摩西与一神教002（第2页）

现在我们必须阐明这些事件的年代关系。我们已经把离开埃及的时期放在第十八王朝灭亡之后（公元前1350年）。它可能发生在那个时期或稍后，因为埃及的编年史家们把以后在哈莱姆哈布统治下的混乱年代也包括在内了，哈莱姆哈布结束了这些混乱的年代，一直统治到公元前1315年。确定这一编年史的另一个（但也是唯一的一个）要点是由美楞普塔（法老）（公元前1225～前1215）的石碑提供的，它夸耀了这位法老对以色列人的胜利以及消灭其子孙（？）。遗憾的是，这块碑铭的含义值得怀疑，它被认为这证明以色列部落当时就已定居在迦南[267]。和以前人们轻易假定的一样，爱德华·迈耶尔从这块石碑上正确地得出结论认为：美楞普塔不可能是犹太人离开埃及时的法老。出埃及的时间一定更早些。究竟谁是出埃及时的法老，这个问题在我看来似乎毫无价值。在犹太人出埃及时根本没有法老，因为它发生在一个空位期。美楞普塔的那块石碑也没有说明在卡代什的那次联合和创立新宗教的可能的日期。我们唯一能够肯定的是，它大约是在公元前1350年和公元前1215年之间的某个时期。我们猜想出埃及的时间非常接近这100年的开端，在卡代什发生的事件则在这100年即将结束之时。我们愿意认为这两个事件之间的间隔时期应该更长一些。因为需要有一段比较长的时间，才能使回归的部落在杀害摩西之后的狂热中冷静下来，才能使他的追随者，即利未人的影响变得和在卡代什的妥协中所发挥的影响同样大。两代人，60年的时间，可能对此已经足够了，但也只是刚够而已。由美楞普塔的这块石碑上推论出来的时间在我们看来太早了，而且既然我们认识到在我们的这类假设中，一个假设只能以另一个假设为依据，那么，我们就必须承认，这场讨论暴露了我们构想中的一个弱点。不幸的是，与犹太人定居迦南有关的一切是如此含混不清。我们唯一可以依赖的或许就是假设，石碑上的“以色列”这个名字和我们正试图研究其命运、并且后来才联合起来形成以色列民族的那些部落无关。在阿马尔那时代，哈比鲁（希伯来）这个名字毕竟被转换到这同一个民族身上［第29页］。

这些部落通过采纳一种共同的宗教而联合成为一个国家，无论这件事发生在何时，其结果在世界历史上很可能是一件相当无关紧要的事。这种新的宗教很可能会由于一系列事件的发生而被席卷而去，耶和华也必将在福楼拜所想象的已经消逝的神祗的行列中占有一席之地[268]，他的所有12个部落很可能已经“消失”，而不只是盎格鲁·撒克逊人长期以来一直寻求的其中的10个部落。米底亚人摩西向其奉献了一个新的民族的耶和华神，很可能根本就不是一个杰出的神。他是一个粗暴、心胸狭隘的本地神，凶猛而又嗜血成性，他向他的追随者们许诺，要送给他们“一块流着牛奶和蜜的土地”[269]，并且督促他们“用剑的锋刃”去灭绝现在的居民。[270]令人惊奇的是，尽管《圣经》的讲述做过全盘修改，却还有那么多内容保留下来，使我们能认识其原始的本性。甚至还不能肯定他的宗教是一种真正的一神教，它是否否认其他民族的神祗的神性。很有可能的是他的人民把他们自己的神视为比其他外国的神更强大这也就足够了。但是，如果事物的发展过程不同于这类开端往往引导我们所期待的结果时，那就只能在一个事实中去寻找原因。埃及人摩西向该民族的一部分人赋予了一个更高度精神化的神的观念，这是一个拥抱着整个世界的单一的神的观念，他既充满博爱之心，又是万能的，他不喜欢一切仪式和巫术，把人作为他们寻求真理和正义的最崇高目标。这是因为，无论我们所具有的关于阿顿宗教的伦理学方面的描述有多么不完善，一个并非不重要的事实是，埃克赫那顿在他的碑文中经常说他自己“生活在Máat”（真理，正义）之中。[271]（很可能在一段短时期后）人们便拒绝了摩西的教诲，并且把他本人也杀死了。从长远来看，这倒无关紧要。但它的传统却保留下来了，它的影响也达到（只是逐渐达到的，确实经历了数世纪的发展过程）摩西本人所未能达到的程度。从卡代什那时起，当人们相信摩西所做的解放人民的行为是耶和华神所为时，耶和华神便获得了不应有的荣誉；但是，他不得不为这种僭取付出沉重的代价。他所取而代之的那个神的庇护力变得比他本人还要强大；到这一发展过程即将结束之时，那个被忘却的摩西神的本性便在他自己的背后显现出来。谁也不会怀疑，正是只有这另外一个神的观念，才能使以色列的人民经受了命运的所有打击而生存下来，并且使他们活到我们今天的时代。

