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六章 梦的工作1005（第2页）

从前述讨论我们当可推论，此梦一定要展现荒谬，只能是暗示着梦念中某一特别痛苦且强烈的争论。更为奇异的是我们发现，梦中的争论是公开进行的，而我父亲正是嘲弄的直接对象。这种公开性似乎与我们关于稽查作用与梦念关系的假设相矛盾。但是，只要我们认识到，此梦中，我父亲的出现只是一个假面形象，而争论的对象实际上只是一个在梦中以某种引喻表现出来的人时，问题就变得更清晰了。虽然在通常情况下，梦表现着对其后隐藏的是梦者父亲的人物形象的反抗，但在此梦中，情况正好相反。此梦把我父亲当作一个稻草人，来掩饰另外一个人；梦因此能够以这种不加伪装的方式来处理一个通常被认为是神圣的人，因为这时我肯定无疑地认识到我父亲并不是此梦真正意指的对象。之所以如此，乃在于梦的有趣起因。我听说，对于我的一位患者的精神分析治疗已进入第五个年头[188]这一事实，我的一位年长同事表示惊讶和不相信，随后便做了这个梦。梦的最初几句以明显的伪装方式暗指了一个事实，即这位同事一度曾接替了我父亲未能完成的职责（“住院的医护费用”），而且，当我们不再友好时，我陷入了一种情感冲突，正如当父子之间因误解以及父亲的地位及其以前所提供的帮助而必然导致的情感冲突一样。梦念是强烈抗议那位同事指责我进展太慢，他的指责先针对我对病人的治疗，后又泛及他事。我倒想，难道他知道有谁比我的疗效更快吗？难道他不明白，这种病患是很难治愈且持续终生吗？四五年与终生相比又算得了什么，何况病人在治疗期间还觉得生活好转了许多呢？

此梦之荒谬印象，大多起源于把不同梦念部分的句子不经任何转换过渡地拼凑到一起。例如，“我向隔壁房间的他走去”诸句与前面句子的主题相脱节，并准确地再现了当初我未经征求父亲的意见而告知他我准备结婚时的情境。所以，这句话向我表达的是我那位老父亲的宽宏大量，并与另外某人的行为形成对比。必须指出，此梦之被允嘲弄我父亲，是因为在梦念中他被敬为他人的楷模，而稽查作用的本质在于允许对被禁止的事物说谎，而不许说出其实情。往下一句，即他想起“一次因喝醉酒而被禁闭”，在事实上不再与我父亲有任何关联。这里，他所代表的人物是权威梅纳特[189]而不是别人。我曾满怀敬意地追随他的足迹。而他对我的态度除初期有过一段赏识外，一转而为**裸的敌意。此梦使我忆起，他自己告诉过我，他年轻时曾一度耽于氯仿中毒并因而住进疗养院。它还使我忆起他临终前的一件事件。关于男性癔症问题，我曾和他进行长期论战，论题是是否存在男性癔症[190]，对此他一直是否认的。在他临终住院期间，我去探视过他。

他详细说明了他的病情，最后说：“你知道，我真算是男性癔症最典型的一个病例。”他于是承认了自己一直固执反对的事，这使我惊喜交加。此梦之能够用我父亲作为梅纳特之屏蔽，并不在于他们之间有任何相似之处，而是对梦念中一个条件从句简洁而充分的表达，即“如果我是第二代，是一位教授或枢密顾问官的儿子，那么我肯定能进展得更快。”所以在梦中我把父亲当成是枢密顾问官或教授了。”——梦中最显眼、最迷惑人的荒谬，是1851年这个年份，它似乎与1856年无甚差异，好像5年的差异不算什么似的。这正是梦念所要寻求表达的。四五年时光正是上文提及之梅纳特支持我的时间，也是我让我未婚妻等待我们结婚的时间，而且说也奇巧，这也是梦念急切利用的使患者完全治愈的最长时限。“5年算什么？”梦念问道。“对我来说，它算不了什么，可以忽略不计。在我面前还有足够的时间，而且，正像我最终实现了你所不相信的那件事一样，我也同样能实现这件事。”此外，除了表示世纪的数字，51本身是在另一种对立意义上决定的，这也是其为什么在梦中多次出现的原因。51是一个对男性特别危险的年龄数字；就我所知，有好几位同事突然死于这个年龄，其中一位是在被晋升为他期待已久的教授头衔后不几天去世的。

