力比多类型（第2页）

[19]［最后一句是于1915年加上的——1910年增注］的确，精神分析尚不能对性变态的起源做出充分的解释，但它已发现了性变态的心理机制，并对有关问题的明朗化作出了贡献。在所有我们检查过的性变态者身上，我们发现这一事实，即在他们的童年早期，经历了一段围着某一女性（通常是母亲）的强烈而短暂的时期。此后，他们将自己认同于这一女性，并把自己当做**对象。也就是说，他们起始于自恋基础，追寻像自己一样的年轻男人，他们像这样的男人就像母亲爱他们一样。此外，我们常常发现，性变态者并非对女性的魅力无动于衷，只不过将女性唤起的兴奋转移到了男性身上。于是他们终其一生不断重复着性变态引发的机制，他们追寻男人的冲动原来是由不断逃离女人的结果所决定的。［在这一点上，1910年版的脚注中写到：“必须记住，只有一种性变态类型适于精神分析——总体上这种人的性活动受到阻碍，其残留物便是性变态，性变态问题极为复杂，包括性活动及其发展的各种类型。关于性变态概念上的严格分类须以性对象的性特征或倒错的主体为基准。］精神分析的研究非常反对将同性恋者作为一个特殊群体从正常人中分化出来，通过对较为隐蔽的性兴奋的研究发现，所有的人都可将同性作为性对象，事实上在潜意识中做过这种选择。的确，力比多对同性的附着，对正常心理生活所起的作用并不小，当然，作为致病原因，它比附着于异性更为明显。恰恰相反，精神分析认为，不分性别的对象选择——既可选男性也可选女性——像在童年期、原始社会及早期历史阶段那样，倒是更原始的基础，由此产生了对某一方向的限制，正常与倒错便有了区分性发展。因此，从精神分析的角度看，男人仅仅对女人产生性兴趣也是一个需要进一步阐释的问题，这种吸引性远非化学原理即可释然。一个人的性态度直到青春期后才能确定，并受到多种因素的影响，我们对此并非全然了解，有些是身体方面的，有些则是偶然的。毫无疑问，有时候个别因素会起更大的作用，并影响到发展的结果。然而，一般而言，因素的多重性会在繁多的性态度中反映出来。在性变态者中，常常发现远古的身体特征及原始的心理机制占了优势。他们最基本的特征表现为自恋式对象选择及肌欲快感性的持续。若以身体的特殊性为准，将性变态的最极端类型分离出来，我们不会获得任何新知。对这些类型明了而充足的解释可通过对转移型体质及性态度正常的人的研究实现，尽管这样做力度不够。结果的区别看似是质的，而分析表明，差异仅仅是量的。在对影响对象选择的偶发因素的研究中，我们发现，挫折（早期干扰、恐吓、性活动）需要重视。我们的观察表明，父母双方的相伴起着重要作用。童年期若见不到强健的父亲，常会导致性变态。最后，我们坚持认为，性对象的倒错概念应与性特征的含混做出明确区分，就两者的关系而言，相当程度的分离性是显而易见的［1915年版增补］。关于性变态，费伦茨（1914）提出了许多有趣的观点，他抗议道，既然性变态者的症状相同，而许多引发条件都相距甚远，且在肌体及心理方面重要性有别，那么，全部统在“同性恋”的名义之下便不妥了——他所提供的更好名称为同性**（homoerotism）。他坚持认为，至少应对两种类型做出区别：“主体同性**”（subje），这类人自觉为女性，并表现为女性风格；“对象同性**”（obje），他们是纯粹的男人，只不过用男人代替了女人作为**对象。他把前者视为真正的“性中间型”（sexualies）（按赫希菲尔德的词义），而并不情愿地将后者视为“强迫性神经症”。在他看来，只有“对象同性**者”才会反抗自己的性变态倾向，或者受到心理学的影响。我们承认这两种类型的存在，需要补充的是，在许多人身上都可发现并存在着一定程度的“主体同性**”和部分的“对象同性**”［1920年增补］。在过去的几年中，最著名的生物学家斯坦因奇（Steinach）所做的工作为同性**及性征的结构学因素研究注入了生机。通过对不同的哺乳动物施行实验性阉割及移植异性的性腺，可使它们的性别得到改变。移植的结果或多或少改变了身体性征及心理性态度（包括主体同性**和对象同性**）。结果表明，性的决定力量并非来自组成性细胞的性腺，而是来自性腺的间质组织（iissue）（青春期腺puberty-gland）。这种移植改变了一个男人，他因结核病而失去了睾丸。在他的**中，他像个女性，作为被动的同性恋者，表现出明显的女性性征（如头发、胡须、**及臀部）。当将另一病人的睾丸移植给他之后，他的行为便具有了男性特征，并按正常方式将力比多指向女性，与此同时，他身体上的女性特征也消失了（李普什舒兹，1919，第356～357页）。如果认为这些有趣的实验为性变态理论提供了新基础是毫无道理的，若认为它们为医治同性恋提供了普遍的手段不免失之轻率。弗利斯已正确地指出，这些实验性发现并没有推翻关于高等动物双性特征的一般理论。相反，在我看来，类似的进一步研究将支持双性理论的假设。

