群体心理学与自我的分析02（第1页）

群体心理学与自我的分析02

作为同样效应——群体的本质就在于它自身存在的力比多联系——的一种暗示，也将在恐慌（panic）现象中得以发现，这种现象在军事群体中得到了最好的研究。一旦这类群体解体，便会出现恐慌。其特征是，没有一个人还听从上级发出的命令，每个人仅热切关心他自己的利益，不对别人做任何考虑。相互之间的联系不复存在，一种巨大的、无谓的恐惧释放出来了。在这点上，有人自然会做出反驳说，事情正好相反。恐惧发展得如此之大以致可以不顾所有联系和不考虑别人的所有感情。麦独孤（1920a，第24页）甚至使用恐慌（虽然不是军事的恐慌）作为他极为强调的靠感染（“原始诱导”）强化情感的典型例子。但这种理性的解释方法仍然是完全不恰当的。需要解释的问题正是，为什么恐怖会变得如此巨大。危险之大不会构成其原因，因为现在陷入恐慌的同一军队先前完全成功地应付了同样大或更大的危险。就恐慌的真正本质来说，它与受到威胁的危险没有关系，它常常在最微不足道的场合爆发。如果一个处于惊慌恐怖中的人开始只热切关心他自己的权益，那么他这样做就证明了这一事实：已不再存在情感联系了（这情感联系迄今一直使得危险对他来说似乎是微不足道的）。既然他现在独自面临危险，他肯定把危险想得严重些。因而事实是，惊慌恐怖是以群体力比多结构的松弛为前提的，是以合理的方式对这种松弛做出的反应。而相反的观点——由于面临危险感到恐怖而摧毁了群体的力比多联系——则可以被拒斥了。

群体的恐怖通过诱导（感染）而极度加剧这一论点，至少与我们的这些评论不相矛盾。当危险真的巨大、该群体不存在强烈的情感联系时——例如当一个剧院或一个娱乐场所发生火灾时就满足了这些条件，麦独孤的观点就完全可以说明这种情况。但是真正富有教益并且最能用来达到我们目的的情况，是上面所叙及的情况：一支军队爆发恐慌，虽然危险没有超出通常的以及先前常常遇到的程度。我们不要指望，“恐慌”一词的用法应该得到清晰而明确的界定。有时它被用来描述任何集体性恐惧，甚至有时指个体的恐惧——当这种恐惧超出所有限度时。这一名词似乎经常还专门用来说明恐惧的爆发没有正当理由的那种情况。如果我们在集体恐惧的意义上使用“恐慌”一词，我们就可以确立意义深远的类似性。个人的恐惧不是被危险之巨大所引起，就是被情感联系（力比多贯注）的中断所引起；后者就是恐怖神经症或焦虑神经症。[111]正是以同样的方式，恐慌的产生不是由于普遍危险的增长，就是由于维系群体的情感联系的消失；后者类似于焦虑神经症的情况。[112]

像麦独孤（1920a）那样，把恐慌描述为“群体心理”最普通的功能之一的任何人，往往会达到这样一个悖论的境地：这种群体心理在它最惊人的表现形式之一中消除自身。无可怀疑的是，恐慌意味着一个群体的解体；它涉及该群体成员在其他情况下互相表现的所有情感关心的中断。

恐慌爆发的典型场合非常像内斯特罗（roy）就黑贝尔（Hebbel）关于朱迪斯（Judith）和霍洛弗纳斯（Holofernes）的戏剧所写的滑稽性模仿作品。一个士兵惊叫：“将军的头断了！”所有的亚述人（Assyrians）因此而惊慌逃窜。某种意义上的失去领袖，或者发生了什么不幸，会导致恐慌的爆发，尽管所遇到的危险仍然是同样的；通常，在群体成员与其领袖的联系消失的同时，群体成员之间的相互联系也消失了。群体消失殆尽，就像鲁佩特王子（Pri）的溶液滴的尾部中断时一样。

宗教群体的解体不是那么容易观察到的。不久前，我手头有一本讲天主教起源的英语小说，是由伦敦的一位主教推荐我看的，书名是《黑暗之时》。[113]似乎在我看来，该书为宗教群体解体的可能性以及后果提供了一幅巧妙而可信的图画。该小说据认为是讲述当代之事的，讲的是敌视基督和基督教信仰的那些人，怎样成功地安排一个在耶路撒冷发现的坟墓的阴谋。在这个坟墓中有一句碑文，上面写着：亚利马太城的约瑟承认，出于虔敬，他在基督入葬后的第三天将他的坟墓秘密迁移到这个地方。以此手段否定了基督的复活及其神圣。这一考古学的发现，结果引起了欧洲文明的震颤，各种犯罪和暴力行为超常增加，——只是伪造者的阴谋被揭露之后才得以平息。