（五）

这又是一个与数字有关的荒谬梦。我的一位熟人M先生受到一篇文章的过激抨击，我们都认为抨击者是歌德。M先生自然是被击垮了。对此，他在餐桌上大加抱怨；但是，他对歌德的尊敬并未因个人经历而受到影响。我想弄清年代，又似乎不可能。歌德死于1832年。由于他的抨击自然是在此之前，所以当时M先生一定很年轻，我想很可能是18岁。然而我对我们自己的年代却不很确信，从而使整个计算变得模糊不清。顺便指出，抨击见于歌德《论自然》那篇著名文章中。

我们很快便会发现了此梦为其荒谬加以辩护的方法。我是在一次就餐时认识M先生的。不久前，他为他那位有全身瘫痪迹象的弟弟做检查。他的怀疑是正确的。检查过程中发生了一次尴尬局面，因为患者无缘无故地谈起他哥哥的幼时蠢事。我问起他的生日并要他做些简单的算术以测验其记忆力的缺陷，但他却很好地完成了作业。我已看出，我自己的行为就像是在梦中的一个瘫痪病人。（我对我们处在什么年代都不很确信。）梦的另一些材料取自另一个新近来源。我的一位医学杂志的编辑朋友，对我的柏林朋友弗利斯的近著发表了一篇很不友好的“毁灭性”批评文章。文章出自一位缺乏判断力的年轻评论家。我想我有权对此加以干预并要求编辑消除影响。编辑对发表这篇批评文章深表遗憾，但无法做出任何更正。我于是断了与这家杂志的联系，但在断交信中却表达了一个希望，即我们的个人关系不应受此影响。此梦第三个来源，是我的一位女患者对她弟弟精神疾病及其如何在狂乱中呼喊“自然！自然！”的描述。医生们相信，这种呼喊缘起于他阅读歌德那篇《论自然》的抨击文章，并表明他在自然哲学研究方面的过度劳累。但在我看来，即使对未受教育者而言，此词之使用也带有性的意味。至少有一个事实不能否认我这个想法，即那位不幸的患者不久就割下了自己的**。发作时他正18岁。

此外，我朋友那本受到严厉批评的著作（另一位评论家说，“不知是作者疯了，还是读者自己疯了。”）是关于生命之编年资料的，并表明歌德漫长的一生对生物学具有重大意义。所以很明显，我在梦中是把自己放在我的朋友的位置上了。（我想弄清年代）但我却像一个瘫痪病人，且梦中充满了荒谬，所以梦念是在说反话：“自然啦，疯狂的傻瓜是他［我的朋友弗利斯］，你们评论者才是博学的天才。但为什么不能是相反呢？”这种颠倒在梦中有大量例证，例如，歌德抨击年轻人是荒谬的，但一个年轻人抨击不朽的歌德则是正常的。又如，我从歌德的卒年算起，却使那位瘫痪病人从他生年算起。［此梦前已述及，参见第327页］然而我也已表明，没有哪个梦不受利己主义动机的驱使，所以，对于梦中我把朋友的事业当成自己的事业并代替他的位置，我还必须做出解释。我在清醒生活中的批判力不足以对此加以解释。但那位18岁患者的故事以及医生们对他呼喊“自然！”的不同解释，都是暗示我关于精神神经症的性的病因论与大多数医生之间的对立。我可能是在对自己说：“你朋友遇到的那种批评对你也可能发生——事实上已在某种程度上发生了。”因此，梦中的“他”可以用“我们”来代替：“是的，你对了，我们才是傻瓜。”此梦还以暗示歌德那篇短小精悍的论文使我想起“我正在思考”，因为我在中学毕业时对职业选择犹豫不决，正是在一次公众演讲中，我听到有人大声朗读这篇文章，才使我决定研究自然科学[191]。

（六）

前面我曾提到过一个梦，其中并未呈现我自己的自我，然而它仍然是自我主义的。第269页的短梦中，M教授说：“我儿子是近视眼……”，我将此解释为一个序梦，意在引出一个我在其中扮演一个角色的梦。以下就是当时未述的主梦，它将荒谬和不好理解的言语形式引入梦中，对此需加以解释。

