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巴黎城的盾形徽章上190（第2页）
新近我们接收到一个忠告，它声称代表精神分析的最新发展，大意是说，现时冲突和引起疾病的原因应该在分析中处于最显著的位置。[197]这正是布洛伊尔和我在开始研究宣泄法时所经常做的。我们把病人的注意直接引向产生症状的创伤情景，我们力图发现创伤情景下的心理冲突，释放其中被压制的情感。在这一过程中，我们发现了这个后来我称之为“退行”（regression）的心理过程，它具有神经症的特征。病人的联想从我们试图阐述的这个情景退回到早期的经历，并且被迫进行分析，而这种分析是想纠正现状，并专注于过去。这种退行经常引起进一步退化；
开始时似乎有规则地把我们带回到青春期；后来，那些仍然躲避解释的失败和要点，便把分析的工作更进一步带回到迄今仍然无法做任何探究的童年期。这种退行的方向成为分析的一个重要特征。看起来，如果精神分析不涉及过去，就无法说明属于现在的任何东西；确实，任何致病的经历都包含有先前的经验，这种经验尽管不是病因本身，但已赋予后来的经验以病因的性质。但是，把人的注意力限制到现在已知的那种令人激动的原因的意图是如此强烈，甚至使我在以后的分析中也要给它让路。在1899年对那个我称之为“杜拉”的病人进行的分析中[198]，我已知道引起这种病情爆发的情景。我曾尝试过无数次，想使这种经验服从于分析，但是，甚至直接提出这种要求，也总是使她对疾病做出同样贫乏和不完全的描述。直到经过长期的曲折，回到她最早期的儿童时期，一个梦在分析中使她想起了迄今已被遗忘的这个情景的细节时，才有可能理解和解决当前的这种冲突。
这一实例表明上面提到的这个忠告是何等的错误，表明在此推荐给我们的分析技术中，这种对退行的无视代表了多大程度的科学倒退。
布洛伊尔和我自己之间的第一个差异，表现在关于癔症的更精细的心理机制问题上。正如人们可能会说的那样，他更喜欢在某种程度上仍然是生理学的理论；他试图用各种心理状态（当时我们称之为“意识状态”）之间缺乏交流来解释癔症病人的心理分裂，他因此而建构了“类催眠状态”（hypnoidstates）的理论，据说这个理论的产物会像未同化的异体一样渗透到觉醒的意识中。我对这件事情的处理更不科学；我似乎是要处处区分和日常生活的那些动机和倾向相类似的动机与倾向。而且，我把精神分裂本身看作是一种抵制过程的作用，当时我称之为“防御”（defence），后来叫“压抑”（repression）。[199]我做了一个短暂的尝试，允许这两种机制并列地分别存在，但是，正如观察向我表明的那样，它们常常只不过是一件事，这是在我的“防御”理论采纳与他的类催眠理论相反的立场之前不久。
然而，我非常清楚，在我们的观点之间的这种对立和此后不久随之发生的我们的关系破裂无关。这里有更深刻的原因，但是，这种分裂竟是以这样的方式发生的，以至于刚一开始我还对此不理解；只是后来，从许多明显的迹象中我才知道了应如何解释这件事。应当记住，布洛伊尔在谈到他的著名的第一个病人[200]时说，性欲成分在这个病人身上令人吃惊地未发育成熟[201]，而且这对该病例非常丰富的临床描述毫无帮助。我常常感到惊奇，为什么批评者往往并不更多地引证布洛伊尔的这种主张，以作为反对我关于神经症中性病因学这个论点的一个证据，而且甚至在今天我也并不知道，我是应当把这种疏漏视为他们机敏的证据，还是视为他们粗心大意的证据。