抑制症状与焦虑002（第1页）

抑制、症状与焦虑002

因此，我们便获得了出乎意料的发现：在这两个病人身上，压抑的动机力量出于对阉割的恐惧。包含在他们的焦虑中的观念——被马咬和被狼吞食——是对其父亲阉割这一观念的歪曲替代。这是一种受到了压抑的观念。在俄罗斯小男孩身上，这个观念表达了一种面对其男性反抗时不继续存在的愿望；在“小汉斯”身上则表达了他的一种使其攻击性转变成其对立面的反应。但是，作为恐怖症实质的焦虑情感不是来自压抑过程，亦不是来自被压抑冲动的力比多贯注，而是来自行使压抑的机构本身。属于动物恐怖症的焦虑是一种未经转换的对阉割的恐惧。所以，这是一种现实主义的恐惧[284]，是对实际上即将发生的或者被判断为真实的危险的恐惧。它是产生压抑的焦虑，而不是像我以前所相信的那样是产生焦虑的压抑。

我已在许多情况下主张，在压抑中，本能的代表是被歪曲的、被移置的等等，而属于本能冲动的力比多则被转换成焦虑。[285]对于这个事实，否认是没有用的，尽管回忆这个事实并不令人愉快。但是现在对恐怖症的考察，本来应该最好地提供肯定的证据，结果却未能证实我的主张，反而与之直接相矛盾。在动物恐怖症中所感受到的焦虑是自我对阉割的恐惧；而在广场恐怖症（agoraphobia）中所感觉到的焦虑（这是一个未曾彻底研究过的主题）似乎是对性**的恐惧——这种恐惧必定在其根源上与阉割的恐惧联系着。就目前所见，大多数恐怖症都可追忆到这种焦虑，这是自我在涉及力比多的要求时所感受到的焦虑。最主要的事情，也是使压抑得以实施的总是自我对焦虑的态度。焦虑绝不是产生于被压抑的力比多。如果我早先满足于认为，在出现了压抑之后，会出现一定数量的焦虑，以取代预料之中的力比多的表现，那么，我今天仍然这样主张。这种描述是正确的；在不得不受到压抑的冲动的力量和作为结果而发生的焦虑的强度之间，毫无疑问地表现出存在着这种一致性。但是，我必须承认，我认为我正在进行的不仅仅是一种描述。我相信我已经把手指向了将力比多直接转变成焦虑的心理玄学过程。现在我却不能坚持这种观点了。的确，我发现目前还无法解释这种转换是怎样施行的。

人们可能会问，我最初是怎样获得这个转换的观念的？那是在我研究“现实性神经症”的时候，当时精神分析还远未能区分自我中的过程和本我中的过程。[286]我发现，焦虑的发作和焦虑的一般准备状态是由一定的性活动产生的，例如**中断（terruptus），未释放出来的性兴奋或强制性的禁欲——就是说，每当性兴奋在朝向满足的过程中受到抑制、阻止或发生转向时。既然性兴奋是力比多本能冲动的表现，那么，我们便可设想，力比多在通过这些障碍时转变成了焦虑。这样的设想似乎不算太轻率。我当时所做的观察仍然适用。再者，不可否认，属于本我过程的力比多是启动压抑的障碍。所以，在压抑中焦虑是由本能冲动的力比多贯注产生的，这仍然是真实的。然而，我们怎样才能使这个结论和我们的其他结论一致呢？其他结论认为，在恐怖症中所感觉到的焦虑是一种自我焦虑，而且是在自我中产生的，焦虑不是由压抑产生的，而是相反，焦虑促使压抑启动。这里似乎有一个矛盾，这绝不是一个需要解决的简单问题。把焦虑的这两个根源还原为一个根源也并不容易。我们可以竭力这样做，只要如此设想一下就行：当**受到阻碍或性兴奋发生中断，或者禁欲被强制实施时，自我觉察到某些危险，便以焦虑的形式对此做出反应。但是这却使我们无处容身了。另一方面，我们对恐怖症的分析似乎并不允许改正。一切都有待证明（）。[287]

