癔症研究002(第3页)
在1880年7月,当时她在乡村,她父亲患严重的胸膜下脓肿。安娜和她的母亲共同分担着护理父亲的责任。一天晚上,她醒来后极端焦虑病中的父亲,因父亲高热;她紧张地期待着从维也纳来的外科手术医生。她的母亲暂时走开一会儿,安娜坐在床边,右手搁在椅背上。她好似做了一个活灵活现的梦,看见一条黑蛇从墙上下来,朝向父亲,并咬着他(很可能是这样一个事实,在房后的田野里有几条蛇,以前曾惊吓过安娜,因此这给她的幻觉提供了素材)。她试图赶走蛇,但她好似瘫痪一样。她睡着时搁在椅背上的右臂发麻和轻瘫;当她看着自己的右手指时,就好像右手的手指变成了小蛇,指甲就如死蛇头(可能是她试图用局部麻痹的右臂驱赶蛇,而右臂的麻痹和轻瘫随后便与蛇的幻觉联系起来)。当蛇消失时,恐怖中的她试着祷告。但找不到语言:她舌头不能说话,最后她想到某些儿童用的英语祷词,[155]于是她发现能用这样的语言去想和祷告。火车的鸣笛意味着她所期待的医生的到来,于是发作停止。
次日,在一个游戏过程中,她把铁圈扔进灌木丛中。当她从灌木丛中取铁圈时,弯曲的树枝使她再现了她见到蛇的幻觉,当即她的右臂呈现僵直的伸展。自此以后,当她看到多少有点像蛇的物体后,就会发生同上述一样的情况。然而这种幻觉和挛缩只是在短暂的“失神”时出现,但从那晚以后,发生得愈来愈频繁(直至12月,病人完全衰弱至卧床不起,挛缩便持续存在)。由于某一特殊的事件,此事我在笔记中没有记录,也回忆不起来,病人右臂挛缩又波及右腿的挛缩。
从那时起,她逐步地形成自我催眠的“失神”状态。在我所描述的那晚后的第二天早晨,她正等着外科医生的到来,她陷入一阵“失神”的状态中,以致最后外科医生已进来了,她都察觉不到。她长期的焦虑干扰了她的进食,逐渐导致强烈的恶心感觉。此外,她的每一个癔症症状的引起实际上都是处于一种情感期。不能十分肯定是否每一个病人在那时都处于“失神”状态,但有可能是在她清醒状态下,她全然不知所发生的事。
在一次争论过程中,她克制着不反驳而引起会厌**,以后在每一类似的情景中,该现象便反复发生。
她失去说话的能力是在(a)晚上出现的第一次幻觉后害怕的结果;(b)另一次,因(主动抑制)克制说话;(c)因某事而受到不公平的责备;(d)在(当她克制时)任何相似的情况下。有一次,她坐在父亲的床边,听到从邻居家传来的跳舞音乐声,突然觉得想去参加,通过自我责备,克制住这个念头,于是她出现第一次的咳嗽症状。从此,在她疾病的全过程中,她对任何明显节奏性的音乐的反应都是神经性咳嗽(tussisnervosa)。
我不禁后悔因我记录的不完整,我不能列举出所有的情景下她所出现的各种癔症症状。她亲自告诉我在每一个情景下所出现的症状,只有一例我在前述已提到的除外。我已说过,在她叙述每一个症状的第一次发生的情况下,该症状便消失。
她整个疾病也同样以这种方式近于尾声。病人自己做出坚决决定:在她迁居到乡村(6月7日)一周年的那一天,结束全部治疗。因此,在6月初,她用最大的精力投入“谈疗法”治疗中。在最后一天,通过有意的安排,即类似于她父亲的病房,她再次产生恐怖的幻觉——这已在前叙述过了,这也是形成她全部疾病的根由。在原始发生的情景下,她只能想,并用英语祷告,但在复制情景之后,她能够讲德语了。更有甚者,许多过去呈现的紊乱便都消失了。[156]在这以后她离开维也纳,做了短期的旅游;但经过相当长的时间,她才恢复完全的心理平衡,从这以后,她享有完全的健康。
虽然我省略了大量非常有趣的细节,但安娜·O的病史比需要诊断的癔症病史要庞大一些,而这些病史本身反映的是一种不寻常的特征。然而在描写病史时,不可能不进入其细节,而对我来说,其特征尤为重要,这也许就是这份较长的病史报告的一个借口。就如同棘皮动物的卵在胚胎学上是重要的,不是因为海胆是一种特别有趣的动物,而是因为它的卵的原生质是透明的,因为我们对它们的研究,明白了可使其卵的原生质变为不透明的[157]可能的程序。我对这个病例的兴趣完全在于非常清楚和可理解的病因方面。