任何一个人，若依照过去二十多年来获得的知识来阅读布洛伊尔的病例史，将会立刻觉察到其中的象征作用——蛇、坚硬的、臂膀瘫痪——以及在考虑到那位年轻女士在患病的父亲床边所发生的情境时，将很容易猜测到对她的症状所做的真正解释；因此，布洛伊尔关于性欲在她的心理生活中所起作用的意见，将由此而和她的医生的意见大相径庭。在治疗她的症状过程中，布洛伊尔能够使用跟病人建立良好关系（rapport）的非常强烈的暗示，这种良好关系可以看作是今天我们所谓“移情”（transference）的一个完满的原型。现在我有强烈的理由怀疑，在她的一切症状得到解脱之后，布洛伊尔一定从进一步的迹象中发现了这种移情的性动机。但是，他没有注意到这个出乎意料的现象的普遍性，结果，就好像他遇到了一件“麻烦事”[202]似的，他放弃了所有进一步的研究。他可从未就此事对我说过如此多的话，但在不同的时候他却充分地告诉过我，对所发生的一切进行这种重建是有道理的。当我后来开始越来越坚决地提出性欲在神经症病因学中的意义时，他却第一个表现出厌恶和否定的反应，后来我对此已变得非常熟悉了。但在当时，我还没有学会把这种现象视为我不可避免的命运。[203]
不管是温情的还是敌意的，在每次神经症的治疗中都会以粗略的性的形式出现移情，尽管这既非医生或病人所渴望的，亦非他们所诱发的，但在我看来，这个事实往往是最不可或缺的证据，即神经症的驱动力量的根源就在于**。这个论点从未受到过任何应有的注意，因为假如它受到了人们注意的话，那么，在这个领域中的研究就不会留下任何其他公开的结论。就我而言，这个论点一直是一个决定性的论点，而且是精神分析研究的更具有特殊意义的发现。
对于我关于神经症性病源学的论点，甚至我的较亲密的朋友们也不欢迎，这样一来倒有些安慰作用——因为在我这个人的周围迅速地形成了一个真空——人们都认为我正在为一个新的和原创的观点而进行战斗。但是，有一天，某些记忆涌上了我的心头，这些记忆扰乱了这种令人高兴的念头。但是，作为一种交换，这种记忆却使我真正领悟到人类创造活动的过程和人类知识的本性。过去一直由我来承担责任的这个观点绝不是起源于我的。那是由三个人传授给我的，他们的意见受到我最深切的尊重——他们是布洛伊尔本人、沙可和克罗巴克（Chrobak）。后者是大学的妇科医学家，也许是我们所有的维也纳医生中最优秀的。[204]这三个人都传授给我一些知识，严格地说，他们自己并不具备这些知识。当我后来向他们提起这个事实时，其中两人否认这样做过；而第三位（伟大的沙可），如果我能再见到他的话，或许同样会予以否认。但是，这三种相同的意见我虽然听到了，却没有弄明白，多年来在我心中一直处于休眠状态，直到有一天，这三种意见才以一种明显的原创发现的形式苏醒过来。
当我还是一名年轻的家庭医生时，有一天，我和布洛伊尔一起在城镇里走着。这时，有一个人突然走上前来，他显然有急事要和布洛伊尔说话，我落在后面。那人一离开，布洛伊尔就以他那友好的、讲授的方式告诉我，这人是他的一位病人的丈夫，向布洛伊尔提供了关于她的某些消息。布洛伊尔补充说，这位妻子在社会上以这样一种特殊的方式行动，以致她被送到布洛伊尔这里作为一种神经症病例来治疗。他得出结论认为：“这些事情往往是幽会的秘密（secretsd'alC?ve）！”我惊奇地问他是什么意思，而他则通过向我解释幽会场所（alC?ve，即婚床）这个词作为回答，因为他并没有认识到，他所陈述的这件事对我来说有多么不同寻常。
