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常生活心理病理学005（第2页）
3。我应B和R的公司的邀请，要对这里的职员做一次职业巡访。在去这个地方的路上，我产生了这样的想法，我必须在这个大楼——公司的基地就在这里——反复地寻找。当我到了这个大楼后，上到高一层楼时，总觉得这家公司应在下面的一层，我既记不起来这个公司的房子是什么样子，也不记得我在这里见到过谁，尽管这些事情对我很不重要。虽然如此，我还是将自己的注意集中到这里，然后以间接的方式，将与此有关的思想联系起来，最后我发现，这个公司的总部在费施尔寄宿学校的下面，在这个地方我曾多次看一个患者。同时，我又回忆起来，在这个楼里居住着这个公司和寄宿学校的职员。但是什么促使我产生这个遗忘呢？这仍然是个谜。在我的记忆中，就这个公司、寄宿学校和居住在这里的患者而言，并没有伤害到我的地方。而且，我也没有感到有什么使我感到焦虑的东西，在此情况下，如果没有外界的支持，我不会知道我到底忘掉了什么，这和前一个例子不太一样。当我在去看另一个患者的路上，这个原因最后出现在我的脑海里，这个患者存在认知困难，他在这个街上遇到过我，在我看来，这个人的病情很严重，并给他诊断说，他会逐渐瘫痪。但是，后来我听说，他已经好了，这说明我的判断是错的。这是一个例外的诊断，因为，我对其他的痴呆性麻痹的诊断都是正确的。因此，决定我忘掉这个公司地址的因素与这个人有关，我对于此类遗忘问题的兴趣，促使我找到了遗忘的原因——矛盾的诊断。但是，这个联想（其内部联系很微妙——这个不期康复的人也是一个大公司的职员，这个大公司经常向我推荐患者）是由名字的相同实现的；另外一个内科医生和我一样将这个情况诊断为麻痹，这个医生的名字也叫费施尔，和这个寄宿学校的名字一样，但当时我却将这个名字给忘掉了。
4。东西的误置实际上是对这个东西放的地点的遗忘。像其他人一样，在看书和写作时，我对桌子上放的东西是很熟悉的，会信手将自己想要的东西拿过来，对其他人来说是无条理性的东西，而对自己来说则是有条理的，因为人们的习惯不同。但最近我将刚刚寄给我的一个书的目录给误置了，结果是我再也找不到这本书，实际上我正想找一本书，书的名字叫《关于语言》，其中有对这本书的宣传，书的作者很有头脑且风格活泼，我较喜欢这样的风格，他对心理学的看法以及其关于文明史的知识我认为很有价值。我认为误置这本书根本的原因可能是这样的：我习惯于将这个作者的书借给我的熟人，以便使他们有所启发。前几天，当一个人还我书的时候对我说：
“我感觉他的风格很像你，他思考的方式简直就是你的。”这个讲话者并不知道他的这番话触及到了什么。几年前，在我尚年轻的时候，很需要与外界接触，我很赞赏我的一个老同事的作品，他也是一个著名的医学著作的作者，他也说过类似的话，他说：“这是你的方式，你的风格。”受这个同事的这番话的影响，我给这个作者写了一封信，以求有密切的交往；但信发之后杳无音信，或许是这种先前产生的不愉快的经历使我出现了这个误置，因此没有找到这个目录，我要找的这一本书因为有其他书的宣传而使我产生了误置，尽管这个目录的丢失对我没有什么影响，因为我记得书的名字和作者。
5。另一个误置的例子也很有趣，因此我们将找到这个东西的情况分析一下。一个年轻人给我讲了下面一个故事：“几年前，在我和妻子之间有些误解，我认为她太冷酷无情。尽管我同时认为她有不少优点，但是我们生活在一起几乎无感情可言。一天，我们散步回来，她将一本刚买的书送给了我，认为我会感兴趣，我感谢她这种‘留心’的信号，因此答应读一下这本书，就将它放在一边。但从此以后我再也没有找到这本书。有几次，我也想到它，但就是找不到。几个月过去了，没有和我们生活在一起的母亲突然生病，我的妻子离开家去照顾我的母亲，母亲的病情很严重，这给我的妻子表现自己的机会。一天晚上，我充满热情地回到家里，感谢我的妻子所做的一切，我无意地走到我的桌子边，梦游似的拉开一个抽届，这本书就放在最上面。”