罗马城由于发生了某些事件而必须把孩子们转入安全地带，并顺利完成了。随后，梦境变成了在一个古式双扇大门（梦中觉得是西恩纳的“罗马门”）前，我坐在一个喷泉边，十分忧伤，几欲落泪。一位妇女——侍女或是修女——带来两个男孩并交给他们的父亲，这位父亲并不是我。其中大孩子显然是我的长子，但没看清另一孩子的脸面。带来孩子的妇女要他与她吻别。她的鼻子红得十分显眼。孩子拒绝吻她，却挥手相别，并对她说“AufGeseres”，然后又对我们两人（或一人）说“AufUngeseres”。我觉得这最后一个短语表示了一种偏爱。[192]

此梦建构于我看过一出叫《新犹太人区》的戏后所产生的纷乱思绪。犹太人问题关系着他们子女的未来命运，他们不能拥有自己的国家，又关系到他们对子女的教育方式，使他们能自由地跨越国界——所有这些，都易于在有关梦念中加以识别。

“我们坐在巴比伦河边哭泣。”和罗马一样，西恩纳以其美丽喷泉而闻名。要使罗马在我的梦中出现，我就必须选择一个熟知的地方来代替它（第193页以下）。在西恩纳罗马门的附近，有一座巨大而明亮耀眼的建筑，那是曼利柯米欧疯人院。做梦前不久，我听说有个宗教信仰和我相同的人，被迫在一个国立疯人院辞去辛苦得到的职位。

短语“AufGeseres”（梦中情况使我们联想到“再见AufWiedersehen”）及其无意义反义词“AufUngeseres”引起了我们的兴趣。我从语言学家那里获知，“Geseres”是一个真正的希伯来词汇，由动词“goister”派生而来，最好译成“受苦”或“厄运”。从俚语用法来看，它的意思好像是“哭泣和哀悼”。“Ungeseres”是我自己杜撰的一个词，最初引起我注意的就是这个词，但起初我不明白其意如何。然而，梦的结尾处那句说“Ungeseres”表明比“Geseres”更加偏爱的短语激起了我的联想并同时澄清了此词的意义。这种关系亦产生于鱼子酱，不咸的［“ungesalzen”］鱼子酱比咸［“gesalzen”］鱼子酱更受人喜爱。“将军的鱼子酱”是贵族的虚荣，这背后潜藏着我对一位家庭成员的玩笑性暗喻，因为她比我年轻，所以我希望她将来能照看我的孩子。这也符合以下事实，即我家另外一位成员、我们精干的保姆，在梦中呈现为那位侍女或修女。而且，在“咸——不咸”和“Geseres-Ungeseres”之间没有任何过渡观念，这可以从“发酵——不发酵”［“gesfiuert-u”）关系中得到理解。在逃离埃及时，以色列人来不及使生面发酵，他们便于复活节这天吃未发酵的面包来纪念这件事。这里我想插叙我在这部分的分析过程中突然产生的联想。我想起去年复活节，我和柏林的一位朋友来到陌生的小镇布累斯劳。我们在街上散步时，有一位小姑娘问我去某条街怎么走，我只好说不知道。随后我对朋友说，“但愿这小姑娘长大后能获得敏锐的眼力来选择指路人。”不久，我看见一个门牌上写着“海罗德诊所。就诊时间：……”我说，“但愿这位同行不是儿科医生。”同时，我的朋友谈起了他关于两侧对称的生物学意义的观点，并说道：“如果我们能像独眼巨人那样在前额中央有一只眼睛……”这便引起了序梦中那位教授的话“我儿子是近视眼……”，于是我就理解了“Geseres”的主要来源。M教授的这位儿子现在是一个独立的思想家。多年以前，当他还是中学生时，他患了一种眼疾，医生说正是这种眼疾引起了他的焦虑。他解释说，只要眼疾只限于一侧便无关紧要，但若波及另一只眼，那就严重了。患病那只眼很快治愈了，但不久另一只眼却出现了感染的迹象。这下孩子的母亲急了，便把医生请到他们乡下的偏僻的住所。但医生这次却转向另一边，他对孩子母亲大声喊：“你怎么说这是‘Geseres’［‘厄运’］呢？如果一边好了，另一边也会好的。”结果他说对了。