伴随这里假定的致使宗教群体解体的现象不是恐怖——这种场合还缺乏恐怖。代替这种恐怖的是显示出对其他人的残忍和敌意的冲动，而先前由于基督平等的爱，他们不能这样做。[114]但是即使在基督王国期间，那些不属于信徒团体的人（他们不爱基督，基督也不爱他们），则位于这一联系之外。所以，一种宗教——即使是自称为爱的宗教——对于那些不属于它的人们必定是冷酷无情的。每一种宗教对于它接纳的那些人，的确从根本上是同样的爱的宗教；而对那些不属于它的人们的残酷和褊狭对每种宗教而言都是自然的事情。无论我们个人发现这一点是多么困难，我们在这一点上应该不要过于严厉地谴责信徒们。在正残酷和褊狭这种事情方面，那些不信教或持中立的人们在心理上处境要更好。如果今日这种褊狭不再像前几个世纪那样使自己显得如此暴戾和残忍，那我们几乎不能得出结论：在人类的行为方式方面已变得柔弱温和了。其原因不过在于：可以发现宗教感情和依赖于它们的力比多联系不可否认地弱化了。如果另一种群体联系取代了宗教联系——社会主义的联系似乎成功地做到了这一点——那么将会出现像“宗教战争”时期对局外人同样的褊狭。如果科学观点之间的差别对群体的确获得相似的意义，那么随这种新动机而来的同样结果会再次得到重复。

第六章其他问题与研究思路

至此我们考查了两种人为的群体并发现，二者都被两类情感联系所支配。其中之一即与领袖的联系，似乎比另一种联系即群体成员之间的联系无论如何更具有主导作用。

现在，在群体的形态方面仍然还有许多别的问题有待考察和描述。我们应该从如下确定的事实出发：仅仅是人的集合还不算一个群体，只要在这个集合里还未确立这些联系。但我们不得不承认，在人的任何集合中，形成一种心理群体的倾向可能非常容易涌现出来。我们应该关注不同类型的、或多或少稳定的、自发形成的群体，研究它们起源和解体的条件。我们尤其应该关心有领袖的群体和无领袖的群体之间的差别。我们应该考虑：是否有领袖的群体可能不是更原始和更完全的群体；是否在其他群体中，一种观念，一种抽象概念可能不会取代领袖的地位（具有无形首领的宗教群体构成了向有领袖状态的过渡阶段）；是否一种共同的倾向，许多人共有的一种愿望，可能不会同样地起一种替代物的作用。再说，这种抽象概念可能或多或少完全体现在我们称之为副领袖那样的人物身上，有趣的变化便源起于观念和领袖之间的关系上。可以这样说，领袖或主导的观念也可以是否定性的；对特殊的人或机构的憎恨正是以同样统一的方式起作用的，可以作为积极的维系物唤起同样类型的情感联系。于是也会出现的问题是，一个领袖对于群体的本质来说是不是真正不可缺少的——此外还有其他问题。

但是在群体心理学文献中部分地得到研究的所有这些问题，不会成功地使我们转移在研究群体的结构方面我们遇到的心理学基本问题的兴趣。我们的注意力将首先集中考虑：哪一个问题把我们最直接地带到这样的证据上，即力比多联系是标志群体特征的东西。

让我们观察一下人与人之间一般具有的情感联系的性质。按叔本华一个著名的比喻：一群冻僵的豪猪没有一个能忍受它的同伴过于紧密的靠近。[115]

精神分析的证据表明，在两个人之间持续很长的几乎每一种亲密的情感关系中——如婚姻、友谊以及父母和孩子之间的关系，[116]都沉积着嫌恶和敌意的感情，只是由于压抑而感觉不到罢了。[117]可是在同事之间的常见口角或者在下属对上级的抱怨中，这种嫌恶和敌意就多少公开化了。当人们集合成较大的单位时也会发生同样的情况。每当两个家庭联姻时，它们中的每一个都认为自己比另一个高贵或出身更好。就两个毗邻的城市来说，每一个是另一个最忌妒的对手；每一个小州都蔑视地看待其他的州。密切相关的种族彼此疏远；南部德国人不能容忍北部德国人，英格兰人恣意中伤苏格兰人，西班牙人看不起葡萄牙人。[118]我们不再感到吃惊的是：更大的差异会导致几乎无法克服的反感，诸如高卢人对日耳曼人、亚利安人对闪米特人、白色人种对有色人种的反感。