第五章

我们开始研究症状形成和由自我所发动的针对症状的第二次斗争。然而，在基于这一目的而选择恐怖症时，我们显然做了一次不幸运的选择。在这些失常现象的描述中占据支配地位的焦虑，现在看来是一种使情境变得模糊不清的复杂情况。有许多神经症根本就没有表现出焦虑。真正的转换性癔症就属此例，即便在其最严重的症状中也找不到焦虑的影子。这个事实本身就可以告诫我们，不要把焦虑和症状形成过分紧密地联系起来。恐怖症和转换性癔症在所有其他方面都如此紧密地联系着，因而我觉得把他们划入“焦虑性癔症”的名下是完全有道理的。但是，迄今为止谁也不能说，是什么决定着某一种病例究竟采取转换性癔症的形式还是恐怖症的形式——就是说，怎样才能确定是什么决定着癔症中焦虑的产生。

转换性癔症最常见的症状——运动性瘫痪、挛缩、不随意动作或释放、疼痛和幻觉——是宣泄过程，这些过程要么是永久保持的，要么是间歇性的。但这却造成了新的困难。实际上，我们对这些症状还没有多少了解。分析能够说明，症状所取代的受到阻碍的兴奋过程是什么。通常的结果是，这些症状本身也存在于该过程中。仿佛该过程的全部能量都集中在它的这一方面。例如，人们将发现，病人所遭受的痛苦表现在压抑出现的情境中；或者他的幻觉在当时曾是一种知觉；或者他的运动性瘫痪是对某种行动的防御，这种行动应该在此情境下施行但却受到了抑制；或者他的挛缩通常是对其身体的某一其他方面的肌肉有意图的神经支配的取代；或者他的惊厥表现的是从自我的正常控制下撤出来的情感的爆发。伴随着症状出现的不快感惊人地变化着。在已被移置到动作上去的长期的症状，如瘫痪和挛缩中，这种不快感几乎完全不存在，从自我对症状所采取的行动表现来看，仿佛自我和症状毫无关系；而在间歇性症状中以及在与感觉有关的症状中，一般地说，不快感可以明确地感觉到，在疼痛的症状中不快感则达到了极端程度。我们提供的这种描述是如此多方面的，以至于难以发现一种能包容所有这些变化但又能对它们做出一致解释的因素。另外，在症状形成后发生的自我同症状作斗争的转换性癔症中，几乎找不到这个因素。只有当一个人对身体某一部位疼痛的敏感性构成了症状之时，这种症状才能发挥双重作用。当从外部触摸到身体有关部位时，疼痛的症状就会出现；当它所代表的致病情境从内部被联想激活时，疼痛的症状也会经常出现。自我将采取预防措施，以防止症状通过外部知觉而被唤起。我无法回答，在转换性癔症中，为什么症状形成会是这样一种特别模糊的东西。但是，这个事实却使我们完全有理由毫不迟疑地放弃这个毫无收益的研究领域。

我们不妨转向强迫性神经症，希望由此能获得对症状形成的更多的了解。这种神经症的症状一般可分成两组，每一组都有一种对立的倾向。一方面，它们既是禁律、预防措施和赎罪——就是说，在性质上是消极的；另一方面，它们也是经常以象征的伪装出现的替代满足。消极的、防御的那一组症状是两者中较古老的。但是，随着病情的延长，藐视所有防御措施的满足便占了上风。如果症状形成成功地把禁律与满足结合起来，进而使最初仅作为一种防御命令或禁律的东西也获得了满足的意义，那么，症状形成便取得了胜利。为了达到这个目的，它将常常利用最有独创性的联想道路。这种成就证明自我有一种综合的倾向，对此我们已经观察到了［第98页］。在极端情况下病人设法赋予他的大多数症状以（除了其原始意义之外）一个直接相反的意义。这样做，乃是对那个矛盾心理的力量的一种赞颂，由于某种未知的原因，这种矛盾心理在强迫性神经症中起着这样大的作用。在最原始的例子中，症状是二相的（diphasic）[288]：紧接着那种执行某种禁令的行动之后的，即便不是执行与先前对立的行动，也是先前行动的停止或取消。

从对强迫性症状的这个简单的考察中，我们立刻就会产生两种印象。第一印象是，一场针对被压抑者的斗争正在不停息地进行着，在这场斗争中行使压抑的力量不断地失去阵地；第二种印象是，自我和超我在症状的形成中起特别大的作用。

