当她摆脱这种状态后，这个劲头十足而头脑较简单的孩子在她本人状况得到改善的情况下决定非常努力地工作，以便再一次地赶上她的妹妹和同龄的人。在这样做时，她付出相当多的非理智的努力，这样的努力通常因过高估计了自己的能力、爆发了绝望而告终。当然，她也将自己与别的女孩在体格上做比较，当她发现自己体格上的缺点时感到不快。她的牙齿明显突出，她开始为此而烦恼，产生了要纠正这一不足的想法，就用15分钟的时间拉她的上嘴唇来盖住突出的牙齿。而当这种幼稚的努力失败后，导致她产生一种绝望。从此，她面颊往下扭弯，形成刺痛感。另一种发作时脚趾的伸展和扭曲的缘由也不难发现。他人告诉我她的第一次发作是在远足伊斯格尔附近（奥地利上部的地方），她的亲戚们自然费了好大的劲才使其平静下来。但女孩本人告诉我的是不同的故事。似乎其姐妹们喜欢习惯地相互嘲笑她们的大脚，这是一个不可否认的事实。而该病人长期以来对此缺点感到不快，试图强迫自己的双脚穿可能最紧的靴子。然而她那观察力敏锐的父亲不允许她这样做，看管着她只能穿合适的鞋袜。她对这种控制非常不满。整天想着此事，产生了脚趾在鞋里扭动的习惯，就像人们要发现鞋子是否够大，能穿多少尺码等所做的动作一样。在去沙夫伯格山远足期间（她那时远没有使劲地这样表现），当然，又有一次机会使大家注意到她鞋的问题，因为她穿的是短裙。在散步中，姐妹们对她说：“你今天穿的是格外大的鞋。”她扭动着她的脚趾做试验，并产生同样的印象。从此她对自己过大的脚码一直烦躁不安，当她散步往回走时出现第一次的发作；她的脚趾蜷成一团，不自主地到处运动，这是她的想法处于完全抑郁的一个记忆象征。我要指出的是我们治疗的是两次发作，而不是慢性症状。我要补充的是在患者承认她的第一类症状停止后，而第二类症状，即发作时的脚趾扭动，仍持续存在着。因此必然还有一些没有说出来的事情。又及［在全部版本中］：我以后才知道为什么这个傻乎乎的女孩如此努力地工作来掩饰自己的原因，这是因为她想引起她的一个年青堂兄的注意［1924补充］。数年后，她的神经症转变成早发性痴呆。
[206]我对我的另一个病人有很深的印象，在催眠中有这样有趣的明显差别，即她对与症状无关的每件事都十分顺从，而那些深深扎根的症状却是顽固地存在，不能进入分析中。这是个活跃和聪颖的女孩，18个月来患有行走上的严重障碍，我对她5个月的治疗没有显出效果。她痛觉缺失，但两腿有疼痛区域，双手迅速震颤。行走时她向前弯曲，拖曳着双腿，步子很小，摇摇晃晃，宛如一个小脑患病的人。事实上，她也常常摔倒。她的气质明显是快乐的。维也纳有影响的权威之一在那时误诊她为多发性硬化症。另一个专家认为她是癔症性的——通过所述说的复杂现象，即疾病开始出现的疼痛、晕倒发作和黑蒙而支持这一个诊断，然后把她交给我进行治疗。我试图通过暗示来改善她的步态，在催眠中操纵她的双腿等，但尽管她在催眠中是个很好的病人，但治疗未取得成功。一天，当她再次踉跄进入治疗室，她的一个手臂撑在她父亲的身上，另一个手臂撑着一把伞，伞的顶端已很破旧了，在她的催眠中，我失去了耐心，对她大叫：“这把伞用得时间已经太长了，明天早晨你再用它时会在你的手中断掉，你应当弃它而自己走，从那时起，你将再也不需要伞了。”我不能想象我怎么会这么傻地针对伞做这样一个暗示。此后，我自感羞愧，毋庸置疑的是我这个聪明病人会从她父亲的角度顾全我的名誉，她父亲是个医生，当她被催眠时，她父亲也在场。次日，她父亲对我说：“你猜昨天她做什么了？当她突然情绪高涨时，我们一起沿着戒指大街（维也纳的一条主要的大街）散步。当走到将近街的一半时，她开始唱起歌来（‘我们过着自由的生活’），用她的伞在人行道上敲打着拍子，因此把伞搞坏了。”当然她本人并没注意到她已经无意地把愚蠢的暗示转变成非常成功的暗示。由于在她催眠中，我对她的承诺、要求和治疗上均没有改善她的情况，于是我就转用精神分析，要求她告诉我，在她疾病发作前有什么样的情绪。她回答（在催眠下，但无任何情绪症状）在发病不久前，她的一个年青的亲戚去世，多年来她认为自己要与他订婚的。然而这个信息没有使她的情况有任何改变。因此，在下一次催眠中，我告诉她我十分确信她堂哥的死对她的情况没有什么影响，但另外一些她过去没有提到的事发生了。在这件事上她只是有意无意地说一个有意思的短语，但在停止前很少再说一个字。坐在她身后的老父亲开始痛苦地啜泣着。自然我就不再坚持对她的研究；但从此以后我未再见到这个病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