(1)她单调的家庭生活和职业缺乏适当的知识性。这使她有过多的未被用的心理活力和能量,而她不断的想象活动是这种发泄的一个方法。
(2)这导致了一种“白日梦”的习惯(她的私人剧院),成为她心理人格分离的基础。然而,这种程度的分离仍在正常范围内。在多少带有机械式的职业中所出现的幻想和想法并不意味着病理性的意识分裂,因为若这些幻想和想法能被阻断,当他人对其说话时,则可回到正常的意识的统一,而且也不可能存在意识的缺失。然而,在安娜·O的病史中,这一习性是我所描述的焦虑和害怕情感的基础,曾使安娜从习惯性的白日梦转变成幻觉性的“失神”。很显然,她发病开始最早的特征是如此的完全,这已经呈现了其主要的癔症特性,在这以后仍维持不变几乎近两年之久。这些包括第二意识状态的存在,第一次出现时呈现短暂的“失神”,以后成为“双重意识”,因焦虑的情感致使她说话受抑,她发现在说英语诗句中找到了发泄的机会;以后语言错乱,失去母语,代之以非常好的英语;最后由于右臂受压而致意外的麻痹,并发展成为右侧身体的挛缩性轻瘫和麻木。这其后的情感机制完全符合沙可的创伤性癔症的理论——轻微的创伤在催眠状态中发生。
而沙可在他的病人中实验性地引起的轻瘫立即稳定下来,在创伤性神经症中因严重外伤性休克也可立即引起轻瘫,而这个女孩的神经系统进行成功抵制长达4个月。她的挛缩及所伴有的其他紊乱仅在第二意识状态(sedstateofess)中的短暂的“失神”时出现,处于正常状态时则能充分控制自己的身体和感觉,因此她和她周围的人都注意不到这一点,而她周围的人把注意力集中在安娜患病的父亲身上,结果转移了对安娜的注意。
然而,她的“失神”及完全的记忆缺失,并伴随愈来愈多的癔症现象,这些症状从她第一次幻觉样的自我催眠后出现得愈益频繁,故相同类型的新的症状的形成的机会就增多,那些已经形成的症状则由于反复的出现而变得愈益顽固。此外,逐渐发生这些情况,病人在任何突然痛苦的情感下,都产生同样“失神”的结果(尽管事实上,这种痛苦可能在每一个病例中引起暂时的“失神”);偶然的巧合造成病理性的联想和感觉或运动的紊乱,并伴随着情感的出现。但到现在为止,这只发生在一瞬间。在病人卧床不起前,她已发展到出现全部癔症现象的症状群,但无人知晓。只是在病人由于缺乏营养、失眠和长期焦虑而耗竭才完全垮了下来;只是在病人较正常状态,更多的时间处于第二意识状态时,癔症现象才延伸到了正常状态中,并从间歇性的急性症状发展到慢性症状。
现在,我们必须考虑有多少可信的理由想象癔症的产生在其他病人中也是以同样的方式,以及尽管没有截然分明的第二意识状态,但是过程是相似的。我进一步支持这样一种观点,即目前的这个病例,正如我所叙述的,若不是在催眠状态下让她回忆某些事及与这些事有关的特性,则病人和医生对癔症发展的情节均全然无知。病人处于清醒状态下时对此是全然无知的。因此在其清醒状态下检查时也不能获得在其他状态下所发生的资料。我已指出目前这个病人对周围的那些事物基本上不能察觉。因此,对于其他病人来说,只能采用像给安娜·O那样的治疗程序,即给予自动催眠而发现他们的病情。暂时我们只能阐述的观点是较多地描述类似于这里所述的一系列意外事件,较少去理解至今使我们猜测的有关的病理机制。
当病人被禁锢在床时,她的意识持续在正常的和“第二”状态之间摆动,许多癔症症状群原本是分别引起的,并处于潜伏之中,现成为我们所见的病症的特征,即慢性症状。这些新增加的一群现象似有不同的源处:她的左侧肢体的麻痹性挛缩和抬头肌肉的麻痹。我把这与其他现象区别开来,因为一旦这些现象消失,则不再重复,即使在其他所有症状停止某些时间后,重又活跃起来,这些现象也不会以短暂或轻微的方式在结束期和恢复期中出现。同样,它们也不会在催眠分析中出现,而且不会再追溯到情绪或想象方面的根源。因此,我倾向于认为它们的出现不是出于像其他症状那样相同的心理过程,而是归因于构成癔症现象的躯体症状在未知情况下的继发性的延伸。