强迫性神经症无疑是分析研究中最有趣、最有报偿性的主题。但同时也是一个还没有得到解决的问题。必须承认，如果试图更深入地探讨其实质，我们将不得不依赖那些充满疑问的假设和尚未得到肯定的设想。毫无疑问，强迫性神经症起源于和癔症同样的情境，即阻止俄狄浦斯情结的力比多要求的必要性。确实，每一种强迫性神经症似乎都有一个在非常早期的阶段所形成的癔症症状的基质。[289]然而，它后来的形成却由于某种素质因素的作用走着大不相同的路线。力比多的**组织最后却成了虚弱无力和没有抵抗力的，以至于，当自我开始其防御性努力时，它随后所做的第一件事是使（性器期的）**组织全部地或部分地回归到更早期的施虐水平。这个退行的事实对此后所发生的一切都具有决定性的意义。

我们必须考虑另一种可能性。或许退行不是一种素质因素，而是一种时间因素所造成的结果。也有可能不是因为力比多的**组织太虚弱，而是因为自我的对立面发生得太早（尽管施虐阶段才是它的最高峰时期），才使退行成为可能。虽然我不准备对这种观点表达一种明确的意见，但我却可以说，精神分析的观察并不支持这种假设。相反，观察表明，到强迫性神经症开始出现时，性器欲阶段早已经达到了。另外，这种神经症的发作开始于一个比癔症的生活时期更晚的时期——即开始于童年期的第二阶段，在潜伏期到来之后。在我所能研究的一个女病人的病例中，她是在很久以后才患上这种病的。这个病例清楚地表明，她的退行及其强迫性神经症出现的决定性原因是其疾病的一次真正的出现，她那直到那时一直没有过的性器欲生活，通过这种病的出现而失去了其全部价值。[290]

至于退行的心理玄学解释，我倾向于从“本能解脱”（defusionofinstinct）状态和爱欲成分的分离状态中去寻找。在后一种状态中，随着性器欲阶段的出现，爱欲成分参加了属于施虐阶段的破坏性贯注。[291]

在强制退行时，自我在针对力比多要求的防御斗争中取得了第一次成功（在这一方面，把更一般的“防御”观念同“压抑”区分开来是有好处的。[292]压抑只不过是防御所利用的机制之一）。或许正是在强迫性病例中，而不是在正常情况或癔症病例中，我们才能最清楚地认识到，防御的动机力量是阉割情结，而被阻挡住的是俄狄浦斯情结的倾向。我们目前所面对的是潜伏期的开始，这个时期的特点是俄狄浦斯情结的解除、超我的创造或加强，以及本我中的道德障碍和审美障碍的建立。在强迫性神经症中，这些过程较正常情况下尤有过之。除了俄狄浦斯情结的破坏之外，还发生了力比多的退行衰减，超我亦变得格外严肃和不仁慈，自我则在服从超我时，以良心、怜悯和洁癖的形式产生了强烈的反向作用。尽管对继续幼儿时期**的**进行谴责，虽然并非总能成功，却表现出极其严肃的样子。而现在，**行为已经和退行的（施虐肛欲）观念联系起来了，然而却代表**组织的不可克制的方面。这种事态存在着一个先天固有的矛盾。在这一事态中，一方面正是为了男子气的利益（就是说，对阉割的恐惧），每一种属于男子气的活动便被中止；但在这里，强迫性神经症却只过分使用排除俄狄浦斯情结的正常方法。我们再次发现这里昭示出一个真理，即每一次夸张都包含着将它自己毁灭的种子。因为在强迫性活动伪装的表面下，被压制的**比以往更加接近于满足。

我认为，应该把强迫性神经症在自我中的反向作用（我们认为这是对正常的性格形成的夸张）看作是另一种防御机制，将它和退行与压抑放在一起。反向作用似乎在癔症中并不存在或者非常微弱。回溯过去，对于癔症中的独特防御过程究竟是什么，我们现在可以得出一种看法。看起来这个过程在癔症中仅限于压抑。自我从不合意的本能冲动离开了，让它去遵循潜意识中的过程，而不再参与其命运。这一观点可能并不完全正确，因为我们都非常熟悉，在有一种病例中，癔症症状同时也是超我施加的一种惩罚的满足，但是，它却可以描述癔症中自我的一般行为特点。

我们可以要么简单地接受这个事实，在强迫性神经症中出现了严厉的超我，要么我们也可以把力比多的退行看作是情感的基本特点，并试图把超我的严厉性与此联系起来。确实，在作用于本我的过程中产生的超我，不可能解除已在那里发生的与退行和本能的联系。如果它变得比正常发展时更加严厉、更不仁慈和更使人痛苦，我们也不会感到惊讶。