我们再也无法估计在摩西神对耶和华神的最后胜利中，利未人究竟起了多大作用。在卡代什达成妥协的时候，他们曾站在摩西这一边，他们是摩西的扈从和同胞，仍然保持着对主人活生生的记忆。在此后的数世纪中，他们和该民族以及祭司阶层相互合并，祭司的主要作用就是举行和监督仪式。除此之外，还要保护《圣经》，按照他们的目的进行修订。但是，所有的祭祀和所有的仪式归根结底不都是魔法和巫术吗？这些不都是曾被古老的摩西教义无条件地予以拒斥的吗？因此，从这些人中间不断地产生一代又一代的人，他们在起源上和摩西没有联系，但却被这种在朦胧中一点一点地发展起来的伟大而强有力的传统所吸引：正是这些人，这些先知们，不懈地宣讲古老的摩西信条——这个神祗摒除祭祀和仪式，只要求得到人们的信仰，过一种真理和正义（Ma’at）的生活。先知们的努力获得了持久的成功；他们借以重建古老信仰的那些信条便成为犹太宗教永恒的内容。使犹太民族足以感到荣耀的是，他们能够保留住这样一种传统，并且培育了为之摇旗呐喊的人——尽管对它的这种激励来自于外界，来自于一个伟大的外国人。

如果我不能诉诸于其他那些有专门知识的研究者们的判断，尽管他们没有认识到摩西起源于埃及，但他们也和我一样看到了摩西对犹太宗教的意义，那么，在做这种说明时，我就会感到不踏实。例如，塞林（1922，第52页）写道：“因此，我们必须描述一下真正的摩西宗教——他信仰他所宣扬的一个道德之神——把它描述为一定是该民族的一个小集团的必不可少的财产。我们一定不要指望在官方的崇拜中，在祭祀的宗教中，或者在人民的信仰中找到它。我们必然只能指望的是，从他曾经点燃的精神火炬中发现一点不时地爆发出来的火花，发现他的观点并没有被完全消灭，而且一直在默默地在某个地方对信仰和习俗发生着影响，直到迟早有一天，通过某些特殊经历的影响，或者通过特别为这种精神所感动的人们的影响，它才再次更强烈地爆发出来，并对更广大的人民群众产生影响。正是从这个观点出发，以色列人的古代宗教史才必然会受到重视。任何人若想根据编年史，在最初500年的迦南人民的生活中，按照我们所探讨的宗教路线来构想摩西的宗教，那就一定会犯最严重的方法论的错误”。沃尔兹（Volz，1907，第64）说得更清楚：他相信，“摩西的那种被人为抬高了的学说最初只是很微不足道地被人理解和执行，直到在许多世纪的发展过程中，它才越来越深入人心，最终在那些伟大的先知者们当中它才恢复了元气，这些先知们继续着这位孤独的人的事业。”

