癔症研究（第1页）

癔症研究

1893~1895

约瑟夫·布洛伊尔西格蒙德·弗洛伊德著

金星明译

杨韶刚校

赵国复修订

按语

本书是精神分析的理论奠基和正式起点的标志。共包括四部分：（1）论癔症现象的心理机制（1893），布洛伊尔与弗洛伊德合著；（2）病历，包括安娜·O在内的五个个案史；（3）理论，是布洛伊尔的一篇理论论文；（4）癔症心理治疗，为弗洛伊德所撰写。本书提出两个重要思想：其一，对癔症的症状、病因做了详细的分析和解说，开始提出癔症创伤理论（traumatheoryofhysteria），认为每个人均蕴藏着一些必须寻找出路的心理能量，它们遇到矛盾时就会导致病理征候。弗洛伊德精神分析理论就是从这一思想出发而发展起来的。其二，他把动力因素（dynamicfactor）和经济因素（eicfactor）包括在癔症病因中时，强调了情绪生活尤其是性欲的作用。弗洛伊德认为，在精神病的产生中，性欲阻碍和冲突占有一定的地位，任何被压抑的欲望、冲动、思想和情感在本质上都同性欲有关，其根源可追溯到儿童时期。本书出版后，受到维也纳和德国许多人的严厉责难，13年中只销售了626册。本来布洛伊尔就不同意把癔症的病因同性欲连在一起，出版后又遭到批评，更感到伤心。但弗洛伊德却一笑置之。这样，本书的出版就成了他们10年来友谊破裂的开始，到了1898年前后，他俩不但未能和解反而分道扬镳了。

英文版编者导言

一、关于《研究》的写作历史

我们知道写这本书历史方面的一些细节。

布洛伊尔对安娜·O小姐治疗的整个工作是在1880至1882年进行的。那时，约瑟夫·布洛伊尔（1842～1925）在维也纳已经享有两个方面的较高名望，即有大量实践和科学成就的内科医生。而弗洛伊德（1856～1939）刚被授予医生资格[129]。然而这二人已经是数年的朋友，布洛伊尔的治疗结束于1882年6月初。随后在11月，布洛伊尔向弗洛伊德叙述了他奇异的治疗（那时尽管弗洛伊德的主要兴趣集中于神经系统的解剖方面），他被这个故事深深地感动。实际上从那时起大约3年后，弗洛伊德在巴黎的沙可手下进行研究，他向沙可报告了这个病例，“但这个大人物对我的主题不感兴趣，所以我再也没有向他提起，也不再有这个想法。”（《自传研究》，1925d，第2章）

弗洛伊德在沙可手下的研究大部分集中在癔症（hysteria），当他在1886年回到维也纳时，开展了神经症的治疗工作，其中癔症占了他大部分的临床病例。开始时，他主要采用当时所推荐的治疗方法如水疗（hydrotherapy）、电疗（electrotherapy）、按摩（massage）和魏尔-米歇尔的休息疗法（Weir-Mitchellrestcure），但这些在当时被证明无满意的疗效，于是弗洛伊德的想法转向了别处。他于1887年12月28日写信给他的朋友弗利斯：“在最近数周内，我已采用催眠术，尽管病例不多，但有明显的成效。”（弗洛伊德，1950a，信2）他给我们详细地说明了这类病例中的一个治疗成功的病例（1892～1936）。但是安娜·O的病例仍不在他的考虑之中。他告诉我们（1925d），“开始时，我是用另一种方式的催眠术（hypnosis），与催眠暗示（hypnoticsuggestion）不一样”，这“另一种方式”即宣泄方法（catharticmethod），这是我们现在这一卷的主题。

