精神分析导论008（第2页）

但在起初拒绝之后，她接着对给她提出的一些可能性进行思索，努力地去联想，回忆所有可能的关系、结果，一直到后来她自愿接受了所有的解释。在这之后，她开始使其强迫行为表现得到放松，甚至在治疗结束之前，她已放弃了整个的仪式。你们也必须理解我们现在所做的分析工作不包括任何单个症状的系统治疗，直至它整个地被清除。相反，我们被迫继续放下那些特殊的课题，而在另一个有关的情形中又将它提起。我们现在给你们所做的有关这位女孩的症状的解释是许多相应分析的综合，这些结果要经过几周甚至几个月的时间才能获得，并时常被其他工作所打断。

我们的患者逐渐地认识到钟表在晚间被移到室外是女性**的象征。闹钟和手表（尽管在别的地方，我们可以找到对它们的其他的象征解释[236]）之所以有女性**的意义，是因为它们也有同期的动作和有规律的间隔。妇女可以用像钟表一样有规律来自夸其经期的到来。然而，我们的患者的焦虑特别地指向钟表的滴答声会打扰其睡眠。钟表的滴答声可与性兴奋期间**的悸动、颤动相对应。[237]她确实被这种感觉多次从睡眠中唤醒，这现在已成为对她的一种强迫；

她由于对这种性兴奋有一种害怕的印象，所以她夜间把附近的钟表都移开。花盆和花瓶像所有的容器一样，也是女性的象征。这样小心不使它们夜间摔破、打碎并非是没有意义的。我们知道订婚时打破一个花瓶或盘子的习俗很流行。每个在场的男子都拿去一块小碎片，我们可以把这看作是表示不再认新妇为己有，这个习俗可以追溯到一夫一妻制的开始。[238]与这种仪式相联系这位女孩也产生一种回忆和一些联想。从前，她小的时候，曾因跌倒，打碎了所拿的玻璃式瓷花瓶，并划破了手指，还流了很多血。在她长大后渐渐地知道有关**的情况，很害怕在新婚之夜她可能会不流血，并表示自己已不是处女。可见，她怕花瓶摔碎是表示她要摆脱有关贞操和初次**流血的情绪，这也就是说要摆脱既怕流血，又怕不流血的情结。

她归之于避免噪音的这些预防与其顾虑之间几乎是无关的。

有一天，她找到了她的仪式的中心意义，她突然间理解了长枕不能接触床背这个规则的意义。

她说长枕时常代表一个女人，而直立的木头后背代表一位男子。这样她想要（用一种魔法）使男人和女人分离开来，也就是说，使其父母亲彼此分隔开来，不让他们发生**。在前几年，她还没有形成这种仪式前，她曾试图用更为直接的方法来获得这同样的目标。她曾假装害怕（或利用已存在的惧怕倾向），使其住室与父母的卧室之间的门不被关上。这个规则一直保持到她现在的仪式之中。她的这种方式使自己有机会听到父母的举动；这件事曾使她失眠数月。她有时还不满足于以这种方式打扰父母，她不时地还睡在父母之间。这样长枕和木床背真的不能连到一起了。

最后，在她已长大时，她睡到父母之间已感到身体上的不舒服，她于是通过一种假装的焦虑，试图使母亲和她晚上交换位置，让母亲让出位置，以便病人可以睡在父亲旁边。这种情况无疑成为其幻想的起点，其后果可在这种仪式中看到。

如果长枕代表女人，那么抖动鸭绒被使羽毛积聚到下部，并使之隆起，这也确有其意义。它的意思是使女人怀孕；但她也曾希望能免于怀孕，因为她多年来一直害怕父母**会再生一个孩子，给她带来一个对手。另外，如果长枕代表女人，代表母亲，那么小枕则只能代表女儿。为什么这个小枕斜放在长枕之上成一菱形，而她的头正好放在其中呢？很容易就会想到菱形常用于画内或墙上来代表女性的**。果真如此，那么她自己扮演男人，由其头来代表男性性器官（参考杀头为阉割的象征[239]）。

你们可能会说，这样可怕的思想会出现于一位未婚的女孩头脑中吗？我也承认这一点。但你们不要忘记，我并未创造出这些观念，而只是在对它们进行解释。像这样的一种睡眠仪式[240]

也是一种很怪异的东西，你们会清楚地看到这种仪式如何和这种由解释而揭示出来的幻想相对应。但我认为更重要的是你们要记住，在这种仪式中所看到的东西不是单个幻想的产物，而是许多幻想的混合物，尽管这些幻想总会汇合于某处。再者，仪式所遵循的规则一方面积极地、另一方面消极地再现了患者的性愿望——这些仪式的规则一部分是性欲的表示，另一部分则是对性欲的反抗。

如果这种仪式可以和患者的其他症状适当地联系起来，那么我们就可以得出更多的对这种仪式的分析结果。但是，我们的道路并非在于这个方向。你们必须认识到患者小时候曾处于对父亲的一种“性依恋”（eroticattat）的控制之下。或许这就是她如此不友好地对待其母亲的原因。我们也不能忽视这样的事实：这种症状的分析再次将我们带回到患者的**。