[20]［1910年增注］古人与我们在**方面的最明显区别无疑在于，古人更强调性本能本身，而我们更重视性对象。古人对本能推崇备至，甚至对低级的性对象也大加赞赏，然而，我们却蔑视本能活动，只有在对象之美被接受时才放本能一码。

[21]说到这种联系，我不禁想起了被催眠者对催眠者的盲目臣服。一般认为，催眠的本质在于通过对被催眠者性本能的受虐成分施加影响，而使被催眠者的力比多潜意识固着于催眠者，这不得不使我表示怀疑（1910年追加）。［费伦茨（1909）将这种暗示特征纳入“恋亲情结”（parentalplex），弗洛伊德对被催眠者与催眠者的关系直到很久之后才做了讨论，见《群体心理学与自我的分析》（1921c）第八章。］

[22]［1920年之前的各版中，这一段的结束句为：“这些极端的解剖学上的各种扩展显然代表着一种求变的需要，豪赫（Hoche）将此描述为‘渴求刺激’。”脚注的前两句为1915年版所加，在此之前，句子为：“进一步的思考使我得出了这样的结论，布洛赫已经确定了渴求刺激因素的理论重要性。”整个脚注及上文的这一段是1920年出现的］然而，需要指出的是，并不是在对象选择的每一机制中都有性的高估。以后，我们将对身体其他部位的性的重要性做更直接的阐释。豪赫和布洛赫用“渴求刺激”解释性器之外身体其他部位性兴趣的扩展，然而，我并不认为它有这样的重要性。力比多的流向渠道一开始就像通讯管道一样相互联系，我们必须考虑到它们的并行现象。

[23]［1920年增注］在典型条件下，女性从不对男性高估，但她们却总是对自己的孩子高估。

[24]［1915年增注］这种弱点代表的是肌体性条件。精神分析发现，这种现象也可能是早期性活动受阻（如恐惧）造成的，它使得个体脱离正常的性目的，并激励他寻找替代。

[25]摘自《浮士德》第一部，第七场。德语为：Schaff’mireinHalstuihrerBrust，EinStrumpfbandmei！

[26]［1920年增注］深层的精神分析研究对比纳的观点做出了公正的批评。所有的该类观察均发现，第一次接触崇拜物时，已激起了性兴趣，而不存在什么相伴条件。此外，所有这些“早期”性印象都是在五六岁之后，精神分析对如此晚的时间会产生病态性因素表示怀疑。正确的解释应当是，在对崇拜物出现的初次回忆之外隐藏着对性发展的某些遗忘，“崇拜物”像“掩蔽性记忆”（s-memory）一样代表了这一片断，是这一片断的残迹与积淀。至于婴儿的早期发展如何变成了恋物癖及导致了对崇拜物的不同选择，恐怕还是体质因素决定的。

[27]［1910年增注］鞋或拖鞋常常是女性**的象征。

[28]［1910年增注］精神分析已为我们对恋物癖的理解扫清了一个障碍。说到对崇拜物的选择，它已表明了嗅觉中嗜粪快乐的重要性（由于压抑本已消失）。脚与头发均具有强烈气味，只有当嗅觉变得不愉快并被放弃之后，它们才会变成崇拜物。然而，对于恋脚的变态者而言，只有肮脏难闻的脚才成为性对象。在关于儿童的性理论中，还可找到恋脚的其他解释：脚代表了女人的“**”，因孩子发现女人没有阴茎［1915年增注］。许多恋脚的例子表明，窥视本能试图让人从隐蔽处寻找目标（即性器）；但由于禁止或压抑，不得不半途停止。由于这一原因，脚或鞋才变成崇拜物，女性的性器被想象成与男人的相同（儿童期望这样）。［在弗洛伊德写给弗利斯的两封信中（1897年1月11日和11月14日）（弗洛伊德，1950a，信55和75），弗洛伊德提到了压抑嗅觉快乐的重要性。在“鼠人”的讨论中，他又回到了这一主题（1909d），并在《文明及其缺憾》第四章的两个长的脚注中对此进行了更详细的讨论（1930a）。关于恋物癖，弗洛伊德专门写过论文（1927e），在他去世后出版的《防御自我分裂》（1940e）及《精神分析导论》第八讲的结尾处也提到了这一问题（1940a）。］

[29]［这一句话是在1915年加上的。］

[30]［这似乎是弗洛伊德首次公开使用“升华”一词，尽管早在1897年5月2日给弗利斯的信中就出现了（1950a，信61），在关于“杜拉”的病例中也出现过，虽然清样的时间为1901年，但出版时间比这一篇为晚。下文还将对这一概念进行讨论。1915年补加］在我看来，“美”无疑具有性兴奋的根源，它的本义即“性刺激”。［德语中，Reiz既可以作为“刺激”的专用语，又可以作为“魅力”、“吸引力”的日常用语。］这与下列事实有关，我们从未将产生最强烈性兴奋的性器本身视为真正的“美”。