几年之后，在沙可举行的一次晚会上，我碰巧在这位伟大的老师身边站了一会儿，当时他好像正向布罗阿代尔[205]讲述一件非常有趣的、在他白天工作时发生的事。我没有听到故事的开始，但是我的注意力逐渐被他所谈的吸引住了：一对来自东方远土的年轻夫妇——女的患有严重的疾病，而男人则在性方面要么无能，要么极端笨拙。我听到沙可反复地说：“继续努力，我相信你，你会成功的。”说话声音较低的布罗阿代尔一定是表示了他的惊异，像这位妻子这样的症状居然可能是由这样的情境引起的。因为沙可突然很激动地喊叫起来：“但是，在这种病例中往往总是**的问题——总是，总是，总是。”当时他两臂交叉在胸前，用他自己特有的生动方式，踮起脚尖上下跳跃了好几次。我感到在那片刻我被惊异得几乎麻痹了，我自言自语地说：“噢，但是如果他知道了这种事，他为什么从未这样说过呢？”不过这种印象不久便被遗忘了；对癔症瘫痪的脑解剖和实验归纳吸引了我的全部兴趣。
一年以后，我作为神经性疾病的讲师在维也纳大学开始了我的医学生涯，并且在所有和神经症的病因学有关的事情上，我仍然像人们所预料的一个受过大学训练的有前途的大学生那样无知无识和天真无邪。一天，我从克罗巴克那里获得一条友好的消息，要我为他接待一位女病人，因为他新任一所大学的教师，不能抽出足够的时间。我在他之前到达病人家中，发现她遭受着无可名状的焦虑困扰，只有当她每日每时最精确地得知她的医生的消息时，才能使她减轻痛苦。当克罗巴克到达后，他把我拉到一边说，这位病人的焦虑是由于这个事实，虽然她已结婚18年了，她却仍旧是个完全的处女（virgointacta），丈夫是绝对的性无能。他说，在这类病例中，医生是无能为力的，除非用他自己的声誉保护住这个家庭的灾难，并且忍耐下去，如果人们耸耸肩对他说：“要是这么多年后他仍然治不好她，那是他的不中用。”他补充说，对于这样的疾病的唯一处方我们都很熟悉，但却无法开出来。上面写着：
RPenisnormalis（使阴茎障碍恢复正常）
dosim（的药剂）
&ur！（反复练习）
我从未听到过这样的处方，而且总想对我这位善良的朋友的讥诮而摇头。
当然，我没有泄露这种可耻的观念来自名门显贵以使其他人为此负责。我非常清楚地知道，仅用匆匆一瞥就表达出一种观念是一回事，而认真看待它则完全是另一回事——也就是说，从字面上看待它，在面临每一矛盾的细节时探究这种观念，并且使它在被人们接受的真理之中占有一席之地，则完全是另一回事。这就是偶然调戏和负有其全部责任和困难的合法婚姻之间的不同之处。“和一个观念结婚”（Epouserlesidéoesde），不管怎么说，在法语中都是并非不同寻常的修辞手法。
在由于我的研究而添加到宣泄法当中去，并且把它迁移到精神分析中去的其他新因素中，我可以特别提到压抑和抵抗（resistance）的理论，对幼儿期性欲的承认以及作为潜意识知识的一个来源的梦的解释和开拓。
压抑理论当然是我不依赖于任何其他来源而得出的。我并不知道任何可能会向我提到这个理论的外部印象，长期以来，我一直认为这一理论完全是首创性的，直到奥托·兰克（1911a）给我们看了在叔本华（Shauer）的《作为意志和表象的世界》中的一段话，在这本书中，这位哲学家寻求对精神错乱做出解释。他在书中所说的关于反对接受一种痛苦现实所做的斗争，竟然和我的压抑概念如此完全一致，以至于我把这次做出发现的机会归于我的知识不渊博。但是，其他人读过了这篇文章就过去了，并没有做出这种发现，要是我在年轻时更喜欢阅读哲学著作的话，或许同样的事情也会发生在我身上。在以后的几年里，我便放弃了阅读尼采著作的嗜好，存心想在精神分析中获得的印象方面不受任何预期观念的妨碍。因此，我曾做好准备——并且对这样做感到很高兴——要放弃在许多情况下对一切优先权的要求，在这些情况下，艰苦的精神分析研究只能确证这位哲学家通过直觉所认识到的那些真理。[206]
