达芬奇的童年回忆03（第2页）

但是莫瑟的解释试图证明这个印象：圣安妮被画得这样年轻是来自于画的原因，并不是因为某种隐秘的目的虚构的。

列奥纳多的童年时代与画中的情景异常准确地相似。他有两个母亲：第一个是他的亲生母亲卡特琳娜，在他三至五岁期间，他被迫离开了她；然后是他的年轻的温柔的继母，他父亲的妻子唐娜·阿尔贝拉。把这个有关他童年时代的事实与上面提及的那一点（他的母亲和外祖母的存在）[127]结合起来，把它们凝结成一个整体，《圣安妮和另外两个人》的构思就成形了。离男孩较远的母性特征，即外祖母，不仅在外形上，而且也在与男孩的特殊关系上，与他原先的亲生母亲卡特琳娜相符。艺术家似乎在用圣安妮的幸福微笑否认和掩盖着这个不幸女人感觉到的忌妒，一种被迫放弃自己的儿子，把他交给出身高贵的对手时的妒嫉，就像她曾经放弃了孩子的父亲一样。[128]

就这样，我们在列奥纳多的另一幅作品中找到了对我们猜想的证明，即蒙娜丽莎·德·吉奥孔多的微笑唤醒了长大成人的列奥纳多对他童年早期的母亲的记忆。从那时起，意大利绘画中的夫人和贵族太太就被画成卑微地低着头，脸上挂着卡特琳娜那种奇怪而又幸福的微笑。这位可怜的农村姑娘把自己杰出的儿子带给这个世界，命中注定了他要从事绘画、研究，并忍受痛苦。

如果列奥纳多成功地在蒙娜丽莎脸上再现了这个微笑所包含的双重意义，无限温柔的许诺和同时存在的邪恶的威胁（引用佩特的话），那也就是在这里真实地保持了他早期记忆的内容。因为他母亲的温柔对他来说意义重大，决定了他将要来临的命运和困难。秃鹫幻想中的强烈的爱抚只不过是太自然了。因为爱孩子，可怜的、被遗弃的母亲不得不宣泄出对她曾经享有过的爱抚的所有记忆和渴望新的爱抚。她被迫这样做不仅是为了弥补她没有丈夫的痛苦，而且也是要弥补她的孩子得不到的父爱。所以她像所有满足的母亲一样，用她的小儿子来代替她的丈夫，使他过早地性成熟，并剥夺了他的一部分男子气。一个母亲给予婴儿的哺育和照顾的爱远比她对后来成长着的孩子的爱更为深厚得多。在自然完美的爱情关系中，母爱不仅能实现所有的精神愿望，而且也满足了所有的肉体需要。如果母爱代表着可达到的人类幸福的一种形式，在很大程度上应该归功于它能够满足充满希望的冲动，而不遭受指责，假如这些冲动长期被压抑，一定被称为性变态的（perverse）。[129]在最幸福的年轻夫妻中，父亲意识到孩子，特别是男孩，会变成他的对手，这是与喜爱的人或物抗衡的开始，这种抗衡深深地植根于潜意识之中。

当列奥纳多在壮年时再见到那种幸福和令人着迷的微笑时（这微笑在他母亲爱抚他时曾经掠过她的嘴唇），他本来已经长期处在一种压抑之中，这妨碍他再渴望从女人的嘴唇得到爱抚。

但当他成了一位画家时，他就努力用画笔来再现这个微笑，在所有的画中表现这个微笑（事实上，是他亲自这样做，或是指导学生这样做），把它画在《丽达》、《施洗者约翰》和《巴克斯》中。最后两幅画是同一类型变种。莫瑟说（1909）：“列奥纳多把《圣经》中的贪食者变成了巴克斯，一个嘴角带着神秘的微笑，交叉着光滑双腿的年轻的阿波罗，用沉醉于感觉快乐的眼睛注视着我们。”这些画弥漫着一种神秘的气氛，人们不敢透视这种秘密，至多是试图把它们与列奥纳多的早期创作建立起一种联系。这些形象仍然是两性同体，但已不再有秃鹫幻想的意味了。他们是美丽的带着女性的精巧与外形的青年，他们没有垂下眼睑，而是在神秘的喜悦之中凝视着，似乎他们得知了一个幸福的伟大成就，却又必须保持沉默。我们熟悉的这个迷人的微笑引导着人们去猜测那是一个爱的秘密。很可能列奥纳多在这些形象中表现了他作为一个男孩时的愿望，即迷恋母亲，在男性与女性本质的充满幸福的结合中得以满足，以此来否定他的**的不幸，并在艺术中成功地超越了这个不幸。

第五章

在列奥纳多的笔记本里，有一条记载引起了读者的注意，那是由于该记载的重要性和一个小的形式上的错误。

1504年7月他写道：

“1504年7月9日，星期三的7点钟，瑟·皮罗·达·芬奇，波特斯塔宫的公证人，我的父亲在7点钟去世了。他享年80岁，留有十个儿子和两个女儿。”[130]

