达芬奇的童年回忆03（第3页）

“在欧洲的每个地方，无数的人为死在东方的一个单身汉而哭泣。”

关于列奥纳多的艺术观点我们已经有过描述。他从神圣的形象中把它们与教会之间联系的最后残迹除去，并赋予它们人生，把人类伟大而美好的情感通过它们表现出来。莫瑟称赞他克服了当时流行的颓废情绪，恢复了人的感官快乐和享受生活的权利。在那些显示出了列奥纳多是怎样倾心于大自然奥秘的研究笔记中，总会有些段落表现了他对造物主，一切奥秘的最终源泉的赞美；

但是没有什么话语表明他愿意与这个非凡的力量维系任何的个人关系。他晚年的一些深刻睿智的见解流露出他乐于服从于自然的法则，而且不期望自身的痛苦从上帝的仁慈和恩典中得到解脱。

毋庸置疑，列奥纳多战胜了教条的和个人的宗教，他通过自己的研究工作背离了基督教信徒观察世界的立场。

前面提到的我们对儿童精神生活的发展已达到的那些发现，使我们想到在列奥纳多童年时期最初的探索中，也涉及了性欲问题。的确，通过把对热切希望和秃鹫幻想结合起来，通过选择鸟儿飞翔问题作为他注定要关心的问题——这是一系列特殊境况的结果——他用显而易见的伪装把这境况泄露出来。在他的笔记中有一段有关鸟儿飞翔的十分模糊的记述，似乎是一种预言，极好地表达了感情色彩很浓的兴趣。正是这种兴趣，使他醉心于如何模仿鸟的飞行技术来取得成功：

“伟大的鸟的第一次飞行将从‘大天鹅’的背上开始，它会使整个的世界为之震惊，使所有描写它的文章给它赞誉，它给自己的诞生地带来永恒的光辉。”[139]他可能希望自己有一天能够飞翔，我们从能实现愿望的梦里了解到巨大的幸福来自于愿望的实现。

然而，为什么许多人都会梦到自己能够飞呢？精神分析学是这样回答的：飞翔或者成为一只鸟，只是另一种希望的乔装打扮，这比梦见无论是词还是实物的一座桥，都更能使我们认识到那种希望究竟是什么。当我们想到，人们常告诉爱提问的孩子，婴儿是由像鹳那样的大鸟带来的；

当我们发现，古人把男性**形容成有翅膀的；当我们得知，男性的性活动在德语中最通常的表述是“vogeln”［德语的鸟是“Vogel”］；在意大利语中男性器官实际上被称为“l’uccello”［“鸟”］；所有这些都只是有联系的整体思想中的片断，从这个思想中我们明白了，梦中期望能飞只能被理解为渴望性行为。[140]这是婴儿早期的一种愿望。当一个成年人回忆起自己的童年的时候，对他来说那似乎是一段幸福的时光，在那时他尽情欢乐，对未来不做任何打算，正是因为如此，他那样羡慕孩子们。但是，如果孩子们能亲自告诉我们一些早期的信息，也许将会是一个不同的故事。童年似乎不是幸福快乐的诗歌，只是我们在回忆中歪曲了它。正相反，经过几年的童年生活，孩子们受到要长大的愿望驱使，要做大人的事情。这个愿望是他们所有游戏的动机。

无论怎样，孩子们在自己性研究过程中感到，在这个如此神秘并重要的范围内，有些事很神奇，可那是成年人的事情，却不允许他们去做，也不让他们知道。这使他们充满能做那样的事的强烈渴望，他们梦到它正在飞翔，或者他们准备着把经过伪装的愿望放到以后的梦里去。因此，最终在我们的今天实现了航空，这同样可以找到在婴儿性欲方面的根源。

列奥纳多向我们承认，从他的童年时代开始他就以特殊的和个人的方式专心于飞行问题，他也给我们证实了他的童年研究直接指向性的问题，这也是我们希望的、对现时代的儿童进行研究所应得到的结果。这几乎是一个与压抑无关的问题，但恰恰是压抑使他后来成为性冷淡的人。从他童年起直到他智力完全成熟，基本相同的题目——只是在意义上稍有变化——始终吸引着他。