6。这个例子和上面的例子的特点非常相似，当误置的动机被揭露出来后，便很肯定地找到了被误置的东西，这个例子是由斯塔克报告的（1916）：
“一个女孩要做一个衣领，但在裁剪时不慎将布料搞坏了，因此她不得不将裁缝请过来将此搞好。当裁缝到这里的时候，这个女孩就取弄坏的衣领，她来到这个放衣领的抽屉，但衣领并不在里面。她将里面的东西都翻了出来，仍没有找到，她生气地坐下来，责问自己为什么东西会突然不见了呢，是什么原因使我找不到它呢？最后她终于找到了这个难以使人启齿的结论：如果这个裁缝看到，自己将如此简单的东西都做坏了，这会使她多么难堪。了解了这个原因后，她站了起来，走到另一个壁橱，直接就将这个做坏的衣领找了出来。”
7。下面的这个“误置”例子是每一个精神分析学者都熟悉的，我声明一点，这个误置东西的患者最后自己又将他误置的东西找到了。
“一个进行精神分析治疗的患者被暑假中断了，当时他出现了抵抗的状态，因此感觉不好。他将他的一串钥匙放在一个平常放置的地方一或许他是这么想的——当他脱衣服准备过夜的时候，忽然觉得应为明天的旅行准备必需品——前一天是最后一次治疗，他的治疗费用也已经到期——他将这些东西从写字桌里取出来，他的钱也放在里面，但是他发现钥匙不见了，他仔细地寻找了几乎所有的放东西的地方，但一无所获。当他认识到他的这种‘误置’可能是一种症状行为时——即存心在做些什么——他让他的用人继续寻找，因为这个人不存在什么‘偏见’；但一个小时后他终于放弃了，心想，这个钥匙肯定是丢掉了。第二天早晨，他要从这个桌子的制造商那里领取新的钥匙，他们很快就将钥匙给他了。回到家下车的时候，同车的两个朋友听到了金属落地的声音，朋友说是不是钥匙从口袋里掉了出来。这天晚上，用人终于将钥匙找到了，钥匙就在一本薄书和一本小册子之间（是我学生的作品），这些都是他需要在旅行时的路上阅读的。这些书放在很明显的位置，但谁也没有发现钥匙在里面。他也认为自己不会将钥匙放在看不见的地方。这个误置完全是一种潜意识的机灵（dexterity），这只能用隐藏的强有力的动机解释，这好像是一种‘梦游确定性’（somnambulistity）。如我所言，我的动机来源于他糊暴地终止这个治疗，因为他不愿意付出这么高的治疗费用。”
8。布里尔（1912）报告：“一个男人在他妻子的强迫要求下要去参加一些应酬活动，而他对此实在不感兴趣……”在他的妻子的再三恳求下，他才从他的衣柜里面找他的礼服，这时他突然想到应该刮一下脸。当他刮完脸后，再到衣柜拿衣服时，发现衣柜已经锁上了，尽管他长时间很耐心地寻找钥匙，但就是找不到，周六的晚上又没有配钥匙的，因此这对夫妇不得不很抱歉地取消这次应酬活动。当他最后将这个衣柜打开后，发现钥匙在里面，这个心不在焉的丈夫将钥匙锁在了衣柜的里面，他自己认为这完全是无意的，但我们知道，他不想参加这样的社交活动，因此他的误置并非没有动机。”
琼斯对自己的观察发现，当他吸烟较多并感觉不佳时，经常误置自己的烟斗，这个烟斗往往放在使人料想不到的地方，很难找到。
9。玛勒尔（DoraMaller，1915）报告了一个很普通的例子，但其动机是显而易见的。