我们对于神经症症状的意义和意图了解越多，我们或许对此越不感到惊奇。

根据上述的两个例子，我已向你们表明神经症症状像失误动作与梦一样具有某种意义，并且这种意义与患者的经验有着密切的联系。我能让你们通过这两个例子的证据相信这个极为重要的观点吗？不对。但你们希望我再举些例子，一直到你们完全相信为止吗？同样不对。因为对每个患者都需要经过较长时间的治疗，所以我要充分地讨论有关神经症理论的这一部分内容，那就需要一周讲5个小时的课程，所以，我必须满足于我的论点只给你们提供这一点的论据；对于其他的论据，我建议你们参阅一些有关这个问题的文献。如布洛伊尔对于他的第一个病例的症状（癔症）的经典解释[241]，由荣格（1907）所进行的对于一种称为早发性痴呆（dementiapraecox）的最为模糊的症状的出色解释（那时荣格只是一位精神分析者，还没有期望成为一位理论家），以及其他一些后来我们各种杂志上所发表的论文。这些方面的研究是不缺乏的。对神经症症状的分析解释和翻译引起精神分析者的极大兴趣，以致在某一时期他们忽视了神经症的其他问题。

无论你们中的哪一位对于这种问题进行过研究，他肯定会对丰富的证据材料留下深刻的印象，但他也会遇到困难。像我们所发现的一样，症状的意义在于与患者经验的某种联系。症状的形成愈因人而异，我们就愈可以清楚地了解这种关系之所在。所以，我们的任务就是要为每个无意义的观念和每一个无目的的动作寻找出这个观念之所以产生和这个动作之所以需要的过去的情境。

我们那位患者跑到桌旁按铃叫女仆的强迫行为就是这种症状的一个完美的模式。但还时常有完全不同特点的症状。它们必须被描绘为某种疾病的“典型”症状；它们在所有的病例中几乎都是相同的，它们中的个别差异消失，以致难以找出其与患者生活或旧时特殊情境的关系。让我们再来看一下强迫性神经症。我们的第二位患者的睡眠仪式可引以为例，尽管她也同时表示出许多个别特点可用来做一种我所称的“历史”解释。但所有这些强迫症患者都有一种倾向去重复，去使她们的表现呈现周期性，并使它们独立于其他动作。他们中的大多数不停地洗这洗那。具有广场恐怖症的患者，这种症状我们现在已不再把它看作是强迫性神经症，而是把它称为“焦虑性癔症”（aeria），他们时常不耐烦而单调地重复同样的病态特点：他们都害怕四周围起来的空间，或开阔的广场、长的路和街道。如果他们由一个熟人或一辆车等伴随时就会感到受到了保护。然而，在这同样的背景下，不同的患者仍表现出个体需要（怪念头），这在一些病例与另一些之中表现得截然不同。一位患者只逃避狭窄的街道，而另一位则害怕宽的街道；一个人只有在街上没有人时才敢走出去，而另一个则只有在有很多人时才可出去。

癔症也是如此，除了许多因人而异的特点之外，还有许多为这种病症所共有的症状，这似乎难以用个人的历史作为解释的根据。而我们不应忘记，正是有了这些典型的症状，才可用来进行诊断。假如在一个癔症病例中，我们已知道它的某种特殊症状源于某一经验或一系列同样的经验（如：一种癔症的呕吐起因于一系列令人恶心的印象），那么在我们发现另一种呕吐症状却来自于另一种完全不同的经验时，我们不免会感到迷惑不解了。癔症患者似乎总因为某种不可知的原因而呕吐，而且那些通过分析而找到的历史原因，似乎只是患者由于内心需要而随便捏造出的一些托辞，想用这来掩饰其目的。

因此，现在我们只好面对这种令人沮丧的发现，尽管我们可以根据患者的经验对神经症状所有因人而异的方式求得完满的解释，但是我们的技术还不能说明这些病例中很常见的典型的症状。

再者，我还不能也不愿让你们了解在追寻症状的历史解释过程中所遇到的种种困难。因为尽管我不愿意对你们有所隐藏，但我却不能在我们的共同研究开始时就把你们置于惊异和迷惑之中。我们确实才刚刚开始努力去理解这些症状的意义，但我们却想坚持已获得的东西，并且逐步地寻求掌握我们还不明白的东西。因此，我试图用以下想法来鼓励你们：一种症状和另一种症状之间的任何基本区分都是难以假定的。如果个体的症状都这样依赖于患者的经验，那么与某一经验有关的典型的症状当然也可以解释为人类所共有的经验。神经症中时常发生的其他特征可能是普遍的反应，患者因病理变化而被迫将这些反应加重，例如，像强迫性神经症中的重复或动作和疑虑等。