他所渴求的技艺很可能在机械方面是无法达到的，像他早年的性欲得不到满足一样，或许他在这两方面的渴望都受到了挫折。

的确，伟大的列奥纳多在他一生中不止一个方面保持孩子般的特点，据说所有的伟大人物都必然保留着某些儿童的天性。甚至当他成人以后还继续做游戏，这便是他为什么使他的同时代人感到难以理解，显得古怪的另一个原因。只有我们对他为宫廷里的节日及盛大宴会制造极为精致的机械玩具感到不满，因为我们不想看到艺术家把他的精力用于这样的琐事。他自己却好像显得很乐于这样支配时间，因为瓦萨利告诉我们，甚至在没人委托他做这些事时，他就已经制造了类似的东西：“那里（在罗马），他得到了一块软蜡，并用它做了非常精巧的动物，里面充满了空气，当他把空气吹进它们的身体，它们便会飞起来，而空气跑掉以后，它们就落回到地面。贝维迪尔的葡萄酒酿造者抓了一只很特别的蜥蜴，列奥纳多从其他的蜥蜴身上取下皮肤给它做了一对翅膀，翅膀里注入水银，这样当它爬行时，翅膀就会震颤且启动。接着，他又为它做了眼睛、胡须和嘴角并驯服了它，把它放在一只盒子里，用来吓唬他的朋友们。[141]这种具独创性的游戏常常是为了表达一个严肃的思想。“他经常把羊肠很用心地清洗得非常干净，可以把它们拿在手里，有时把它拿到一个大房间里，在隔壁的房间里，放上铁匠用的鼓风机，把羊肠系在鼓风机口，往羊肠里打气，直到胀开的肠子占满了整个房间，使人们不得不到角落里。他通过这种方式让人们明了羊肠是怎样逐渐变得透明的，并充满了空气。最初，羊肠只占一个小空间，逐渐扩展到整个房间，因此，他把羊肠比作天才。”在无害的掩饰和巧妙的伪装下，他的寓言和谜语都表现出了同样的幽默快乐。而谜语又以“预言”的形式出现，它们几乎都是富于思想的，情趣的缺乏到了惊人的程度。

1883年，里希特试图根据这些文件来证明列奥纳多在旅居埃及、苏丹期间确实做了这些事情，甚至在那里信奉了伊斯兰教。按这种观点，应该是1483年以前的一段时间他对那里进行了访问，即他住进米兰公爵的宫廷之前。然而，另一些聪明的作家毫不费力地发现，列奥纳多的所谓东方旅行只不过是年轻的艺术家想象力的结果。他创造它们是为了自我消遣，也表达了他想周游世界和探险的愿望。

另一个关于他创造性想象力的例子，可能是在《芬奇研究院》这一作品中被发现的，作品中有五六个象征性符号，互相之间以极为复杂的形式联结着，其中包含着研究院的名字。[143]瓦萨利提到了这些设计，却没提及研究院。孟兹用其中一个作为他的有关列奥纳多的著作的封面设计，他是相信《芬奇研究院》的真实性的少数几个人之一。

可能，列奥纳多的游戏本能在他更成熟的年龄消失了；可能，这种游戏使他发现了进入研究活动的途径，这种研究活动表现出了他的个性最终、最高的发展。但是，只有这样一个长期的过程才能告诉我们，如果一个人在童年时期享受了最高的、却无法再得到的性快乐，那他挣脱与童年的这种联系的过程必将非常缓慢。

第六章

蔑视这样的事实是无益的！今天的读者觉得所有疾病的来历都很使人厌恶。他们抱怨说审查一个伟大人物的病历永远不会导致对他的成就及其重要性的理解，研究伟人身上的这些事情是一种无用的、不恰当的做法，因为这些事情在任何一个人身上都很容易被发现，等等，以此来表达他们的厌恶。显然，这种批评是不公正的，以致只能把它当作一个借口和伪装来理解。审查病历的目的根本不是想使这个伟人的成就变得无法理解，人们肯定不会因为某人没有去做他从来没想要做的事情而受到谴责。但反对的真实动机与此不同。如果我们把传记作家们审视他们的主人公的非常特殊的方式记在心上，我们就能发现这些动机。在许多情况中，因为他们自己的感情生活，从开始他们就感到对自己的主人公会特别喜爱，所以他们选择自己的主人公作为他们的研究主题。

列奥纳多本人热爱真理、渴求知识，他不会妨碍人们试图把他本性中的不重要的特点及谜团作为研究的出发点，因为这是为了要找到什么因素决定了他的精神和智力的发展。我们用向他学习的方法向他致敬。假如我们研究了他的发展从童年起就必须付出牺牲，假如我们把那些给他打上了失败的惨痛烙印的因素集中在一起，这不是在贬低他的伟大。