“埃纳在圣诞节的前两天告诉我：‘你能想象得到吗？昨天晚上，我从包里取出一块馅饼吃，当时我想应给弗洛林一些（她的母亲的同伴），当她要给我说再见时，我虽然不太乐意；但我还是要给她一些，当我去取桌子上的包时，包却不见了，我找了片刻，发现包就在我的餐橱里，我无意识地将包放在了里面。’这无须分析，这个叙述者自己也理解这个结局。其动机明显是将所有的馅饼占为己有，而这个动机被压抑着，但又通过自动的方式达到了目的，尽管这个行为后来被她意识到了。”
10。萨克斯也描述了同样的一种误置行为，有一次他忘记了自己的工作职责：“上一个星期天的下午，在我去做一次拜访之前，我对是工作还是散步犹豫不决；但是经过一番思想斗争，我觉得自己还是工作的好。一个小时后，我突然想起来，自己的稿纸用完了，我知道在某个抽屉里还放有一部分存有多年的稿纸，但在我的写字台的抽屉里以及我能够想到的抽屉里我并没有找到这些稿纸，尽管我大费周折，找了几乎所有可能的地方——旧书堆里、影集和信件里等，但仍一无所获。最后，我发现，自己实际上是强迫性地打断自己目前的工作，因此便走了出去。晚上我回到了家里，坐在沙发上，漫无边际地思考着什么，两眼看着面前的书橱，一个箱子引起了我的注意，我马上记起来，我好长时间没有清理里面的东西了。于是便走了过去，将这个箱子打开，一些没有使用的稿纸就放在最上面。但是，在我将它取出，正要放进我写字台的抽屉的时候，我才发现，这些稿纸就是下午我要找而没有找到的。这里我要说明一点，尽管我并不太节俭，但我在用纸上很谨慎，充分使用每一页可以使用的稿纸。显然，我的这个遗忘的经历是由自己的一种本能动机所支配的，当这个动机消失的时候，这个遗忘便得到了纠正。”
如果对这些误置情况进行分析的话，除了潜意识的动机，很难对这一现象做出合理的解释。
11。1901年夏日的一天，我对自己的一个朋友——我经常和这个朋友交换学术观点——说：
“如果我们完全依靠个体原始的两性本能的假设，这些神经症问题便可以得到解决。”对此，他回答道：“你说的这些两年半前在布勒斯劳我就对你讲过，但当时你并没有听进去。”用这样的方式去放弃自己的初衷是痛苦的。我回忆不起来这次对话，也回忆不起来我的这个朋友说的这番话，我们两个中肯定有一个出现了失误，根据“谁受益”的原则，出现失误的肯定是我。在此后的一个星期，我想起了整个事件，情况正如我的朋友所言，而且我也回忆起来自己对他说了这番话的回答，即：“对此我现在尚不能接受，我不想对这一问题进行研究。”从此以后，在我阅读医学资料时，发现有自己的观点但没有提到自己的名字时，我变得有一点容忍性了。
发现自己妻子的错误，朋友之间的反目，医生的诊断失误，同行之间的相轻，借用他人的观点等情况的遗忘——这并非是偶然的遗忘，通过研究，在对他们的这一现象进行解释时，我都会发现其痛苦的经历。另一方面，我认为，任何一个想研究隐藏于这种记忆失误背后原因的人都会发现类似的情况，人们遗忘这些不愉快的经历的倾向在我看来是相当普遍的。这种遗忘的能量就不同的人而言其程度是不等的。我们在医务工作中遇到的许多否定现象，可能也属于这种遗忘。[81]很明显，这两种行为（否定和遗忘）的区别纯粹是心理方面的，而且我们也会看到这两种行为的动机是同一的。关于患者的亲属对不愉快的记忆的否认的例子，我收集得很多，其中有一例很突出。一个母亲在向我说明有关她的患有神经症的儿子的童年经历，现在他处在青春期。这时她说，和他的哥哥、姐姐一样，他有尿床的毛病一对神经症患者的分析而言，这一点是很重要的。几星期以后，当她要我说明有关治疗的过程的时候，我让她注意这个年轻人的体质情况，这时我提到了病历中记录的尿床习惯，使我吃惊的是，她矢口否认他和其他的孩子有尿床的行为这个事实，并问我怎么会知道这个。最后，我告诉她，是她自己在不久前告诉我的，她将这个完全忘掉了。[82]