埃米·冯·N夫人是我们从弗洛伊德获知的第一例用宣泄法治疗的病人。[130]在1925年的书中所加的脚注他说明了这一点，并说这是他第一例“较大程度”使用这个方法。确实，在这以前，他一直仍使用催眠术作为常规的方法，即给予直接的治疗性的暗示。事实上，大约在这时，由于对催眠暗示的强烈兴趣使他在1888年翻译了伯恩海姆的一本书，1892年翻译了其另一本书。同时于1889年夏花费数周参观了李厄保和伯恩海姆在南锡的诊所。在埃米夫人这个病例中所使用的治疗性暗示在他治疗开始2～3周内每天的报告——即他“每天晚上的记录”中已非常清楚地显示出来。我们遗憾的是不能肯定他何时开始治疗这个病例，也许在1888或1889年的5月，即在他初次“从事催眠术研究”后约4或16个月后。治疗在1年后结束，即1889或1890年的夏天。第二个病例的出现与前一个有相当的差距（指时间间隔，而不是症状表现）。这第二个病例就是伊丽莎白·冯·R小姐，治疗始于1892年秋。弗洛伊德描述此病例是他“对癔症的第一个全过程的分析”。此后不久是对露西·R小姐的分析，它始于同年的年底。[131]而凯瑟琳娜的保留病例没有写明治疗日期，但在1889和1892年期间，弗洛伊德肯定治疗过其他的病例，特别是凯瑟琳娜·M夫人。他“知道这个病例比这些研究中所提到的任何其他病例都更为全面”，但出于对“个人的考虑”，故这个病例没有详细报告。然而弗洛伊德和布洛伊尔经常讨论起她。在有关卷中，我们从弗洛伊德的阐述里得知，“正是在与布洛伊尔一起对这个典型病例的研究中，才直接导致我们出版《绪言》一文”[132]。

起草那篇开辟新纪元的论文（构成现在这卷的第一部分）始于1892年6月。6月28日给弗利斯的一信（弗洛伊德，1950a，信9）写明：“布洛伊尔已同意把我们共同合作所取得的发泄理论（theoryofabrea）及有关癔症的其他发现，也将联合做出详细的发表。”他接着说：“其中有一部分，开始时我要单独写的已经完成。”这“已完成”部分的内容在第二天1892年6月29日给布洛伊尔的信中再次明确提及（弗洛伊德，1941a）：“当我交给你几页文章时我感到满意，现在我又觉得心神不安。”这封信继续对文章的内容给予很精练的总结。其后我们看到，弗洛伊德所翻译的沙可的《星期二演讲》一卷（弗洛伊德，1892～1893a，107）加上了他的一个脚注，共有3小段，是《绪言》的总结，并提到这是个“开始”。[133]除此之外，还有其他两篇较详细的草稿保存下来，[134]其一（弗洛伊德，1940d）标明是1892年11月底，这是弗洛伊德手稿的第一部分（尽管写着与布洛伊尔合作）。虽然在《绪言》第四部分，使用了不同的语言，但癔症发作及其大部分内容都涉及了。而其中一个与“恒定性原则”（priancy）有关的重要段落却未予说明被删除了，在此卷里这个主题仅在布洛伊尔著作的后一部分显示出来。最近有一篇标着题为Ⅲ的备忘录（弗洛伊德，1941b）。这个备忘录没注明日期。但文中讨论了“类催眠状态”（hypnoidstates）和癔症的分离性症状，并与已发表的论文的第三部分有密切的关联。

1892年12月18日，弗洛伊德致信给弗利斯写道（1950a，信11）：“我很高兴能告诉你，我们的癔症理论（回忆、宣泄等）将在1893年1月1日登载于《神经中枢》杂志上，这是一篇详述的绪言，意味着我们与同行之间的长期战斗。”该文章标明是1892年12月，实际上是分两个内容定期发表的，第一次的2节内容发表于1月1日，其余3节发表在1月15日。《神经中枢》（半月刊）是在柏林发行的，而“《绪言》”几乎立即全部登在维也纳的《维也纳医学》杂志上（1月19日和26日）。在1月11日，当文章只登了一半时，弗洛伊德在维也纳的医学俱乐部做了一次有关该主题的演讲。该演讲“经主讲人审校后”的速记报道出现在1月22日和29日的《维也纳医学报界》上，演讲与文章几乎是相同的话题，但取材很不相同，且形式上较随意。