就像我们所看到的，这笔记说的是他父亲的死。形式上的小错误是死亡时间的重复，7点钟给出了两次，好像列奥纳多在结束这个句子时忘了他在开头已经写过了。这只是一个小细节，任何一个不是精神分析学家的人都不会重视它，甚至注意不到它，即使是注意到了，他可能会说任何人在那个“分心”（distra）或者情感体验强烈的一刻都会犯这样的错误，那没有什么更深的意义。

精神分析学家的想法就不同了。对他来说没有什么事情是太小的，以至于不能作为隐藏精神过程的现象。他一向认为“忘记”或“重复”这种情况是有重大意义的，并且恰恰是“分心”隐藏着在其他情况中的冲动，并在此时显露了出来。

我们应该说，这段笔记像卡特琳娜葬礼的账目和给学生们花费的账目一样，说明列奥纳多压抑他的印象是不成功的，某些事情长期被掩盖，导致了歪曲的表现，甚至形式也是相似的：同样有着学者式的精确和对数字的强调。[131]

这类重复我们称之为持续性言语。这是表现感情色彩的极好的方式。例如，回忆一下圣彼得在但丁的《天堂篇》中为反对他那在人间的毫无价值的代表人物而进行的长篇激烈的演说：

在地上，那个篡夺了我的座位的，我的座位，我的座位在上帝的儿子的眼睛里还空着呢。

他使我的埋葬之地成为污血的沟、垃圾的堆。[132]

若没有列奥纳多的感情抑制，笔记中的这段记录可能会这样写：“今天7点，我的父亲去世了——瑟·皮罗·达·芬奇，我可怜的父亲！”但是，在他做的这份死亡报告中，持续性言语转到了最不重要的细节上，父亲死亡的时间，这剥夺了记载中的全部情感色彩，我们再来看看这里掩盖着的和被压制着的东西吧。

瑟·皮罗·达·芬奇，一个公证人而且是几代公证人的后裔，他是一个精力充沛的人，获得了别人的尊敬和成功。他结了四次婚。前两个妻子都没生孩子就死了，只是到了第三个妻子，在1476年，才给他生了第一个合法的儿子，那时列奥纳多已经24岁了，这时距他把父亲的房子改成他师傅瓦罗奇奥的工作室，也已有很长时间了。当他父亲娶第四个、也是最后一个妻子时，已经50多岁了，这个妻子给他生了九个儿子和两个女儿。[133]

毫无疑问，列奥纳多的父亲在他性心理的发展中也起了重要作用，这个作用不仅反映在男孩童年初期父亲的缺失这一消极因素，而且也反映在童年生活的后一阶段父亲出现这一直接因素上。

没有一个孩子不希望母亲把自己放在父亲的地位上，并在想象中把自己等同于父亲，在以后的生活中把超过父亲获得优势当成自己的任务。当不到5岁的列奥纳多被接到他祖父的家里时，他年轻的继母阿尔贝拉必然取代了那个与他感情密切相联的亲生母亲的地位，他肯定发现了他处于那种正常的与父亲竞争的关系中。像我们所了解的，赞成同性恋的决定通常发生在青春期那几年。

当这种决定在列奥纳多的情况中达成，他的父亲认同作用对他的**就失去了全部意义。然而它仍然继续存在于其他非性活动的领域。我们听说他喜欢华丽的优美的服装，他拥有仆人和马。

虽然瓦萨利说：“他几乎什么都没有，也很少工作。”这些嗜好不能简单地归结为他的美感，我们认为这其中同时存在着强迫模仿和要超越父亲的因素。对可怜的农村姑娘来说，他的父亲是一位高贵的绅士，儿子亦不断受刺激，向往扮演一个高贵的绅士，并要“胜过希律王”[134]，展示给他父亲一个看起来真正的高贵绅士。

具有创造力的艺术家对自己作品的感觉就像一个父亲对孩子一样，这是没有疑问的。列奥纳多的父亲认同是一种对他的画影响很大的作用。他创造了这些画，然后就不再关心它们了，就像他的父亲不关心他一样。在这种强迫中他父亲后来的关心并没有改变什么，因为强迫来自童年早期的印象，以后的经验无法修正那些被压抑的和保存于潜意识中的事情。