当这种敌意被我们指向在其他方面所爱的人时，我们把这描述为感情的矛盾心理。我们正是通过在这种亲密关系中产生的种种利益冲突的情况，来解释这一事实的——也许这种方式过于理性化了。在人们对于不得不与之相处的陌生人产生的毫无掩饰的反感和厌恶中，我们可以认识到自爱即自恋的表现。这种自爱是为了个体的保存，似乎任何背离他自己的特定发展路线的出现，就意味着对这种路线的批评以及对这种路线进行改变的要求，于是他从事自爱的行动。我们不知道为什么这种敏感正好会针对这些差异的细节；但是无可置疑的是，在这整个联系中，人们容易表现出憎恨和攻击性。对此，其来源尚未得知，有人试着把一种基本的特征归之于它。[119]

但是当形成一个群体时，这种整个的不宽容在该群体内便暂时或永久地消失了。只要一种群体形式持续存在，或在它存在的范围内，该群体中的个体的行动似乎就是统一的，容忍其他成员的特性，把自己与他们等同起来，对他们的感情不存在反感。根据我们的理论观点，这样一种自恋性限制仅仅通过一种因素即与其他人的力比多联系而得以产生。对自己的爱只有一个障碍——即对他人的爱或对对象的爱。[120]立刻会被提出的问题是：利益共同体（unityofi）本身——没有任何附加的力比多——必然不会导致对他人的容忍和关照吗？可以这样回答这一反驳：以这种方式仍然无法引起对自恋的持续限制，因为这种容忍与从他人的合作所获得的直接利益相比不会持续更长。但是这一讨论在实践上的重要性比可能设想的东西要小。因为经验表明，在同事之间合作的情况下，那延续和巩固他们之间关系的力比多联系，通常会达到超出纯粹功利的程度。像精神分析研究个体力比多发展过程所熟悉的情况，同样也出现在人们的社会关系中。力比多使自己隶属于伟大生命需要的满足，并选择共享这一满足过程的人作为它的第一个对象。[121]在作为整体的人类发展中，正如在个体发展中一样，唯有爱——在它引起从利己主义向利他主义变化的意义上——起着文明因素的作用。这不仅对妇女的**是如此——连同不损害妇女心爱之物的所有义务，而且对其他男人非性欲的、升华了的同**——这种爱起源于共同的工作——也是如此。

所以，如果在群体中，自恋性的自爱受群体之外不起作用的各种限制的支配，那么这就有力地说明：一个群体形式的本质就在于该群体成员中新型的力比多联系。

现在，我们的兴趣把我们引向这样一个迫切的问题，即群体中存在的这些联系的性质可能是什么。在精神分析有关神经症的研究中，我们迄今几乎无一例外地关注着与爱的本能——这种本能仍然追求直接的性目的——所形成的对象之间的联系。在群体中，显然不存在这类性目的的问题。我们这里关心的是转移了其原初目的的爱的本能，虽然它们并不因此而以不足的能量起作用。现在，在通常的性对象贯注范围内，我们已经观察到本能转移其性目的现象。我们把它们描述为爱的程度，确认它们涉及对自我的某种入侵。现在我们要把注意力更密切地转向爱本身的这些现象——坚定地期待在它们中发现能改变群体中存在的各种联系的条件。但我们也想知道，这种对象贯注——正如我们在**中知道的那样——是否代表了与其他人情感联系的唯一方式，或者，我们是否必须说明这类对象贯注的其他机制。事实上，我们从精神分析得知，的确存在情感联系的其他机制，即所谓认同作用[122]——一种未充分知晓的过程并很难对其进行描述。不过对认同作用的研究将暂时使我们离开群体心理学的主题。

第七章认同作用

认同作用（identifi）是精神分析已知的与另一人情感联系的最早表现形式。它在俄狄浦斯情结的早期史上起一定的作用。小男孩会表现出对他父亲的特别兴趣：他愿意像他一样长大，并成为像他那样的，处处要取代他的地位。我们可以简单地说，他把他父亲当作典范。这种行为与对他父亲（以及对一般男性）的被动的或女性化的态度毫无关系。恰恰相反，它是典型男子气的。它非常适合俄狄浦斯情结，它有助于为这种情绪开辟道路。

在与他父亲这种认同的同时或稍后，男孩开始按依恋［情感依恋］形式形成向他母亲真正的对象贯注。[123]