总之，我们没有理由灰心丧气，我们要看一下还有什么东西需要发现。

我们在梦的理论中面对着一种十分相似的困难。我在前面对梦进行讨论时没有谈到这个问题。

显梦内容是十分不同的，并且因人而异的，通过分析，我们已详细地表明了，从这种内容中所得出的是什么。但除此之外，也有些梦可称作是“典型的”，它为每个人所共有，梦的内容相同，这为解释带来了同样的困难。这些梦有：跌落、飞行、漂流、游泳、受到阻止、**以及其他种类的焦虑梦——这些梦随不同的梦者其解释也各异，至于为什么它为每个人所共有，这一点还没有得到任何说明。但在这些梦中，我们也观察到这个共同的基础渗透着各人所拥有的不同的特点，运用我们广泛的知识，或许不需要强制就有可能将这些梦的研究也包括到对梦的生活的理解中，我们已从其他的梦中获得了这种有关梦的生活的知识。[242]

第18讲创伤的固着——潜意识

女士们，先生们：

上一讲中我曾表达了一种愿望：我们的工作应以我们的发现，而不是以我们的疑虑为基础继续前进。下面我们来讨论前面所举两例的分析为根据的两个最为有趣的结论。

（一）两个患者给我们留下这样的印象，她们都“固着”（fixated）于她们过去的某个特殊地方，就好像她们都不能使自己从中解脱出来，并因此而与现在和将来都脱离了关系。她们好像欣然寄宿于其病中，正好比古时僧尼退隐于修道院中以度残年一样。这种命运带给我们第一位患者的是那实际生活中早已结束了的婚姻。通过她的症状，她继续和其丈夫保持着关系。我们学会理解这种为他辩护、宽恕他、赞美他和为他惋惜的声音。尽管她还年轻，并且能引发其他男人的要求，但她却借这真实的和想象的（魔术般的）理由仍然保持对他的忠诚。她不见生人，她忽视自己的个人外貌；而且她时常独自静坐[243]，拒绝签名，不送礼，不让任何人从她那里得到任何东西。

第二位患者的生活也表现出同样的情况，这位少女从青春期前开始就对父亲产生一种性依恋。

她得出结论，只要她有病，她就不能结婚，然而我们可能怀疑她病得这么重是为了不结婚，为了仍然能和父亲在一起。

我们不能排除这样的问题：一个人为什么，以何种方式，以及出于何种动机可以达到这样一种对待生活的特异的态度，这种态度是很不适当的——假定这种态度是神经症的一种普遍的特性，而不为这两个患者所特有。实际上这确实是各种神经症的普遍的和重要的特性。布洛伊尔的第一位癔症患者同样固着于她照料病重的父亲这一时期。尽管她已康复，然而从那时起，她总觉得脱离现实生活；她仍保有健康和效率，但她逃避女人生活的正常内容[244]。分析向我们显示，我们的每一个患者的癔病症状和结果都可以追溯到她们过去的某个特殊时期。确实在大多数这样的例子中，这种过去的时期是生活的早期阶段，如他们的童年期，甚至于他们的哺乳期。

和这种神经症行为最为类似的是近来欧战时的一种名为“创伤性神经症”（traumatieuroses）的流行病。当然，同样的病例也出现在战前，像在火车事故或其他危及生命的可怕事件之后。创伤性神经症实质上与我们常分析治疗的自然发生的神经症不同，我们也不能成功地应用有关他种神经病的观点来说明这种神经症，我想以后某个时期有机会再给你们解释这种限制的原因。[245]但我们也可以认为两者之间在某一点上存在着完全相同之处。创伤性神经症很清楚地表明创伤发生时的固着是病源之所在。这些患者在其梦中时常重复这种创伤情境[246]；而对于那些可以分析的癔症来说，似乎其发作就是完全召回这个创伤的情境[247]，好像这些患者没有完成这个创伤的情境一样，好像他们仍然面对着某种没有处理好的任务一样；我们必须重视这个观点，它向我们表明，我们由此可以明白心理过程的所谓的“经济”的观点。[248]确实，“创伤”一词只具有经济意义。某种经验如果在短时期内，给大脑提供强有力的刺激，以致不能用正常的方法应付或适应，从而使大脑能量的分配方式受到永久的干扰，我们把这种经验称为创伤经验。

由此可见，这种病的成因是复杂的，是受许多因素决定的；但我们也可以认为没有必要把这种有关创伤的探索看作是错误的而加以抛弃，因为有可能在别的地方适合它。

那么，这里我们必须再次使已开始的课程停下来。因为这时课程已不能再继续下去，并且我们不得不在发现其适当的出路之前再来学习一些其他方面的所有种类的东西。[250]但是，我们可以看到，对于“对象固着”（subjectoffixation）这一问题，远远地超越了神经症范围。每一种神经症都包括这样一种固着，但并非所有的固着都导致神经症，都与神经症相结合，或都发生于神经症之时。一个完好的对过去某物有一种情感固着的例子可由悲伤提供，这种悲伤实际上与现在和将来完全无关。但是即使是一般的人也能判断出悲伤与神经症之间的明显区别。

另一方面，有些神经症可被称为病态的悲伤。[25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