在文艺复兴时期，甚至在更晚些的时间里，每个艺术家都需要依附于一个显贵的绅士、资助人或保护人，这个人给他种种委托，他手中掌握着艺术家的命运。列奥纳多找到了被人们称为摩洛工业的斯弗尔兹做自己的保护人。斯弗尔兹是一个雄心勃勃的人，他热爱壮丽的事物，在外交方面异常精明，但他有怪癖和不可信赖的性格。在他米兰的宫廷里，列奥纳多为斯弗尔兹服务，他的创造力得到了无拘无束的发展。这个时期是列奥纳多一生中最辉煌的时期，《最后的晚餐》和斯弗尔兹的骑马塑像足以证明。在斯弗尔兹遭受劫难以前，他就离开了米兰，后来斯弗尔兹死于法国地牢中。当列奥纳多听到他的保护人死亡的消息时，他在日记里写道：“公爵失掉了他的爵位、财产和自由，他从事的工作没有一件被完成。”[135]显然，他指责他的保护人的这句话正是后人对他的指责，这当然是有重大意义的。他想让他父辈中的某个人为他自己留下未完成的作品的情形负责。从事实上看，他对这位公爵的指责并不错。

如果说作为艺术家对他父亲的模仿是无益的，那么早在童年时期他对父亲的反抗就决定了他在科学研究领域同样能获得杰出的成就。米莱茨可夫斯基做了一个令人钦佩的明喻（1903）：

列奥纳多像一个在黑夜中醒得太早的人，这时其他人都还睡着呢！他还勇敢地做了一个大胆的断言，并且所有的独立研究都证实了这个断言的正确性：“一个人当出现不同观点，求助于权威时，那这个人不是用理性工作，而是用记忆工作。”[136]列奥纳多成了第一位现代自然科学家，他也成了希腊时代以来第一位只通过观察和自己的判断来探索自然秘密的人，他的胆量使他产生了大量的发明和具有启发性的思想。他教诲人们必须轻视权威及抛弃对“古人”的模仿，坚持主张对自然的研究是所有真理的源泉，指出在人可能达到的最高理想中，只是重复着一面（one-side）的观点，并且当他还是个小孩子，好奇地注视着这个世界的时候，他就已经具有这个观点了。如果我们把科学的抽象概念转到个人的具体经验，我们看到的是“古人和权威仅与他的父亲相呼应，大自然则再一次变成哺育了他的温柔、慈善的母亲。在许多其他人身上，如此强烈地需要来自某类权威的支持，以至于那个权威受到了威胁，他们的世界就开始崩溃，这一点在今天与原始时期是相同的。只有列奥纳多能够免于这种支持，假如在他生命的最初期他没有学会在缺少父亲的情形下生活，他就做不到这一点。正因为有了这样一个先决条件，才有他后来的大胆的、独立的科学研究，童年的性探索没受到他父亲的压抑而存在着，后来就成了排斥性成分的延续的探索。

当一个人像列奥纳多一样在他童年的最早期[137]就摆脱父亲的恫吓，并在他的研究中摆脱了权威的束缚，而我们发现他仍是一位虔诚的信徒，无法摆脱宗教的束缚，这与我们希望的情况就全然不同了。精神分析学使我们熟悉了父亲情结和对上帝的信仰之间的内在联系，它向我们显示出，一个个人的上帝，从心理的角度来说就是一个高尚的父亲。每天我们都在获得有关这点的证据：一旦当父亲的权威在年轻人心里破除时，他们便失去了宗教信仰。所以我们认为，宗教需要扎根于父母情结中。全能而又公正的上帝，仁慈的大自然，在我们看来是父母亲的崇高升华，或者说是关于父母的概念在小孩子心目中的再生。按生物学的观点来讲，宗教应溯源到小孩子的长期的无助和对帮助的需要。当他在以后生活里的某一日，知觉到在生活强大的力量面前他是怎样的弱小和没有指望，感觉到自己的情形与童年时一样，就试着用回复那种保护了他婴儿时期的力量来掩盖自己的失望。宗教把对精神病的预防赐予信仰宗教的人，这种预防很容易得出解释：个人的罪疚感和人类的罪疚感都源于父母情结，宗教启动了这个情结，并通过它来解决罪疚感，而不信教的人必须自己解决这个问题。[138]

列奥纳多的实例似乎表明了这种宗教信仰的观点并没被误解。在他还活着的时候，就有人指控他不信教或说背叛基督教（那时二者是一回事）。关于这些在瓦萨利（1550）为他写的第一本传记中有明确的记载。瓦萨利在他的《生活》第2版（1568）中删去了这方面的论述。因为在他那个时代宗教问题极为敏感，我们完全能够理解为什么列奥纳多甚至在笔记本上也不直接表明他对基督教的态度。在他的研究中，他不能容忍自己被《圣经》中创世的描写引向最小偏差的歧途。如，他对宇宙洪水的可能性表示怀疑，在地质学上他计算了成千上万年的期限，这种一丝不苟的精神比现代人毫不逊色。

在他的“预言”中，有一些事情肯定会触犯基督教信徒的敏感的感情。例如，“关于对着圣徒们的肖像进行祈祷。”

“人们对着那些全无察觉，睁着眼睛看不见任何东西的人说话，人们跟他们交谈，却没有得到回答，人们向那些长着耳朵的却什么也听不见的人乞求恩赐；人们为瞎子点灯。”（赫兹菲尔德，1906，第292页）或者，关于“耶稣受难日的悼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