尽管她的两种状态是如此截然分明,然而,第二状态不仅闯入第一状态(这毕竟是真实的,而且即使当她处于非常糟糕的情况下),一个眼光锐利和镇定的观察者,正像她说的那样,坐在她脑海的一角旁观察所有疯狂的事情。当精神病实际上在发展时,会发现这种清晰思维持久地以一种非常奇怪的方式表达着。当癔症现象停止后,病人此时经历一段暂时的忧郁,她产生许多像孩子样的害怕和自责,在这些想法中,她完全不是生病,而且所有的事都是假想的。正如我们所知,经常有这种类似的观察。当这类障碍被清除后,两种意识状态又合二为一,病人回首过去,以未分裂的人格看待自己,知道自己所有的愚蠢举止;他们认为如果当初自己想要预防的话,他们是能够预防的,因此他们感到自己好似有意做了所有这些恶作剧。应当补充的是在第二意识状态期间,持续存在的这种正常的思维必然有大量的波动,也必然会经常地完全丧失。
我所描述的这个惊奇的事实是从疾病的开始到结束。所有从第二状态下引起的刺激,再加上其结果,在催眠下作出言语表达便永久地消失了。我只能补充强调一下这并不是我的发明,而是我对患者使用了暗示。它使我完全大吃一惊。直至我对所有癔症病人使用这个方法去除症状后,我才因此而发展了这样一种治疗性的技术。
病例二埃米·冯·N夫人,40岁,来自利物尼(弗洛伊德)
1889年5月1日[160],我接受了一个约40岁女士的病例,她的症状(symptoms)和人格(personality)使我非常感兴趣,所以我在她身上花了许多时间,并决定为她的康复尽我能做的一切。她是个癔症病人,能非常容易地被催眠进入梦游症中;当我逐渐意识到这点时,我决定在催眠中应用布洛伊尔的研究技术。该技术在他的第一个病人成功的治疗中已给予我启示。这是我第一次试图应用这一治疗方法。但是我远远不能掌握它;事实上,我既没有对症状做十分充足的分析[161],也没有十分系统地进行研究。兴许我通过呈现治疗最初三周每晚所记的笔记而能很好地描述病人的情况和我的医疗程序。这以后的经验使我较好理解的方面,我将用注解和插入评语的方式使病史具体化。
1889年5月1日,当我初次见到这个女士,她正躺在沙发上,头枕在皮靠垫上。她看上去仍年轻,善于修饰边幅,富有性格。她的脸显出紧张和痛苦的表情。眼睑肿着,双眼神情沮丧,前额双眉紧皱,鼻唇沟较深。她说话语调低,好似有困难,言语中不时有**性的停顿,好像结巴一样。她的手指不停地乱动,宛如手足徐动症(athetosis)。她的两只手紧握着保持一种状态。脸和颈部的肌肉常有抽搐样的运动,特别是右侧胸锁乳突肌的**很明显。还有,她常用嘴发出吧嗒声而阻断自己的说话,这种声音却又不是模仿。[162]
她向我述说的事十分连贯,显示出她不同寻常的教育和智力程度。似乎十分奇怪的是每过2至3分钟,她便突然停下来,扭曲着脸,现出恐怖和厌恶的表情,向我伸出她的手,张开并弯曲着手指,用不同的声音,充满焦虑地惊叫着:“保持安静!不要说任何话!不要碰我!”她可能受到某些反复出现的恐怖幻觉的影响,用这种方式把侵入脑海中的某些事驱赶掉。[163]这些插话都是突然中止,她在说这些话时,不表现任何片刻的兴奋,也不对她的这一行为做出解释或致歉——她可能没有注意到自己这样的插话。[164]
