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巴黎城的盾形徽章上190（第1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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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巴黎城的盾形徽章上[190]）

1914

杨韶刚译

高申春校

杨韶刚修订

按语

本文是对精神分析产生、发展和分裂过程的历史总结。主要包括三部分：（1）阐述了大约1902年前精神分析发展史。包括同布洛伊尔的合作与分离，独自提出迁移宣泄法，形成压抑和抵抗理论、幼儿性欲假说，以及作为潜意识来源的梦的解释和开拓。（2）阐述了大约1910年前精神分析的观点第一次开始扩展到更广泛的范围，包括以维也纳与苏黎世学派联盟为核心的精神分析学派的形成、主要贡献，以及精神分析运动在欧洲和美国的兴起。（3）阐述了精神分析学派的组织建设、学术活动和分裂，包括地方组织的建立、前四届国际精神分析协会代表大会的活动、同阿德勒和荣格的根本分歧以及弗洛伊德对他们的严厉批评。

英文版编者导言

本译文是1924年版本的一个修改版。

在1924年之前的德文版本中，本书的末尾出现了“1924年2月”这一日期。事实上这本书似乎是在那一年的1月和2月写成的。在1924年的版本中做了少量字词修改，并且在第33～34页上增加了一个很长的脚注。到目前为止，这还没有在英文版中出现过。

在厄内斯特·琼斯编撰的《弗洛伊德传记》（1955，第142页以下）第2卷的第五章中，对导致撰写本著作的情况做了全面的说明。在这里我们完全可以非常简短地总结一下这种情况。阿德勒对弗洛伊德观点的不赞同在1910年达到了顶峰，而荣格的反对意见则是在大约三年以后。尽管存在着把他们和弗洛伊德分开的一些歧异，但是，他们都坚持把他们的理论描述为“精神分析”。

本书的目的是想清楚地说明精神分析的基本假定和设想，指出阿德勒与荣格的理论和它们是完全不相容的，并且想做出推论，如果这些相矛盾的观点都被赋予同样的名称，那么，这样做除了造成普遍的混乱之外，将一无所获。而且，尽管多年来舆论继续坚持认为有“三个精神分析学派”，但弗洛伊德的论点最终取得了胜利。阿德勒已经为他的理论选择了“个体心理学”（IndividualPsychology）这个名称，而此后不久，荣格也为他的理论取名为“分析心理学”（AnalyticalPsychology）。

为了完全清楚地说明精神分析的基本原则，弗洛伊德追溯了这些原理从他们目前精神分析开始的发展历史。在本书第一章所包含的时期中他自己是唯一与此有关的人——就是说，一直到大约1902年。第二章将历史讲述到大约1910年——在这一段时间里，精神分析的观点第一次开始扩展到更广泛的范围。只是在第三章中，弗洛伊德才开始讨论那些持有异议的观点，首先是阿德勒的，然后是荣格的观点，并且指出了他们同精神分析的研究发现相分歧的那些基本方面。在这最后一章中，以及在一定程度上也在本书的其他章节，我们发现弗洛伊德采纳了一种比他的任何其他著作都更好战的语调。鉴于他在前三四年的个人经历，这种不同寻常的心境不能被认为是令人惊奇的。

关于阿德勒和荣格观点的讨论将在弗洛伊德另外两本与本书同时代的著作中找到。在《论自恋》（1914c）一文中，该文和《精神分析运动史》几乎是在完全相同的时间里撰写成的，在第一章末尾（第79页以下[191]）出现了与荣格发生争论的一些段落，而在第三章开始则出现了一段与阿德勒争论的类似的段落。关于“狼人”（1918b）的案例史主要是在1914年底写成的，尽管只是在1918年才出版（又增加了两段），这个案例史的构思主要是对阿德勒和荣格进行实证的驳斥，还包含着许多对他们理论的抨击。在弗洛伊德的后期著作中，有许多关于这些争论的散在的参考资料（主要是在说明性的或半自传式的作品中），但是这些材料总是较枯燥乏味，而且范围并不太广泛。但必须提到，在弗洛伊德关于“鞭挞幻觉”（beating-phantasies）《“孩子挨打”：写给性变态起源的研究》（1919e，标准版，第17卷，第201页以下）一文的最后一节，对阿德勒关于导致压抑的动机力量的观点做了严密推理的讨论。

关于本书的纯历史的和自传的部分，我们必须说明，弗洛伊德在《自传研究》（1925d）中所持多少与本书有些相同的立场，但在某些方面对本书做了补充。当然，关于这个主题的更全面的探讨，读者必须参考厄内斯特·琼斯的3卷本的《弗洛伊德传记》。我们并不想在本译文的脚注中重述那本著作中已经包含的同样观点。