看起来到此为止，我已经得出了我的研究结论，这项研究的唯一目的是把埃及人摩西这个人物同犹太历史联系起来。我们的研究结果可以这样用最简明的方式来表达。我们所熟悉的犹太历史具有双重性：两个民族群体结合在一起形成了这个民族，这个民族又分裂成两个王国，在《圣经》的文字资料中有两个神的名字。对此我们又增加了两个新的内容：两种宗教的建立——第一种被第二种所压抑，但以后又浮现出来并取得了胜利，还有两位宗教创立者，他们的名字相同，都被称为摩西，而他们的人格我们却必须相互区分开来。所有这些双重性都是第一种双重性的必然结果：事实是，该民族的一部分经历了一次必须被视为创伤性的体验，而另一部分则逃脱了。除此之外，还有相当多的东西要讨论、解释和判断，只有这样，对我们纯粹历史研究的兴趣才能得到真正的明辨。一种传说的真正实质究竟何在？其特殊力量何在？怎样才能不至于否认个别伟人对世界历史的个人影响？如果人们只承认那些起源于物质需要的动机，那就会怎样亵渎了人类生活的丰富多样性？某些观念（而且尤其是宗教观念），是从什么根源获得了使个人和民族受其桎梏的力量？——要在犹太历史的这些特殊情况中研究所有这一切将是一项诱人的任务。继续我对这些思路的研究，将把我在25年前在《图腾与禁忌》（1912～1913）中提出的观点联系起来。但是目前，我不再感到我还有力量这样做。

第三篇摩西，他的人民和一神教

第一部分

序言一（［维也纳］，1938年3月之前）

怀着一个几乎无所失或完全无所失的人的胆量，我想第二次打破已经确立的意图，给我在《意象》杂志上的两篇关于摩西的论文[272]补充上我放在手头上的这最后一部分。我在上一篇论文的末尾说过，我知道我的力量不足以完成这项任务。对此，我的意思当然是，随着老年的到来创造性力量的减弱[273]；但是，我也在考虑另一道障碍。

我们生活在一个特别引人注目的时代。我们惊讶地发现，进步竟与野蛮结成了联盟。在苏维埃俄国，他们已着手改善曾处于残酷奴役下的亿万人民的生活条件。他们非常轻率地废除了他们的宗教“鸦片”，而且相当明智地给予他们合理数量的性自由；但与此同时，他们又服从于最残酷的高压统治，并剥夺了他们思想自由的任何可能。以类似的暴力方式，意大利人民正在接受服从秩序和责任感的训练。当我们发现，对德国人民来说，在没有任何进步观念的情况下，向几乎史前的野蛮时代的退化居然也会发生时，我们才感到从压抑的忧郁中喘过一口气来。不管怎么说，事情的发展结果就是如此，今天，保守的民主党人成了文化进步的保护者，而且奇怪的是，正是天主教会的制度强烈地反对向文明传播这种危险——迄今为止，天主教会可一直是思想自由和发现真理的进步力量的不共戴天的仇敌啊!

我们正生活在一个在天主教会保护之下的天主教国家里，也不知道这种保护将持续多久。但是，只要它继续存在着，我们自然就会犹豫，是否做过一些注定会引起教会敌意的事情。这并不是懦弱，而是谨慎。我们想避免为其服务的这个新的敌人比那个宿敌更危险，我们已经学会同那个宿敌进行周旋了。我们所进行的精神分析研究，在任何情况下都会受到天主教会猜疑般的注意。我并不坚持认为这样做是不公正的。如果我们的研究使我们得出一个结论，把宗教贬低为人类的一种神经症，并且以同样的方式将其强大的力量解释为我们的个别病人的一种强迫性神经症，那么，我们一定会招致统治当局对我们的仇恨。不是因为我有什么新的话要说，也不是因为我在四分之一世纪以前没有把话说清楚[274]；而是当时已把它忘掉了，如果我今天再来重复它，并且从一个为所有的宗教基础提供了标准的实例中予以阐明，那就不可能毫无作用。我们很可能会被禁止从事精神分析。这些粗暴的压制手段。对天主教会来说确实一点也不陌生；事实是，如果有人利用这些方法，它会觉得这是侵犯它的特权。但是，在我漫长的一生中已经无处不在的精神分析，却仍然没有一个家园，没有一个地方能比它诞生和成长的这个城市更能发挥作用的了。