文章的出现在维也纳或德国似乎没有产生很明显的影响。但在法国，就像1893年7月10日弗洛伊德在信中向弗利斯所报告的（1950a，信13），却引起让内的关注，而其反对弗洛伊德的思想只是在以后才提出来的。让内于1893年6月和7月在《神经病学进展》这个杂志上发表了《癔症的某些最近的定义》一文中，长篇地高度赞扬地报道了《绪言》。他在1894年出版的《癔症的心理状态》一书的最后一章采用了该文章。甚至始料未及的是1893年4月，仅在《绪言》发表3个月后，由迈尔斯（F。W。N。Myers）在伦敦的心灵研究会的全体会议上对《绪言》做了详细的解释，且印在第二年6月的《会议录》上。在《大脑》这本杂志上，米谢尔·克拉克（MichellClarke）也对《绪言》做了全面的摘录和讨论。然而，最令人惊奇和未经解释的反应是1893年2月和3月的Gacetamédiada杂志全文发表了西班牙文的《绪言》。

作者下一个任务是准备病案资料，在1894年2月7日，弗洛伊德说“书已完成一半，剩余的仅仅是少数病案的收集和两个章节”。在一封未发表的5月21日的信中，他提到他正在写最后一份病案，在6月22日（1950a，信19），他列举了“与布洛伊尔合作的这本书”的目录，包括“五份病案，一篇他的随笔，这篇随笔和我一点关系也没有，关于癔症理论（总结和评论）和一个我还没有开始写的关于治疗方面的文章”。这以后很明显有一段时间的停顿，直至1895年3月4日（出处同上，信22）。他写信说他在“加紧写关于癔症治疗的文章”，至3月13日完成（是未发表的信）。在另一封未发表的4月10日的信中，他给弗利斯该书第二部分的校样，次日他告诉弗利斯还有3周，此书便可问世。

尽管准确的日期没写明，但《癔症研究》（以下简称《研究》）似乎按时于1895年5月出版。在德国医学界，此书并不受欢迎。例如，著名的神经病学家阿道尔夫·冯·斯图吕贝尔（AdolfvonStrümpell）对此做了批评性的评论。另一方面，一位非医学作者阿尔弗雷德·冯·伯格（Alfredver），他后来成为维也纳市立剧院的导演，在《新婚杂志》上写了一篇赞扬的文章（1896年2月2日）。在英国，克拉克在《大脑》（1896，第401页）杂志上做出长篇和赞扬性的述评，迈尔斯也对此书感兴趣，他在1897年3月第一次作出相当长篇的论述，该论述后来收在他《人的性格》（1903）一书中。

十多年以后，在本书被要求印刷第二版之前，那时两位作者已分道扬镳。1906年5月，布洛伊尔写信给弗洛伊德同意再版，但是讨论到了是否希望有新的联合序言。其后耽搁了一些日子，最后如下所见，第二版两位作者写了各自的序言。这是1908年7月的事，但第二版的出版实际上是在1909年。该版乃至以后的数版均未作改动，但是在1924年，弗洛伊德在他的《全集》中所包含的他的《研究》一卷中写了某些附加的脚注（1925年版），并在正文中做了一两处小的修改。

二、精神分析研究的意义

《癔症研究》通常被看作精神分析的开端。因此，值得简要地考察一下这是否及在哪些方面真是这样。在讨论这个问题时，两位作者对该书的贡献多少将留在下面考虑，而我们把该书看作一个整体。该书对其后开展精神分析的整体可以方便地分为两部分，尽管这样的区分必然是人为的。一部分是《研究》中所描述的技术程序和临床发现上究竟在什么范围内和以什么方式为精神分析铺平道路？另一部分是书中所提出的理论观点在何种范围内被接受，以后成为弗洛伊德的学说？