我们必须清楚地强调，我们从没把列奥纳多当作一个神经症者，或者如那些拙劣的语词所称是“神经疾病的患者”。任何一个抗议我们的人都会说我们胆大包天，居然使用病理学范围内的发现来审查他。其实他们坚持的仍然是我们今天已经明智地抛弃了的偏见。今天，我们认识到了健康与疾病（illness），正常人与神经症人之间不再有显著的差别，并且神经症特征不再一定是普通低级的证据。我们也知道了神经症症状是一种结构，它代替了某种压抑的结果，从一个孩子到一个有教养的人的发展过程中，必然要经历这些压抑。我们还知道我们都会产生这种代替结构，只是其数量、强度和分布使我们有理由使用实用的疾病的概念，推断素质低劣的存在。从我们所了解的列奥纳多个性的一些微不足道的痕迹出发，我们倾向于认为他与我们所描绘的“强迫性”的神经症类型很相似。我们可以把他的研究与神经症患者的“强迫性沉思”（obsessivebrooding）进行比较，把他的抑制与我们所了解的“意志缺失”（abulias）加以比较。

我们研究工作的目的是要解释在列奥纳多的**和艺术活动中的抑制。据此，我们应该概述一下在他的精神发展过程中我们所发现的东西。

我们没有关于他的遗传方面的资料。在另一方面，我们看到了他童年时期的偶然遭遇对他的生活产生了深远的和干扰性的影响，他的非法出生剥夺了他父亲对他的影响，直到他五岁时为止。

只有他母亲向他敞开心灵，给他温情的**，他是他母亲唯一的安慰。他母亲的亲吻使他过早地达到性成熟。有一个现象能肯定地证明，他毫无疑问地进入了一个婴儿性活动时期，那就是他所进行的婴儿性研究的强度。他的视觉本能和求知本能被童年早期的印象最强有力地刺激着，嘴的性感带（erotogenie）得到了强化，此后从没放弃过这种强化，从他后来夸大了对动物的同情这种相反的行为，我们能够推断，在他童年时代的这个阶段并不缺少强烈的施虐狂特性。

列奥纳多从童年的微贱脱颖而出成为一位艺术家、画家和雕塑家，这源于他的一种特殊的天赋，这种天赋被童年早期视**本能的早熟觉醒所加强。如果不是能力所限，我们最乐于描写艺术活动是怎样来自于心理的原始本能。我们必须满足于强调这个事实，即一个艺术家创造出来的东西，同时也是他的性欲的一种发泄，我们几乎不可能再怀疑这个事实。在列奥纳多的情形中，我们能够指出来自于瓦萨利的研究资料（上文中）：笑着的女人头和漂亮的男孩。换言之，他的性对象的代表，在他早期的艺术努力中是值得注意的。列奥纳多在青春时期的工作之初似乎是无拘无束的。正像他生活中的外部行为是模仿他的父亲一样，他也在米兰这样度过了男性创造力和艺术生产的时期。在那里，命运有幸使它在洛德维克摩罗公爵的身上找了父亲的替代者。我们的经验很快就得到了证明：几乎全部的真正**的压抑都不能给升华了的性倾向的实现提供最有利的条件，由**决定的模式发生效用。列奥纳多的活动和迅速做出决定的能力开始下降，他那谨慎和拖沓的倾向作为干扰因素在《最后的晚餐》中已经很明显了。这个倾向影响了他的技巧，因而对其伟大作品的命运也就有了决定性作用。渐渐地出现在他身上的这个过程只能比作神经症者身上的退行（regression）。他在青春期变成为一位艺术家的发展过程，被在婴儿早期就已决定了的使他成为一位科学研究者的过程掩盖了。他的性本能的第二个升华（艺术）让位给最初的升华（科学），当第一个压抑到来时，升华的时机就成熟了。当他成为一位研究者时，最初仍然为他的艺术服务，到后来就孤立了艺术、远离了艺术。由于他的保护人，父亲的替代者的失去，他的生活笼罩着一种阴暗的色彩，这个退行的手段承担着越来越大的比例。他变得“对绘画非常不耐烦”[145]，这是一位与德斯特伯爵夫人有书信往来的人告诉我们她很想得到他的一幅画。他被过去了的婴儿时期控制着。但是代替了艺术创造的研究工作，似乎包含了一些显出潜意识本能的活动，永不满足、持之以恒及缺乏适应现实环境的能力的特点。

在前面的几章中，我已经呈现出了可以找到什么样的正当理由来解释列奥纳多的发展过程的图景，提出了他生活中的这些细节，解释了他在科学和艺术之间的摇摆。假如因为我的这些叙述，激起了对我的批评，甚至是精神分析学的朋友或者专家的批评，认为我仅仅是写了一部精神分析小说，我将回答说，我远没有过高地估计这些结果的肯定性。我像其他人一样，受这位神秘的伟大人物的吸引力驱使，在他的天性中人们发现了只能用如此鲜明的抑制来表达自己的强大的本能**。