在了解到她的情况后,我懂得了其中的一些缘由。她的家族来自德国中部,但两代人在俄罗斯的柏尔蒂克省定居,在那里拥有大量的财产。她是家庭中14个孩子中的第13个。但其中只有4个孩子存活。虽然她受到精心的抚养,但受到精力旺盛而又严厉的母亲的严格管训。当她23岁时,她与一位非常有天赋和能干的男士结了婚,这位男士是一位显赫的大实业家,但比她年长许多。婚后不久,丈夫死于中风。鉴于此,再加上抚育两个孩子的任务,现在两个孩子分别为14和16岁,她俩常有病,并遭受神经过敏方面的困扰,她把这些都归因于自己的疾病。自她丈夫14年前去世以来,她一直患有不同严重程度的疾病。4年前,经过一个疗程的按摩,并结合电浴治疗,她的情况暂时有所改善。除此之外,她所有增进健康的努力均告失败。她很频繁地旅游,并有许多爱好。目前她住在柏尔蒂克靠近大城镇的一个乡间宅第里。[166]数月来,她再一次病得很严重,患抑郁和失眠,并受疼痛的折磨;她去了阿巴兹[165]希望改善病情,然无济于事。近6周,她一直在维也纳,至今由一位杰出的医生照顾。
5月2日傍晚,我在疗养院访视了她。我注意到无论何时,当她的房门被出乎意料地打开时,她都会强烈地突然受惊。因此我要求护士和该院医生访视她时,应很响地敲她的房门,等她说可以进来时才进去。但即使这样,每次任何人进她房间时,她仍有怪相并惊跳起来。
今天她主诉她的左腿发冷和疼痛,并发散到髂脊以上的背部。我嘱她一天两次热水浴,然后我对她做全身按摩。
她是施行催眠术的一个很好的被实验者。我只要面对着她,握住她的1个手指,命令她入睡,她就陷入迷茫和糊涂的样子。我暗示她只要睡得好,她的所有症状将会改善等。她闭着眼但清楚地集中注意听着这些话,她的面部逐渐放松,显得平静的样子。在这第一次催眠后,她对我的话保留了模糊的记忆;但在第二次完全的催眠的梦游状态中伴有记忆的缺失。我曾告诉她我要对她作催眠,她说对此无困难。过去她没有作过催眠,但很可能她已读过有关催眠术的书[167],尽管我不能说出关于催眠状态她会有哪些观念。
一天两次的热浴、按摩及催眠持续了几天后,她睡得很好,外表看起来也好一些,白天大部分时间安静地躺在**。我不限制她去看孩子们,阅读或处理她的信件。
5月8日早晨,她以十分明显的正常状态接待了我,讲了有关动物的可怕故事。她读了放在她前面桌上的《法兰克福报》中的小说,一个关于一名学徒如何绑住一个男孩,把一个小白鼠放进男孩嘴里的故事,这个男孩因恐怖致死。K医生告诉她已把所有的小白鼠送到梯比利斯(格鲁吉亚城市)去了。当她告诉我这些时,恐惧的每一种体征都表现出来。她几次紧握和放开两只手,说着:“保持安静!不要说任何话!不要碰我!”“好像有一个老鼠样的动物在**。”(她颤抖着说)“想想看,当打开一个盒子时,在一群老鼠中有一只死鼠已经腐烂!”
在催眠期间,我试图驱散她这些动物的幻觉。在她入睡时,我拿起了《法兰克福报》。我发现了有关那个男孩被虐待的轶事,但没有任何有关老鼠的事。因此这些是她在阅读时的谵妄中引出的。(我在傍晚的谈话中提到了白鼠,她对白鼠全然不知,表现出非常的惊奇和真心的大笑。[168])
下午,她出现了她自称的“颈部**”[169],然而,正如她所说,“仅持续了几小时”。
傍晚,在催眠下,我要求与她谈话,在经过一些努力后,她能继续与我对话。她说话较轻,每次回答前稍有停顿。她的表情随着她议论的主题而变化着。我根据她所说的给予暗示,当即她就镇静起来。我问她为何如此容易受惊,她答道:“这与我很年幼时的记忆有关。”我问她什么时候,她又说:“最初是我5岁时,我弟弟和妹妹经常向我扔死的动物。那是我最先有的晕倒和**。但我姑妈说这是不光彩的事,我不应当有那样的发作,因此我不再有那样的发作。当我7岁时,我又被惊吓,当时我出乎意外地看到了我妹妹躺在灵柩中;8岁时,我弟弟经常披着床单,扮成鬼来吓唬我;9岁时,我看见姑妈在灵柩里,她的下颌突然掉下来,我再一次地受到惊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