[31]［在1924年之前的各版中，这句话是“对一个例子的分析”。］

[32]［1920年增注］通过分析，这些性变态及其他变态表现出了令人惊奇的多种动机与成因。比如，**的冲动也与阉割情结有关：这样可持续地证实自己（男人）性器的完整性，同时也使他在发现女人没有阴茎时体验到一种婴儿式满足。

[33]［在1905和1910年的版本中，文中的这两句话是：“至少受虐狂的根源之一可以同样被确定。它源自性对象选择的必要心理结果，即性的高估。”从1915年的版本之后，取消了这两句，并插入了上两段。］

[34]［1924年增注］基于心理器官结构与作用于它的本能分类假设，我关于受虐狂的观点在很大程度上已有所改变。我起初将受虐狂分为“原发型”（primary）和“快感型”（erotogenic），后又分为“女性型”（feminine）和“道德型”（moral）；凡在现实生活中不能实现施虐而不得不转向自身的称为“继发型”（sedary），它是添加在“原发型”之上的（见弗洛伊德，1924c）。

[35]［这一小节在1905年的首版中就有，以上的两节及下一节是在1915年加上的。］

[36]“同类相食欲望”又称“食人肉欲”，有两层特殊含义：一是在精神病学中指有的精神病患者想食人肉；二是精神分析学中指性变态者的口施虐欲。——中译者

[37]［1915年增注］我关于性发展前**阶段的观点证实了这一理论。

[38]［1924年增注］上面提到的研究使我形成了一种特殊的观点，基于本能的根源，将施虐狂与受虐狂作为对立的方面去看，并将它们从性变态的保留分类中提取出来。

[39]对这一论断不必多言，在此我愿引用霭理士（1913，第119页）的一段话：“关于施虐狂与受虐狂的历史性研究，包括埃宾的（Scott和Fere早已指出过），总是表明在同一个体身上存在着两种现象的迹象。”

[40]［1915年增注］见我后面关于“矛盾症”（ambivalence）的讨论。

[41]［最后一句话并未出现在1905年和1910年的版本中。在1915年的版本中追加了这样的话：“一种按精神分析理论推断的主动与被动的对立。”到了1924年，这段话便为本文所取代。］

[42]inversion一词原为“倒错”之意，如“绝对性变态”（absoluteinversion）。但在精神分析学中弗洛伊德则专指毫无异性性欲的“同性恋”。——中译者

[43]［德语为：“vomHimmeldurchdieWeltzurHolle”引自歌德《浮士德》的序曲，在1897年1月3日写给弗利斯的信中（弗洛伊德，1950a，信54），弗洛伊德建议将这一引言作为《性活动》中一章的题词，写该信时，弗洛伊德已开始将注意力转向性变态。最早提到此事时是在1896年1月1日写给弗利斯的信中（清样K）。］

[44]［1915年增注］另一方面，这些阻碍性发展的力量，如厌恶、羞怯和道德，又必须视为人类心理发展史上性本能受外力压抑的积淀。在个体发展的过程中我们已观察到，在适当的时候，只要受到教养及外力的影响，它们就会即刻表现出来。

[45]［1920年增注］关于性变态的起源，我需补充说明。有理由假设，就像恋物癖一样，在性变态固着之前曾有过正常性发展的短暂阶段。精神分析对某些病例的研究已表明，性变态是俄狄浦斯情结的残余，当它被压抑之后，个体性本能中最强盛的部分便再度出现了。

[46]［在1905年版本中是“10年”，每一版都有变化，包括1920年版。］

[47]［1920年增注］这倒不是什么证据，而只是充实。或许重新表述为：神经症症状一方面源于力比多的本能要求，另一方面源于自我对力比多本能的反应。

[48]布洛伊尔（对第一个病例分析的第二段，布洛伊尔和弗洛伊德，1895年）在用精神宣泄法治疗第一个病人时写道：“性因素在她身上停滞不前令人惊异。”

[49]［在另一篇《神经症发作类型》（1912c）的论文中，弗洛伊德对这一主题进行了更好的加工。］

[50]［在1897年1月24日写给弗利斯的信中，弗洛伊德用这些明确的术语表达了这一观点（弗洛伊德，1850a，信57）。但在1896年12月6日及1897年1月11日的信中也涉及（信52和55）。在“杜拉”的病例中亦可见到。性变态者意识清晰的幻想（在有利的条件下可转化为外显的行为）、偏执狂的幻想性恐惧（仇视别人的投射）及癔症的潜意识幻想（精神分析发现隐藏于症状背后）甚至在细节上都是吻合的。］

[51]精神神经症常伴有明显的性变态，此时，同性恋的情感趋向完全压制。公正地讲，是柏林的弗利斯首先使我注意到了精神神经症者普遍的性变态趋向，尽管我曾对这些个案做过分析。这一事实虽尚未引起广泛注意，但对任何同性恋理论都具有决定性影响。

[52]［这是“组元本能”第一次出现于弗洛伊德的公开著作中，虽然这一概念已在前面出现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