然而，无论列奥纳多的生活真相怎样，我们不能停止对它作精神分析解释的努力，甚至我们能完成一种新突破。我们必须用通常的方法，在传记领域中界定出精神分析学所能取得成绩的限度。否则，每一种将来可能出现的解释，都会成为一种失败摆在我们眼前。在精神分析研究控制下的材料是由一个人生活的历史组成的：一方面是事件的偶然情况和背景的影响，另一方面是这一对象被记叙过的反应。在心理机制知识的支持下，努力为他的本性建立一种在他的反应力量上的动力学基础，揭示他的心理原始动机力量以及它们以后的转变与发展。如果这样是成功的，在他生活过程中的个性行为就能在性格和命运、内外力量的结合中得到解释。假如这样做不能提供任何的肯定的结果，这就可能——在列奥纳多的情况中是如此——不该指责为精神分析学的错误或方法不适当，而在于与列奥纳多相关的资料不准确、不完整，用传统的方法得到的资料就是如此。所以，应该为这个失败负责的是那些传记作家们，因为精神分析学被迫在如此不充分的材料基础上得出了一个明确的看法。

但是，即使我们掌握的史料非常丰富，即使我们对心理机制的论述有最大把握——这是非常重要的两点——精神分析研究仍然不能使我们理解一个人怎样必然地成了这样的人，而不是另外一种人。在列奥纳多的情况中，我们不得不坚持这种观点：他非法出生的偶然性和他母亲的过分温存对他的性格的形成，对他后来的命运具有决定性的影响。在他儿童时期之后开始的性压抑把力比多升华为求知的欲望，并且造成了自此后他全部生活的性静止状态。当童年第一次性满足之后，这个压抑不再发生了。在另外某些人身上，它可能不会发生，或在极小范围内发生。我们必须认识到，精神分析的方法不能进一步决定达到自由王国的程度。同样地，一个人没有权利宣称：压抑这个**的结果，是唯一可能的结果。可能另一个人没有成功地把力比多升华为求知欲，使大部分的力比多免于受压抑。在相同的影响下，或许一个人会承受对其智力活动的永久性挫伤，或者试图控制强迫性神经症。我们留下了精神分析学也无法解释的列奥纳多的两个特征：

本能及本能的转变在精神分析学的界限内是可能辨别的，在这一点上它被生物学研究代替了。

我们必须寻找在压抑倾向的源泉中的性格在生理基础上的升华，心理结构只是后来建立在这个生理基础上的。因为艺术的天赋和能力与升华密切相关，因此我们必须承认，艺术功能的本质按照精神分析的方法也是无法解答的。今天生物学研究的趋势，是把一个人器官构造中的主要特征，解释为男性与女性的素质混为一体的结果，这种观点以（化学）物质为基础。列奥纳多英俊的体形及他的“左利手”，也许可以被用来支持这一观点。[146]无论如何，我们将不会离开纯心理学研究的基础。我们的目的是要表明，在本能活动的过程中，一个人的外部经验和他的反应之间的联系。即便精神分析学没有阐明列奥纳多的艺术能力的事实，至少提出了它的那些现象和我们对那些现象理解的限度。似乎只有具备了列奥纳多童年时代的经验的人才能画出《蒙娜丽莎》和《圣安妮和另外两个人》，才能使他的作品招致如此令人忧伤的命运，作为一个自然科学家才能达到这样令人吃惊的成就。似乎在他童年的“秃鹫幻想”中隐藏着他所有成就和不幸的答案。

然而，一个人能否接受这个研究发现呢？这个发现是“恋亲丛”（parentalstellation）[147]。

这个偶然情况对一个人的命运所产生的决定性影响，例如，列奥纳多的命运取决于他的非法出身及他的第一个继母康娜·阿尔贝拉的不孕。我认为一个人没有权利不同意这样的研究。如果一个人认为偶然性对我们的命运是没有价值的，他就会陷入一种虔诚的宇宙观（viewoftheUniverse），当列奥纳多写“太阳不动”时，他就在克服这种观点了。在公正的上帝和仁慈的天命没能很好地保护我们免于这种影响，我们的生命最没有防御能力的时期，我们自然会感觉到受了伤害。同时，我们也会全然忘记。事实上，每一件与我们的生活有关的事情都是机遇，从我们自身起源于**和卵子的相遇始。不过，机遇分享了自然的法则和必然性，它仅仅是缺少与我们的愿望和幻觉的任何联系而已。在我们设立的“必然性”和我们童年时代的“偶然性”之间，究竟哪一个是我们生活中的决定因素，仔细斟酌，仍不能肯定。但总的来说，童年初期的明确的重要性不可能再被怀疑。我们都仍然表现得太少尊重自然（在列奥纳多的晦涩的话语里，能使人忆起哈姆雷特的诗句）。列奥纳多说：“自然中充满了无数的‘原因’，它们永远都不会进入我们的经验。”[14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