第一章

对于我打算在这里对精神分析运动史所做的这种阐述的主观性，谁都无需惊奇，同样，对于我在其中所起的作用，也无需任何人感到惊奇。因为精神分析乃是我的创造；十年来我是唯一关心它的人。我的同时代人对于这种新现象所提出的一切不满，统统以批评的形式倾注到我的头上。尽管长期以来我是唯一的精神分析学家，我却以为即使在今天，还没有人能比我更清楚地知道精神分析究竟是什么，它如何不同于研究心灵生活的其他方法，被称作精神分析的确切含义是什么，用什么其他名称才能更好地描述它。在这样驳斥了在我看来似乎是一种冷漠无情的侵权行为之后，我打算把引起这本《国际精神分析年鉴》的编辑和版式发生改变的那些事件间接地告诉它的读者们。[192]

1909年，我有机会第一次在一所美国大学的讲坛上公开发表关于精神分析的演讲[193]，这对我的研究是一次重要的机会，而且在这种思想的激励下，我当时宣称，使精神分析得以存在的人并不是我：这个荣誉还应归于其他人，应归于约瑟夫·布洛伊尔。当我还是一个正忙于通过考试的学生时（1880～1882），布洛伊尔就已经进行了许多研究。但是，由于我做了那些演讲，一些好心的朋友便向我提出了一个疑问，是否我的感激在那种情况下没有表示得太过分？在他们看来，我应当像我以前习惯于做的那样进行下去：即把布洛伊尔的“宣泄法”作为精神分析的一个准备阶段，把我放弃催眠术和引进自由联想（freeasso）作为精神分析本身的开始。无论精神分析的历史是否把宣泄法或我对它的变更作为开端，在任何情况下都不是很重要的；我提到这些毫无趣味的事情，只是由于精神分析的某些反对者们有一种习惯，他们时常认为，精神分析技术毕竟不是由我，而是由布洛伊尔发明的。当然，如果他们的观点允许他们发现其中某些值得注意的东西；如果他们没有对精神分析的否认加以这样的限制，那么，毫无疑问，精神分析始终是我独自的研究。我从未听说，由于布洛伊尔在精神分析中分担了大量工作，使他蒙受相当程度的批评和凌辱。正像我长期以来所认识到的，引起矛盾和产生痛苦是精神分析不可避免的命运。

我已经得出结论，我必定是精神分析最具有独到特点的真正创立者。我很高兴能够补充说，企图最大限度地贬低我在创立这个备受凌辱的精神分析中所起作用的任何努力，都不是来自布洛伊尔本人，或者都没能得到他的支持。

布洛伊尔的发现如此经常地得到叙述，以至于我可以无须在此对它们进行详加讨论。这是一些基本的事实，就是说，癔症患者的症状是建立在他们过去的生活背景上的。过去的生活给他们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却被遗忘了（创伤）；建立在此基础上的治疗，就在于引起对它们的记忆，并在催眠状态下再现这些体验（宣泄）；而且理论框架也是由它推演而来的，这就是说，这些症状代表着对尚未得到安置的大量兴奋的一种变态的使用（转换）。每当布洛伊尔在他对《癔症研究》（1895）的理论贡献中提到这种转换过程时，他总是把我的名字放在后面的括弧内[194]，好像在理论评价上这个第一次尝试的优先权属于我。我认为实际上这只是有关名义的区分，我还认为这个概念是我们同时一起发现的。

布洛伊尔第一次发现宣泄法之后，他在若干年里一直未使用这种方法，只是当我从沙可（Charcot）那里学习归来时[195]，他才在我的鼓励下重新使用它，这也是众所周知的事。沙可在对他具有很高要求的医学上进行了大量的咨询实践；我自己只是不愿从事医学这个专业，但在那时我却有一种强烈的动机，要帮助那些在神经过敏情感方面遭受痛苦的人们，或者至少希望了解他们的状况中的某些事情。我曾从事过生理治疗，并在对我做的埃伯的电疗（Erb'sElektrotherapie）（1882）的研究结果失望之后，曾感到绝对束手无策，这项研究竟提出了如此多的提示和建议。如果当时我没有独自获得这个后来由莫比斯（M?bius）得出的结论，即对神经症患者电疗的成功全是暗示（suggestion）的作用，那么，毫无疑问，只要完全放弃这些有希望获得的成功，就会受到责难。在深度催眠时用暗示进行治疗，这是我从李厄保（A。ALiébeault）和伯恩海姆（Bernheim）的那些给人留下深刻印象的演示[196]中学会的，这样，对于电疗的失败似乎提供了一种满意的替代。但是，布洛伊尔使我熟悉的这种研究催眠状态中的病人的实践（即把一种自动操作方式和满足科学好奇心相结合的实践），确实要比暗示治疗中使用的那些单调、强迫性的抑制具有更无可比拟的吸引力，这些抑制阻碍了所有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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