压抑理论是奠定精神分析整个结构的基石，它是精神分析最重要的一部分；不过，压抑理论不是别的，而是对一种现象的理论阐述，如果我们没有诉诸催眠就对一个神经症患者进行分析，那么，我们就可以随心所欲地经常观察到这种现象。在这样的情况下，人们往往会发现对分析工作的一种抵抗，并且为了阻挠分析工作而求助于一种记忆的丧失。若使用催眠就一定会把这种抵抗隐藏起来；
因此，精神分析本身的历史只是从不使用催眠这项新技术才开始的。这种抵抗与某种健忘症相一致，对于这个事实进行理论上的考虑，不可避免地要导致我们得出潜意识心理活动的观点，这是精神分析所特有的，也使它和关于潜意识的哲学思辨十分明显地区别开来。因此可以认为，精神分析的理论是试图说明两个惊人而又出人意料的观察事实，只要试图把一个神经症患者的症状追溯到他的过去生活中的起源，那么，两个事实就会出现：这就是移情和抵抗这两个事实。承认这两个事实和把它们当作研究的出发点的任何研究路线都有权自称是精神分析，即使它所得到的结果和我自己的并不一样。但是，任何一个人如果坚持自称是精神分析学家，却对这个问题采纳其他观点，而躲开这两种假设，那么，他也难以逃避通过尝试性的表现而滥用所有权的谴责。如果任何人想把压抑和抵抗理论放在这些前提中，而不是放在精神分析的发现中，那么，我就会最强烈地反对他。这样一些具有心理学和生物学普遍性质的前提确实存在，而且在某个其他场合考虑到这些前提将会是有用的；但是，压抑理论却是精神分析研究的产物，是从无数的观察中合理地抽象出来的理论推断。
这种理论的另一产物是关于幼儿性欲的假说。然而，这是较晚时期才提出来的。精神分析在尝试性研究的早期并没有考虑到这样的事情。最初观察到的仅仅是，当前经验的作用必须追溯到过去的某件事。但研究者们往往发现一些他们所预料不到的东西。人们愈来愈被拖回到过去；最终人们希望能在青春期停止，人们通常认为性冲动在这个时期才会唤醒。然而，这全都是徒劳；
这些痕迹一直追溯到童年，乃至它的更早期。在这条道路上必须克服对这门年轻的科学来说可能是致命的一种错误思想。由于受沙可关于癔症的创伤起源观点的影响，我们很容易倾向于把病人的陈述作为真实的和在病因学上有意义的来接受。在病人的陈述中，他们把症状归之于童年的最初几年中那些消极的性经验——直截了当地说，归之于“诱奸”（sedu）。当这种病因学在确实可以肯定的情况中受其自身的不可能性和矛盾性之压而破灭时，最初的结果便是无能为力的迷惑不解。精神分析通过正确的通路追溯到这些幼儿的性创伤，但这些创伤却是不真实的。现实的坚实基础已经消逝了。到那时我会乐于放弃全部的研究。正像我所尊敬的前辈布洛伊尔，在做出他那个不受欢迎的发现时已经做过的那样。或许我之所以坚持，只是因为我不再有任何选择，因此也不能重新开始任何其他事情。最后得出的想法是，一个人毕竟没有权利绝望，因为他已经在自己的期待中受过骗；他必须修正那些期待。如果癔症患者把他们的症状追溯到虚构的创伤，那么，出现的这个新的事实简直可以说，他们是在幻想（phantasy）中创造出这些情景的，而且这种心理现实需要连同实际现实一起加以考虑。在这种想法产生之后不久我们便发现，这些幻想打算隐匿儿童期头几年的自体性欲活动（autoeroticactivity），对这种活动加以修饰并把它提到一种较高的水平。现在，儿童的全部**[207]才开始从这些幻想的背后出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