潜伏期的主要任务似乎是阻挡住**的**。这场斗争产生了一系列症状。这些症状以某种典型的方式出现在大不相同的个体身上，一般都具有仪式的特点。非常遗憾的是，迄今还没有人收集这些症状，并予以系统的分析。作为神经症的最早期产物，这些症状应该能够最出色地阐明在其症状形成中所使用的机制。它们已经展示出在发生严重疾病的条件下将会以灾难性的方式表现出来的那些特点。它们倾向于和诸如睡觉、洗浴、穿衣和走路之类的方式进行的活动联系起来（这些活动在后来几乎是自动进行的），倾向于重复和浪费时间。目前还不清楚这种情形发生的原因，但可以肯定的是，肛欲成分的升华在其中起着明确的作用。

青春期的到来在强迫性神经症的历史中翻开了决定性的篇章。在童年期被阻断的**组织又开始了充满活力。但是，我们知道，童年期的性发展决定着青春期的这个新开端所走的方向。不仅早期的攻击性冲动将被重新唤醒，而且大小比例不同的新的力比多冲动——在不好的情况下其全部冲动——将不得不遵循压抑为它们所规定的过程，并将作为攻击性的和破坏性的倾向而表现出来。由于爱欲的倾向是以这种方式伪装起来的，以及由于自我中强大的反向作用，此后针对性欲的斗争便在道德原则的旗帜下进行了。自我将在由本我而进入意识中来的残酷与暴力的刺激下吃惊地后退，它并不知道它这是在同爱欲的愿望，包括那些无疑应作为例外的愿望作斗争。过分严厉的超我更加强烈地坚持对性欲的压制。因为它已经预先假设会发生诸如此类的反抗。于是，在强迫性神经症中，冲突在两个方面被夸大了：防御力量变得更加不容异说，被阻挡住的力量则变得更不能容忍。这两种作用都归因于一个因素，即对力比多的压抑。

在这种认为令人不快的强迫性观念本身就是相当有意识的背景下，已经说过的许多观点可能会受到否定。但毫无疑问，在成为有意识的之前，这些强迫性观念都经过了压抑过程。在大多数强迫观念中，攻击性本能冲动实际上的言语表达是自我完全不知道的，需要进行大量的分析工作才能使它成为有意识的。渗透到意识中去的通常只是一种歪曲的替代，这种替代要么具有一种模糊的、像梦一般的、不明确的性质，要么歪曲得如此厉害以至于认不出来。即使在压抑尚未侵占攻击冲动的内容的地方，它也肯定去除了相伴随的情感性质。结果，在自我看来攻击性似乎并不是一种冲动，而是像病人自己所说，只是一种唤不起感情的“思想”。[293]但是，值得注意的情况并非如此。实际发生的情况是，当强迫性观念被觉察到时，遗漏下来的情感便在一个不同的地方出现了。超我在行为中表现出一幅仿佛压抑并没有出现、好像它知道攻击性冲动的真实表达和全部情感特性的样子。对待自我，它亦如此。自我一方面知道它是无辜的，另一方面又不得不承认有一种罪疚感（se），同时又要去承担一种无法言表的责任。但是，这种事态并不像初看上去那么令人困惑。超我的行为是完全可以理解的，自我中的矛盾也只不过表明，它借助于压抑阻挡住本我，同时又完全接受超我的影响。[294]如果有人问，自我为什么不尝试从超我那折磨人的批评中撤出来，那么，答案便是，在大量的实例中它确实是在设法这样做。在有些强迫性神经症中并没有表现出罪疚感。就我们所见，在这类神经症中，自我通过形成一套新的症状，形成一种自我惩罚的苦行或限制而避免觉知到罪疚感。但是，这些症状同时代表着受虐癖冲动的满足，这些冲动也受到了退行的强化。

强迫性神经症在现象上表现出如此的多样性，而我们却还没有进行任何努力，去把它的所有变化情况进行明确一致的综合。我们所能做的就是辨别出某些典型的相关；在这样做的时候，我们总面临着一种危险，我们可能会忽略其他不太重要的一致性。