人们没有充分注意到这个事实，弗洛伊德的成就可能最重要的方面是他发明了对人类心灵进行科学考察的第一个手段。本卷具有吸引力的主要方面之一是使我们能追踪这个手段在发展中的早期阶段。它告诉我们这不是一个简单的克服前进道路上一系列障碍的故事，而是发现前进道路上必须克服的一系列的障碍。布洛伊尔的病人安娜·O本人证实并克服了这些障碍中的第一个障碍，即癔症病人的记忆缺失（amnesia）特征。当这种记忆缺失表现明显时，立即可明白这不是病人的整个心理特征，在其背后存在潜意识的心理。因此从一开始就很明显，这个问题不是只简单地研究有意识的心理过程，对它的研究使用日常生活中的一般方法就足够了。如果也有一些潜意识的心理过程，则显然需要某种特殊手段。对此，催眠暗示是个明显的手段，这个手段不是直接针对治疗，而是说服病人展现从潜意识的心理中产生的素材。对安娜·O似乎只需要稍微地使用这个方法，于是她从“潜意识”状态中产生了一系列的素材，而布洛伊尔所做的就是坐在一旁听着而不打断她。但是这工作并不像听起来那样简单。埃米夫人的病史表明对弗洛伊德来说，要使自己适应这一新的催眠暗示，听病人所讲的一切而又不予打断，或从中抓住其关键，从很多方面来说都显得何等的困难。更何况，并非所有癔症病人都像安娜·O那样顺从；每个人也不像她，在明确表达后能容易地进入深度催眠状态。在这方面更进一层的障碍是：弗洛伊德告诉我们，他与催眠术行家相比相差甚远。在这本书中，他说明了他是如何战胜困难的，他如何逐渐放弃试图使用催眠术，并促使他的病人进入“集中注意”（tration）的状态，并偶尔用手按在病人前额。但放弃催眠术（hypnotism）却使他进一步洞察了心理过程。它揭示了另一个存在的障碍：即病人“抵抗”（resistance）治疗，不愿在他们的治疗中互相协作。如何对待这种不愿意？是否应对他们大叫或取消暗示？或像对待其他心理现象一样单纯进行调查？弗洛伊德对这第二种方法的选择直接引导他花费全部的生命去探索未知世界。

在《研究》发表后的数年里，弗洛伊德越来越多地放弃了有意暗示方法，逐渐越来越多地依靠病人的“自由联想”流，由此展开了梦的分析（即释梦）。首先，梦的分析（dream-analysis）使弗洛伊德洞察了心理的“原发过程”（primaryprocess）以及影响我们产生较能理解的思想的方式。因此，他提出了自己新的技术方法，即“解释”（iion）的方法。其次，梦的分析使他能够进行他的自我分析（self-analysis），使他后来能够发现婴儿的性和俄狄浦斯情结。除了某些甚微的暗示外，所有这些事都处于领先的地位。但是他在本卷最后数页遇到研究道路上的另一个障碍，即“移情”（transference）。他已微微感觉到其难克服的性质，甚至开始认识到这不仅是一个障碍，而且也是精神分析技术的另一个重要的手段。

《绪言》的两位作者所采用的主要理论观点从表面上看来似乎是简单的。他们认为在事物的正常过程中，如果一种经历伴随着大量的“情感”，则情感或以各种有意识的反射性行为“释放”出来，或与其他有意识的心理素材联在一起逐渐地消磨掉。而另一方面，癔症病人却不会发生这两种情况（以下我们将会提到其理由）。他们的情感处于“窒息”状态，而对与其有关的经历的记忆在意识中被切断。因此，癔症的症状表现是情感记忆，这被看作“记忆象征”（memoricsymbols）即被压抑的记忆的象征。这个病态结果的发生可以解释为有两个主要的理由：其一是在最初经历中，病人心理处于特殊的分离状态，被描述为“类催眠”状态；其二是那个经历与患者的“自我”（ego）不相容，于是产生“抵触”。上述任一情况下，“宣泄”法（catharticmethod）的治疗作用的相同基础是：如果最初的经历伴随着情感的发生能够进入意识，则情感可通过行为而释放或“发泄”，而控制症状的势力则停止发挥其作用，于是症状就消失。