序言二（［伦敦］，1938年6月）

我在从事摩西这个人物的研究期间，那些压在我身上的异乎寻常的困难——内部的疑虑和外部的障碍——导致了这第三篇即这篇结论性的论文引用了两个不同的序言，这两篇序言相互矛盾，而且确实是相互抵消的。因为在写作这两篇序言的简短的间隔时间里，作者所处的环境发生了重大的变化。早期我居住在天主教会的保护之下，因此担心发表我的论文会引起这种保护的丧失，担心会使在奥地利从事精神分析的学者和学生们会失去工作。然后，德国人突然入侵，而天主教会则证明，用《圣经》上的话说，是“不足以信赖的人或物”（abrokenreed）。由于肯定现在我会受到迫害，这不仅是因为我的思想路线，而且因为我的“种族”——所以，我与我的许多朋友们一起，离开了这座自从我的童年早期就是我的家园达78年之久的城市。

我在美丽、自由、慷慨的英国受到了最友好的接待。现在我居住在这里，是一个受欢迎的客人；现在我可以发出宽慰的叹息了，重负已从我身上搬掉，我又能讲话和写作了——我差点说成是“和思想了”——像我所希望的或像我所必须做的那样，我敢于把我的研究的最后一部分公之于众了。

没有任何外部障碍存在了，或至少没有什么可以令我害怕的了。在我逗留此地的几周时间里，我收到了朋友们数不清的问候，他们对我的到来非常高兴，也受到了一些不认识的和确实是局外的陌生人的问候，他们只想表达他们对我在这里获得了自由和安全而感到满意。除此之外，我还收到另一类信件，经常使我这个外国人感到惊奇，这些信件很关心我的灵魂的状态，给我指出了基督的道路，并且想启发我关心以色列的未来。以这种方式给我写信的那些好心的人们可能对我还不太了解；但我预期，当这篇关于摩西的论文在我的新同胞中以译文的形式发表时，我将失去许多其他的人现在对我的同情。

（一）历史的前提[276]

因此，以下所述是引起我们兴趣的那些事件的历史背景。由于第十八王朝的征服，埃及成了一个世界帝国。这种新的帝国主义反映在宗教观念的发展过程中，这些观念即使不在全体人民之中，至少也在其统治阶层或起积极作用的上等知识阶层之中得到了发展。在古老北方（赫里奥波利斯）崇拜太阳神的祭司们影响下，或许也受到来自亚洲的推动力的强化，便产生了一个宇宙神阿顿的观点，人们也不再把它仅限于一个国家和一个民族。在年轻的法老阿蒙诺菲斯四世即位之后，他对提出一个神这种观点更感兴趣。他推动阿顿宗教成为国家宗教，并且通过他使这个宇宙神成为唯一的神：人们所讲述的关于其他神祗的一切全都是欺骗和谎言。他怀着庄重的顽固态度，反对巫术思想的一切**，他还排斥了埃及人特别看重的关于死后生活的幻想。在一次对后世科学发现的惊人预见中，他认识到地球上一切生命的根源就在太阳辐射的能量之中，并把它作为他的神祗的力量的象征来崇拜。他对上帝创造世界而感到喜悦，对自己生活在真理和正义之中而感到荣耀。

这就是人类历史上一神教宗教的第一次出现，或许是最清楚的一次出现；对决定其起源的历史因素与心理学因素做更深入的洞察，将具有不可估量的价值。但是，尽管人们尽了努力，但没有很多关于阿顿宗教的信息资料流传下来。早在埃克赫那顿的懦弱的继承者们统治时期，他所创造的一切便已土崩瓦解了。他所压制的祭司们对他的回忆充满了仇恨和愤怒；阿顿宗教被废除了，这个被污为罪犯的法老的首都遭到毁坏和掳掠。大约在公元前1350年，第十八王朝寿终正寝：在经历了一段无政府的混乱状态之后，哈莱姆哈布将军恢复了秩序，他一直统治到公元前1315年。埃克赫那顿的改革似乎成了一段注定要被忘却的插曲。