我已经描述了强迫性神经症中症状形成的一般倾向。还要为受挫折情况下的替代性满足留出更多的篇幅。由于自我的综合性倾向的作用，一度代表自我的限制的症状后来也开始代表满足，显而易见，这第二种含义逐渐成为两者之中更重要的。这一过程的结果与最初的防御目的的全面失败越来越类似，因而产生了一个极其受限制的自我，它被还原为在症状中寻求满足。支持满足的力量分布的移置可能会产生导致自我意志瘫痪的可怕后果。因为，在自我所做出的每一个决定中，它从一个方面受到的推动和从另一个方面受到的推动几乎同样强烈。从一开始便支配着疾病的、发生在自我与超我之间的过分尖锐的冲突，其调和范围可以是如此广泛，以致自我无法履行其调停者的职责，更无力处理没有被卷入到那场冲突之中的任何其他的事情。

第六章

在这些斗争过程中，我们发现了自我的两种活动。它们形成了症状并且应该受到特别注意，因为它们显然是压抑的代理者，因而完全可以对它们进行推测以说明其目的和技术。这种辅助的和替代性的技术的出现是一个事实，它有助于我们说明真正的压抑在其功能方面所遇到的困难。如果我们考虑一下自我在强迫性神经症中症状形成的活动场景较之在癔症中的多寡，探讨一下自我以什么样的韧性来坚持它与现实和与意识的关系，并为了这个目的而使用其所有的理智官能——以及思维这个过程是怎样变得过度贯注和爱欲化的——那么，我们或许能更好地理解压抑的这些变化形式。

我提出的两种技术是抵消（undoing）已经做过的事和隔离作用（isolating）。[295]其中，第一种具有广泛的含义，并可追溯到非常久远。可以说，它是一种消极的巫术。其做法是力图借助于运动象征作用，不仅“消除掉”某些事件（或经验或印象）的后果，而且“消除掉”事件本身。我是在经过考虑之后才选择“消除掉”这个术语的，为的是提醒读者，这种技术不仅在神经症中，而且在巫术活动、民众风俗和宗教仪式中也发挥着作用。在强迫性神经症中抵消所做过的事情首先是在“二相的”（diphasic）症状［第113页］中遇到的，在这种症状中一种活动被第二种活动抵消了，这样就好像哪一种活动都没有发生过，而事实上两种活动都发生了。抵消作用的这个目的是强迫性仪式的第二个潜在动机，第一个动机是采取预防措施以便防止出现或重复出现某一特殊事件。两者之间的差异很容易发现：采取预防措施是理性的，而试图通过“使某件事情未曾发生过”而消除这件事则是非理性的，并带有巫术性质。人们当然会猜想后者是两者之中更早的动机，是从人们对环境的泛灵论态度开始的。在一个人决定把某一件事视为未发生过的[296]情况下，这种抵消的努力就逐渐变成了正常行为。但是，既然他将不对这一事件采取直接措施，不打算进一步注意它或它的后果，那么，神经症患者便力图使过去的事件本身成为不存在的。他将力图用动作手段来压抑它。同一种目的或许可以说明在这种神经症中经常遇到的强迫性重复，这种重复可服务于许多相矛盾的意图。当事情不是以所要求的方式发生时，它便被一种不同方式的重复所抵消了，因此，为了进行这种重复而存在的所有动机也开始起作用了。随着神经症的进行，我们常常发现，为了抵消某种创伤体验而做出的努力是症状形成中第一重要的动机。这样，我们便出乎预料地发现了一种新的、动作式的防御技术，或（在这种情况下我们这样说并非不准确）压抑技术。

我们首次着手描述的这些技术中的第二种，即隔离作用，是强迫性神经症所特有的。它也在运动领域发生过。当病人发生了某种令人不快的事情，或者当他自己做了某件对他的神经症有某种意义的事情时，他便插入一段间歇时期，在此期间没有更多的事情必定发生——在此期间他必须什么也不去感知，什么事情也不做。[297]这种初看起来似乎很奇怪的行为，我们不久便发现它和压抑有关。我们知道，在癔症中有可能使某种创伤性的经验被遗忘症所制服。在强迫性神经症中这种情况却往往不会发生：经验并没有被遗忘，而是被剥夺了其情感，它的联想性联系受到压制或阻碍，这样一来它好像是被隔离开来，不能在通常的思想过程中再现。这种隔离作用的效果和遗忘症的压抑作用的效果是一样的。于是，这种技术在强迫性神经症的隔离作用中得到了重现；而且在此同时它还得到了基于巫术目的的动作强化。以这种方式分离开来的成分正是那些通过联想而结合在一起的成分。动作隔离作用意味着保证思想联系的中断。正常的集中现象为这种神经症程序提供了一个借口：在我们看来在一种印象或一件工作中似乎非常重要的东西，一定不要被任何其他心理过程或活动同时提出的要求所阻断。但是，即使是一位正常人，使用集中所隔离开的也不只是那些不相关的或者不重要的东西，而首先是那些不适用的东西。因为，这些不适用的东西是很矛盾的。使他受到最大干扰的那些曾经聚集在一块、但在其发展过程中被分离开来的那些成分——例如，在他与上帝的关系中他的父亲情结的矛盾心理的表现，或者在他的爱的情绪中与其排泄器官有联系的冲动。因此，在事物的正常过程中自我要做大量的隔离工作，以发挥其导引思想流的作用。并且，正如我们知道的那样，在实施我们的分析技术时，我们被迫训练它暂时放弃那种作用，使之看上去明显地像平常那样。