现在我们对这一切与我和我的家庭之间的关系进行考察。M教授儿子上学时的课桌后来由他母亲作为礼物送给了我的长子。我在梦中正是通过他道出告别词的。由这一转换所产生的愿望不难猜出。但梦建构桌子也意在防止孩子出现近视和单侧视力，因此梦中才出现“近视”并提及两侧对称。我对单侧性的关注不止有一种意思，它同时意指身体的单侧性和智力发展的单侧性。梦中出现的情境不正是以荒谬的形式与这一关注相矛盾吗？孩子转向一侧说完告别的话后，又转向另一侧说相反的话，好像是要保持一种平衡。他的行为方式好像是要对两侧对称加以注意！

所以，表现得最荒谬的梦同时也是寓意最深刻的梦。每一历史转折时刻，那些想说些什么但又不能说的人总是自称自己是蠢人。对于那些犯禁的话，听众若能认为那只是胡言乱语并能一笑置之，那么他们就会很容易宽恕这些冒犯了。那位不得不装疯的戏中王子，其行为正像现实生活中的梦一样，所以我们可以将哈姆雷特的自白用之于梦，在机智和晦涩的外衣之下掩盖着真相：

“只是刮西北风时我才发疯，当风向南转时，我就能分清苍鹰与手锯！”[193]

至此，我已解决了梦的荒谬问题。梦念决不是荒谬的一无论如何，正常人的梦念决不是荒谬的——当梦的工作面临着表达呈现于梦念之中的各种批判、滑稽或嘲弄的任务时，它便制作荒谬的梦或包含荒谬成分的梦。”[194]

我下一步的任务在于揭示：梦的工作不过是将我们已经提到的三个因素[195]——以及下面将要提到的第四个因素［第488页］加以组合而已；它的功能无非是按它所服从的四个条件对梦念加以翻译；以及心灵是以其全部官能还是以一部分官能参与梦的活动，这是个不参照事实而错误地提出的问题。然而，因为在大量梦中，其内容包含作出判断、提出批评、表示赞赏，对梦的某些成分表示惊讶，还出现企图解释和争辩等，所以，下面我必须通过例证来答复由这些事实所导致的各种反对意见。

［简而言之］我的答复如下：任何在梦中呈现为判断功能的显在活动，都不能被看作梦的工作的理智结果，而只能被看作梦念的材料，它是作为现成的结构而从梦念进入显梦之中。我甚至还能对此做进一步引申，即使在醒后对梦之回忆所做的判断，以及因梦的重现而引起的情感等，也都在很大程度上构成隐梦的一个部分，并都应包括在对梦的解释之中。

（1）关于这种梦，我已引用过一个显著例证［第332页以下］。[196]有一个女患者拒绝告诉我她所做的一个梦，是因为“它不够清晰”。她梦见一人，但弄不清是她丈夫还是她父亲。随后又梦见一只垃圾箱［Misttrügerl］，这引起了下列回忆：有一次她刚收拾好屋子时对一个来访的年轻亲戚说，她下一步工作是要弄到一只新垃圾箱。第二天早晨她收到一只，但里面却装满了山百合。梦的这一片断是用以表达一个常见的［德国］谚语“不是长在自己的粪便上”。[197]分析表明，梦念与梦者小时候听过的一个故事有关，说是有个姑娘生了一个小孩，却不知这小孩的真正父亲是谁。因此，此梦之表现已渗入清醒的思想，即一个梦念成分在对整个梦的清醒判断中得到了表现。

（2）这里是一个类似的梦例。我的一位患者做了一个他认为很有趣的梦，醒后即对自己说：“我必须将此告诉医生。”分析表明，此梦明显地是对一种通奸关系的暗指。这一关系开始于治疗初期，他还决定不告诉我。[198]

（3）以下是我自己做的一个梦：我和P一同去医院，途经一片房屋和花园，同时产生一个想法，即我经常梦见此地。这条道我并不很熟。他指给我一条道，一拐弯便到了一个餐厅（在室内而不在花园）。其时我又问及多妮夫人，得知她带着三个孩子住在后面一间小屋里。我走过去，但到达之前看见一个不太清晰的人影带着我的两个女儿；我和她们在一起站了一会便把她们领走了。