我们必须把公元前1350年以后的那段空位期作为出埃及的日期。此后一直到完成对迦南国土的占领的那段间隔时间则尤其难以推测。现代历史研究能够从《圣经》的解说在这一方面所遗留下来的，或毋宁说是创造出来的那段含混不清的空白时期中抽取出两个事实。其中一个事实是厄恩斯特·塞林发现的，他认为，即使是按照《圣经》的描述，那些犹太人也是顽固不化的，不服从他们的立法者和领袖的管束，终于有一天起来造了他的反，把他杀掉，抛弃了强加给他们的阿顿宗教，就像早期埃及人抛弃它那样。第二个事实是爱德华·迈尔证实的，他认为，那些从埃及回来的犹太人后来同位于巴勒斯坦、西奈半岛和阿拉伯之间地区的关系最亲近的部落联合起来，并且在阿拉伯米底亚人影响之下，在当地一块名叫卡代什的泉水四溢的地方，他们接受了一种新的宗教，崇拜火山神耶和华，此后不久他们便准备作为征服者而入侵迦南。

这两次事件相互之间以及与出埃及之间的年代关系，是非常难以确定的。最接近的历史参照点是由美楞普塔法老（他统治到公元前1215年）的一块石碑提供的，对叙利亚和巴勒斯坦的战斗报告，把“以色列”列入被打败的敌人之中。如果我们把这块石碑的日期作为界限，那么，我们就为从出埃及开始的事件的全部过程（从公元前1350年后到公元前1215年前）留出了大约一个世纪的时间。但是，“以色列”这个名字很可能和我们正在探究其命运的那些部落无关，实际上我们还掌握着更长的时间间隔。后来的犹太民族在迦南定居这当然不是通过一次征服而迅速完成的，而是在起伏不定和相当长的时期中发生的。如果我们摆脱美楞普塔石碑所施加的限制，我们就能更容易地把一代人（30年）的时间归于摩西时期[278]，而且至少允许两代人，但很可能更多，一直过渡到在卡代什进行联合的时期。[279]在卡代什和入侵迦南之间的间隔只需很短时间。在前一篇论文［第48页］中所展示的犹太传说，为缩短出埃及和在卡代什建立宗教之间的间隔提供了良好的基础，而相反的情况则正是我们研究的兴趣所在。

但是，值得注意的是，情况并非如此——对犹太人那段经历的最强大影响只是在以后才表现出来的，在许多世纪的发展过程中才强制性地变成了现实。耶和华在性格上和周围民族及部落的诸神可能大不相同。的确，他曾与他们进行过争斗，就像那些民族自己相互争斗一样，但是我们不能设想，在那时耶和华的崇拜者们竟然能想到要否认迦南、莫阿布（Moab）或阿马利克（Amalek）等神祗的存在，更不用说想要否认相信这些神的民族的存在。

随着埃克赫那顿而骤然兴起的一神教观念再次陷入黑暗之中，并且要在黑暗中等待很长时间。恰好位于尼罗河第一大瀑布下方的埃勒芬廷岛上的发现，给我们提供了惊人的信息，犹太人的军事殖民地已在那里定居好几个世纪了。在他们的神庙里；除了主神耶和华外，还有两位女神受到崇拜，其中一个名叫安纳特-耶和华（Anat-yahu）。这些犹太人确实是从他们的祖国分离出来的，并且没有参与那里的宗教发展；（公元前5世纪）埃及的波斯人政府向他们传达了关于来自耶路撒冷的宗教崇拜的新规定。[281]回顾更早的时代，我们可以说，耶和华神和摩西神毫无相似之处。阿顿是一个和平主义者，这和他在人世间的代表——或者更恰当地说，他的原型——埃克赫那顿法老一样，当他的祖先征服过的世界帝国分崩离析时，他却消极地袖手旁观。毫无疑问，对于一个随时准备用武力去占领新的国土的民族来说，耶和华比较合适。应该得到赏识的摩西神中的一切，则完全超出了人们对原始民族的理解。