因而他显示出两种心理上不同的联系：对母亲直接的性对象贯注和与当作模范的父亲相认同。二者没有任何相互影响或干扰地并存一段时间。作为不可阻挡地向心理生活的统一化发展的结果，它们最终合为一体，正常的俄狄浦斯情结就源出于它们的融合。小男孩注意到，父亲横阻在他和母亲之间。于是，他与父亲的认同就带有敌意的色彩，并等同于这样一种愿望：就他母亲本身而取代他父亲。事实上，认同作用从一开始就是矛盾心理的；它能如此容易地转变成一种柔情的表达——就像转变成排除某人的愿望一样。它就像力比多组织最早的口欲期的衍生物一样行动——我们渴望和诊视的对象通过吃而被同化，并以此而消灭对象本身。正如我们所知，食人者仍然处于这个水平；他对他的敌人具有吞食的情感，但只是吞食他所喜欢的人。[124]

与父亲认同的随后发展容易被忽视。可能发生的情况是，俄狄浦斯情结发生了转向，父亲被当作是一种女性气质的对象——性本能直接要求满足的对象；在此过程中，与父亲的认同就成为与父亲对象联系的前驱。同样的情况——经必要的替换——也适用于女婴。[125]

与父亲认同和选择父亲作为对象之间的区别，容易用公式陈述出来。在前一种情况下，一个人的父亲就是这个人想要成为的东西；在后一种情况下，父亲就是这个人想要占有的东西。也就是说，这种区别依赖于这种联系是依附于自我的主体还是依附于自我的客体。因此，在形成任何性对象选择之前，前一类联系就已经是可能的了。但要对这种区别做出清晰的心理玄学表征是相当困难的。我们仅仅能看出，认同机制就是努力模仿被视做模范的人来塑造一个人自己的自我。

让我们从认同作用相当复杂的联系入手解决出现在神经症症状的结构中的认同作用。我们假设，一个小女孩（此刻我们将要专门讨论她）产生了与她母亲同样的痛苦症状——例如，同样令人苦恼的咳嗽。这种情况可能以各种方式出现。认同机制可能来自于俄狄浦斯情结；在这种情况下，它代表女孩取代她母亲的敌意愿望，该症状表达了她对她父亲的对象爱。在一种罪恶感的影响下，致使她替代母亲的愿望得以实现：“你想要成为你的母亲，现在你成了——无论如何就关系到你的患病而言。”这就是癔症结构的完整机制。或者另一方面，症状可能与所爱的那个人的症状是一样的，例如，杜拉[126]模仿她父亲的咳嗽。在这种情况下，我们只能这样描述这一事态：认同机制替代对象选择而出现，对象选择被退行到认同机制。我们知道，认同是情绪联系的最早而又最原始的形式；常常发生的是，在形成症状的条件下，也就是存在退行以及潜意识机制占主导地位的地方，对象选择就退行到认同作用——自我表现为对象的特征。值得注意的是，在这些认同作用中，自我有时模仿他不爱的人，有时模仿他所爱的人。也必定使我们惊讶的是，在这两种情况下，认同作用是部分的并且极端有限的，仅仅从作为它的对象的人那里吸取单一的特性。

还有第三种特别经常并且重要的症状形成的病例，在这种病例中，认同作用完全不考虑与被模仿的人的任何对象关系。例如，假设一寄宿学校的一个女生收到她暗暗爱着的一个人的来信，该信唤起了她的忌妒，于是她以癔症的发作对此做出反应。后来，她的知道此事的一个朋友——正如我们所说——通过心理感染作用也发作了癔症。这种机制就是以把自己置于同样情境的可能性或愿望为基础的认同作用机制。其他的女孩也想有秘密的恋爱，在罪恶感的影响下，她们也在这一秘密恋爱过程中忍受着痛苦。如果认为她们采取这种症状是出于同情，那是错误的。恰恰相反，同情仅仅出于认同作用。如下事实可以证明这一点：这类感染或模仿发生在女子学校的朋友们之间预先存在的同情心显得比通常还要少的情况下。一个人的自我在某一点上——在我们的例子中是在分享相似的情感上——感知到与另一人的自我有意义的类似性；正是在这一点上构成了认同作用，在致病情境的影响下，认同作用被移置到一个人的自我所产生的症状上。这样，这种以症状表现出来的认同作用就成为在两个不得不保持压抑的自我之间有一致点的标志。

我们把从以上三个缘由中得知的东西概括如下：第一，认同作用是与对象情感联系的原初形式；第二，认同作用以退行的方式成为对力比多对象联系的一种替代，正像靠对象内向投射到自我那样；第三，认同作用可能随着对与某些个别人（他不是性本能的对象）分享的共同性质产生任何新感觉而出现。这种共同性质愈是重要，这种部分的认同就可能变得愈成功；因而它可能代表新的联系的开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