所有这些似乎十分肯定，但还有一些见解表明有许多问题仍未解释清楚。为什么情感需要被“释放”？为什么未被释放的情感的结果是如此的难以应对？这些基本问题在《绪言》中完全没有考虑到，尽管作者死后出版的两份草稿（1941a和1940d）中已简要地提示了这些问题，对这些基本问题已提供了假设解释。足以令人奇怪的是弗洛伊德实际上在他1893年1月11日的演讲中已阐述了这个假设，但在《绪言》中却被删除了。他又在他第一篇《防御性神经精神病》（1894a）文章的最后两段中提到了它，他在这里特别说明，这个假设是一年前《绪言》中发泄理论的基础。但这个基本假设的第一次正式产生和给予名称是在1895年布洛伊尔所写的本卷中的第二部分。十分奇怪的是弗洛伊德理论的这一最基本内容，却首先由布洛伊尔做详细的讨论，而弗洛伊德本人尽管偶尔提起这个主题（正如在他的文章《本能及其变化》前几页中所说的），但在写《超越快乐原则》（1920g）前，他没有明确地提到这个问题。正像我们现在知道的，他确实在与弗利斯的通信中提到这个假设的名称，具体日期不清楚，大约在1894年（草稿D，1950a）。他虽然在出版《研究》后的数月写的《科学心理学设计》一书中用另外的一个名称，但他仍然全面地考虑了这个问题。然而直到55年以后，草稿D和《科学心理学设计》一书才问世。

“恒定性原则”（这术语是给该假设起的名称）可以用弗洛伊德在《超越快乐原则》中所用的术语来下定义：“心理结构努力保持尽可能低的兴奋量，或至少保持其恒定（标准版，第18卷，第9页）。”布洛伊尔在下面用很相似的术语，但偏向神经病学方面说明，它是“一种保持脑内刺激恒定的趋向”。[135]他书中第201页以下的讨论中表明，情感在癔症病因学上的重要性在于其伴有大量刺激的产生，这些刺激转而按照恒定性原则释放。同样，创伤性经历也具有病理的作用，即产生大量的刺激，其数量之大以致不能以正常的方式处理。因此，《研究》的基本理论观点是临**必然用（恒定性原则中所表达的）更一般的趋势来解释发泄情感和变得受压抑的病态结果，以保持刺激的恒定。

人们常常认为《研究》的作者把癔症现象只是归因于精神创伤（traumas）和对创伤的根深蒂固的记忆，并认为直至后来，弗洛伊德才从强调婴儿期创伤转至婴儿期幻想，而达到他的重要的“动力学的”精神过程的观点。然而，从他所说中可知，恒定性原则形式的动态假设是以创伤和宣泄为基础的理论。当时代发展，人们的见识开阔，认为本能比经历具有更大的重要作用时，已无必要修正这个基本的假设。实际上，布洛伊尔已指出，“有机体主要的生理需求和本能的作用导致兴奋性的增加”，而产生释放（discharge），强调“性本能”的重要作用是“兴奋性持续增加（及其后发生的神经症）的最有力的源泉”。再者，所有不相容的冲突（flict）和压抑（repression）的观念很显然是因为发生了令人不愉快的兴奋性的增加。这导致进一步的思考，即正如弗洛伊德在《超越快乐原则》（标准版，第18卷，第7页）一书中所指出的“快乐原则”本身与恒定性原则是紧密联系的。他甚至进一步阐明快乐原则“是趋向执行某一功能，其作用或是完全释放心理结构的兴奋，或是保持一定量的兴奋，或是尽可能保持低水平的兴奋”。弗洛伊德在后期著作中把“保存的”特性归因于本能，“强制性的重复”也见于恒定性原则的同一阐述段落中。由此可见，弗洛伊德这些早期《癔症研究》所依据的假设仍是他后期推想的基础。

三、两位作者之间的分歧

这里我们不予考虑布洛伊尔和弗洛伊德之间的个人关系。这在《厄内斯特·琼斯传记》的第一卷已做了充分的描述，但简要地讨论他们在科学上的分歧是我们关心的。第一版的序言中已公开提到这种分歧的存在，而在弗洛伊德以后出版的书中，这种分歧更大了。但十分奇怪的是在书中，他们的分歧很不明显，尽管《绪言》一书是他俩唯一的一本公开的共同著作，但不易肯定的是作为一个整体，各人在不同内容的工作中所起的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