在埃及，阿顿是在确定了其属地的一段幸运的时期开始其统治的；甚至当帝国开始濒于危险的时候，他的崇拜者们仍然能够不顾一切干扰，继续颂扬和赏识他所创造的一切。犹太人的命运却是经历了一系列重大的苦难和痛苦事件；他们的神变得苛刻而严厉，而且陷入意志消沉之中。他仍然保持着统治所有国家和民族的宇宙神的特点；但是，对他的崇拜已从埃及人转向犹太人；这个事实在附加的信条中表现出来，即犹太人是他选定的子民，他们所尽的特殊的义务最终也将得到特殊的奖励。让悲惨地经历了其不幸命运的这个民族去顺从地相信他们被万能的神所选中，这恐怕并不容易。但他们并不允许自己被这些信念所动摇：他们却增加了自己的罪恶感以便压制他们对上帝的怀疑，或许他们最终视之为“上帝不可思议的教令”，就像当今时代虔诚的人们所做的那样。如果他们还倾向于感到困惑，他竟然允许一个接一个残暴的入侵者——亚述人、巴比伦人、波斯人——起来推翻和虐待他们，那么，当他们发现所有这些邪恶的敌人都逐一被征服，敌人建立的帝国也被消灭时，他们便重新认识到了他的力量。

犹太人后来的神在三个重要方面终于和古老的摩西神趋于类似。第一个也是决定性的方面是，他被真正地承认为是唯一的神，除了他之外，任何其他的神都是不可想象的。埃克赫那顿的一神教被整个民族严肃地接受；的确，该民族如此依附于这种观念，致使这种观念成为他们理智生活的主要内容，使他们不再对别的事情感兴趣。其中占支配地位的民族和祭司阶层在这一点上是一致的，但是，由于祭司们竭尽全力要建立崇拜上帝的仪式，他们却发现同人民当中流行的强烈思潮截然相反，人民想要复活摩西关于他的神的另外两种教义，先知们的话总是孜孜不倦地宣称，上帝蔑视所有的仪式和牺牲，只要求人们信仰他，并且在真理和正义中生活。而且，当他们赞美在荒野中生活的简朴和神圣时，他们当然是受摩西理想的影响。

现在该是提出这个问题的时候了，是否有必要把摩西的影响视为犹太人所采纳的上帝观念的最终形式的原因，或者是否还不足以断定，在几百年的文明生活中，犹太人曾向更高的理智性[282]自然发展呢？关于这种有可能结束我们所有困惑和猜测的解释，可以做两点说明。第一点，它什么也没有解释。在希腊人的情况下——毫无疑问这是一个更高度智慧的民族——同样的条件却没有导致一神教，而是导致了多神宗教的分化和哲学思想的开端。在埃及，就我们所了解的情况看，一神教是作为帝国主义的一种副产品而发展起来的：上帝是作为一个伟大的世界帝国的绝对统治者法老的反映。对犹太人来说，政治条件极不适合于从一个排他性的民族神的观念发展成为世界的普遍统治者的观念。而这个弱小而又无力量的民族何以竟傲慢到宣称自己是伟大的上帝的宠儿呢？一神教起源于犹太人这个问题便这样成为未解之谜，否则我们将不得不满足于这个共同答案，即这是该民族的特殊宗教天才的表观。众所周知，天才是不可理解和不能说明问题的，因此，我们不应当把它作为一种解释，除非所有其他的解决方法都失败了。[283]

在这里可能有人会问，我们把犹太一神教追溯到源自埃及一神教，这样做到底能够得到什么呢？它只不过是把这个问题稍微往后推了一步而已：它所告诉我们的只不过是一神教观念的根源。其答案在于问题不是要获得什么，而是要进行研究。如果我们发现了这些事件的真实过程，我们或许可以从中了解到某些东西。

（二）潜伏期和传说

因此，我们承认这个信念，即只有一个神的观念，以及对以其名义所做的起巫术作用的仪式的排斥和强调伦理方面的要求，实际上都是摩西的教义，刚开始时谁也没有注意这些教义，但是在经过一段漫长的时期之后，这些教义又开始发挥作用，并且最终永久地确立下来，我们怎样来解释这种延迟了的作用呢？我们在何处还能遇到这种类似的现象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