我们都凭借经验发现，让强迫性神经症患者实施精神分析的基本规则是尤为困难的。他的自我会更加警惕，并且做出更明显的隔离作用，这很可能是由于他的超我和本我之间的冲突导致了高度的紧张。当他在进行思维时，他的自我却不得不把大量——潜意识幻想的侵入和矛盾倾向的表现——隔离在外。一定不要放松，而是要不断地为斗争做准备。它借助于隔离作用的巫术般的活动来加强这种集中和隔离的强迫性。对病人来说，这些巫术般的活动以症状的形式，变得如此值得注意，具有这样多的实际重要性，但其本身当然是没有用的，且具有仪式的性质。

但是，在这样尽力避免思想的联想与联系时，自我服从的是强迫性神经症的最古老而又最基本的要求，即触摸的禁忌。如果我们自问，当什么避免触摸、联系和传染病会在这种神经症中起如此大的作用？为什么它会成为复杂体系的主题？答案是，触摸和身体接触是攻击性的爱的对象贯注的直接目的。[298]爱欲渴望着接触，因为它力求使自我和被爱的对象成为一体，消除它们之间所有的空间障碍。但是，（在常规性武器发明之前）只能在短兵相接中发挥作用的破坏性必须以身体接触为先决条件，进行殊死搏斗。“接触”一个女人已成为把她用作性对象的一个委婉语。不要“触摸”人的**是用来禁止自体性欲满足（auto-eroticsatisfa）的一种用语。由于强迫性神经症是从阻挠爱欲接触开始的，然后，在退行发生之后，继续以攻击性为伪装阻挠接触，因此，在这种疾病中再也没有什么东西能像接触那样强硬规定的了，也没有任何事物如此适合于成为禁忌系统的中心点了。但是，隔离作用却要去除接触的可能性。这是一种把事物从任何方式的接触中撤出来的方法。当神经症患者通过插入一段间歇期而把某种印象或某种活动隔离出来时，他是想使隔离作用在象征上得到理解，他不允许他对那种印象或活动的想法与其他思想建立联想性联系。

这就是我们对症状形成进行研究而得到的认识。我们几乎用不着去对它们进行总结，因为它们所产生的结果是贫乏且不完全的，对于我们还不知道的东西也几乎没有提供多少情况。把我们的注意力转向除了恐怖症、转换性癔症和强迫性神经症之外的其他心理紊乱中的症状形成是不会有收获的，因为我们对它们了解得太少了。但是，在把这三种神经症合并在一起考察时，便引发了一个非常严重的问题，对这个问题的考虑已经刻不容缓。这三种神经症都把俄狄浦斯情结的破坏性作为它们的结果，而且我们相信，在这三种神经症中与自我相对立的动机力量都是对阉割的恐惧。然而，唯有恐怖症中这种恐惧才能浮到表面上来并得到承认。那么，在其他两种神经症中情况是怎样的呢？自我是怎样使自己不产生这种恐惧的呢？我们在回忆这种可能性时已经强调这个问题，并指出，焦虑是通过一种激动（fermentation）而直接从其过程已受到阻碍的那种力比多贯注中产生的。再者，我们能绝对肯定阉割的恐惧是压抑作用（或防御）的唯一动机力量吗？如果我们考虑一个女性的神经症，我们一定会对此表示怀疑。因为，虽然在她们身上可以明确地肯定一种阉割情结的存在，但我们却很难在已经发生了阉割的地方恰当地谈论阉割焦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