我因妻子把她们留在那里而责备了几句。

醒后我有一种极大的满意感，因为我觉得通过这一分析便能理解“我经常梦见此地”的意义。[199]然而事实上，分析并未告知我这种原因，它向我揭示的是，这种满意是隐梦的一部分，而不是对梦的任何判断。我所满意的是我的婚姻为我带来了子女。P的生活经历起初和我十分相似，后来无论是社会地位还是物质条件都远远超过了我，但他婚后却没有子女。引起此梦的两个事件，虽不能对梦做出完全分析，却指出了它的意义。做梦前一天，我在一份报纸上看到多娜·A-Y（梦中改为多妮）夫人死于难产的讣告。妻子告诉我，为多娜接生的，正是为我们最小两个孩子接生的那个人，多娜的名字引起了我的注意，是因为不久前我在一本英语小说中才第一次知道这个名字。此梦第二个原因是做梦的日期，那正是我大儿子生日的前一夜——他似乎有点诗人的气质。

（4）在做完关于我父亲死后在马扎尔人中起着政治作用的那个荒谬梦醒来后，我有过同样的满意感，而且自认为它是梦中最后一幕伴随而生的情感在醒后的继续。［见第426页］我记起他去世时躲在**极像加里波第，并因诺言的实现而感到高兴……（梦还有一个后续部分，但已忘了）。分析使我能够弥补梦的这一空白，它是对我二儿子的述及。我以一个历史伟人［克伦威尔］的名字为他取了教名，这个伟人从童年时起，特别是从我访问英国后，一直强烈地吸引着我。

在孩子尚未出生前，我就已决定，如果是个男孩，就给他取这个名字。出生后果真是个男孩，使我有一种高度的满意感（由此显见，身为人父的那种被压抑的自大狂倾向是如何以思想的方式传递给子女的。很可能，当在现实生活中成为必要时，这就是那种感情的压抑得以实现的途径之一）。

小孩之能够呈现于此梦，源于以下事实，即他具有和濒死老人同样可以原谅的同样不幸——在床单上拉屎撒尿。从这方面看，可以将Stuhlrichter［“主裁判”，字面意义为椅子+裁判］比之为要在子女面前保持伟大和圣洁的愿望［参见下文第478页］。

（5）下面我要转而考察在梦中表现的判断，而不是醒后继续或进入其中所做的判断。为了对此提供例证，我可以使用我为其他目的而记录的梦例。在歌德抨击M先生的梦中［第439页以下］，似乎含有大量判断活动。“我想弄清年代，又似乎不可能。”从各方面看，这都是对歌德竟然会对我所认识的一位年轻人发动文字抨击这一荒谬观念的批判。“我想他很可能是18岁”，这尽管糊里糊涂，但听起来也极像是一个计算的结果。最后，“我对我们自己的年代却不很确信”，也像是梦中的一次疑惑不定。

所有这些，乍看起来都像是梦中作出的判断活动。但分析表明，这些话都可另作解释，从而为释梦所不可缺少，并消除梦的任何荒谬迹象。“我想弄清年代”一句将置于我的朋友［弗利斯］的位置，而事实上他正试图弄清人生的编年资料。这就剥夺了它作为反对前面数句之荒谬的判断意义。插入成分“又似乎不可能”应属于下面“我想很可能是18岁”的句子。对那位向我诉说其弟弟个案史的妇女，我用了几乎同样的字句。“要说他呼喊‘自然！自然！’与歌德有什么联系似乎不可能。在我看来，更有可能的是它具有大家熟知的性的意义。”这里确实有一个判断——但不是在梦里，而是在现实中，且被梦念忆起并利用。显梦利用这一判断与它利用其他梦念片断并没有什么两样。梦中判断赖以呈现的“18”这个数字，却还含有来自真实判断的痕迹。

最后，“我对我们自己的年代却不很确信”，其意旨不过是要进一步将我与那位瘫痪病人相等同。

在我对他检查时，这一想法确曾出现过。

对梦的表面判断活动的解析，可以使我们想起本书卷首［第103页以下］为释梦工作所立下的原则，即我们必须把梦的表面连贯性看成是非本质的假相，分别追溯梦的不同成分的各自起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