健康正常的人也会有很多类似的表现：当这种印象与不愉快的经历相联系时，这些印象便通过抵抗被遗忘了。[83]这个事实的重要性只有当我们去研究神经症患者的时候才会得到准确的评价。
我们不得不认为，支撑癔病症状表现的主要机制是这种“基本努力”（elementaryendeavour），通过这种努力来阻止那些能够引发不愉快情绪的意念的产生，这种努力类似于痛苦刺激出现时的防御反射。人们也许会发现，一个人消除这些萦绕自己的痛苦记忆，以及由此产生的诸如悲伤和良心的谴责这样痛苦的情绪是不可能的，即使这样人们也不能否认这种防卫倾向存在的假设，因为我们不能肯定这种防卫倾向在任何情况下都能够有效地发挥作用。或许在其他心理因素的参与下，这种防卫并不反对具有相反效果的其他动机，因为不管防卫是否出现，这些目的也一定会产生。我们的假设是这样的：心理机制的构建原则置于一个层次——一个在心理材料之上构筑的层次。很可能这种防卫的努力属于较低的心理材料的层次，它被更高级的心理材料层次所控制。
就我们上述所有的例子而言，如果我们要追踪遗忘过程到防卫倾向，这些事实都会说明这个倾向的存在力量。正如我们所看到的，很多事情因其本身的原因而遗忘，如果其本身的遗忘是不可能的话，这种防卫会改变目标，促使那些与此相联系但又不太重要的材料的遗忘。
痛苦的记忆易于遗忘这一观点值得应用于其他方面，但我们对此尚无足够的注意。在法庭上，人们对证词的评价就忽略了这个方面，人们相信誓言的力量，认为誓言会有纯化人们心灵的三大威力。这一点是可以广为接受的：在涉及到民族的风俗以及历史的传说时，我们会发现，风俗、传说延续的动机是这样的：人们以此来消除民族记忆中的那些令人不快的东西。通过仔细的研究，我们会发现，一个民族的民族习惯的存在方式和个体的童年经历的存在方式有很大的相似之处。
伟大的科学家达尔文在洞察了不愉快的情绪是人们遗忘的动机这一现象后提出了针对科学工作者的“黄金律”[84]。
与对名字的遗忘方式相同［第1页］，印象的遗忘也往往相伴以错误的回忆，这描述为错误。病理状态下回忆错误——在偏执狂状态下，回忆错误是造成妄想的主要原因一一的资料很多，但很少涉及到这一动机。仍然遵从目前的研究构想已经不适应了，因此从我们涉及的这个新的方面来探讨神经症患者的病因是面临的一个新的课题。我要做的只是描述我自己单一的回忆错误，这些来自潜意识的动机压抑着这些遗忘的材料以及与此有关的态度和思想，这些被压抑的东西会被我们明确地认识到。
在写《释梦》的最后一章时，我碰巧在一个避暑胜地，因此无法到图书馆查阅有关的资料，我迫使自己在笔记里通过记忆来找到所有这些参考资料以及引用的文献，以后再对此进行校对。
在写白日梦这个部分时，我想起了一个很精彩的例子，这个例子出现于都德的《总督大人》一书，作者借助一个贫困的书贩来表达自己的幻想。我很清楚地记得其中的一个幻想，其内容是这个叫加斯林（MonsieurJo）的人想象着自己在穿过巴黎的街道散步，如何奋不顾身地站在受惊奔跑的马车的前面，使马车停了下来，这时马车的门打开了，一个伟人从车里走了出来，握着加斯林的手说：“你是我的救命恩人，是你使我得到了再生，我能为你做点什么呢？”
这一想象的内容即使有什么出入，我相信也可以通过到家里查阅该书而得到校正。然而，在我的这个稿子准备付印时，我翻开了《总督大人》这本书，校对我的这段手稿，使我感到难堪的是，我根本找不到关于加斯林的这个想象的部分。事实上，这个人也不叫加斯林，而是简易斯（MonsieurJoyeuse）。我找到的第二个错误使我发现了自己出现第一个失误的原因。我的名字Freud的法语翻译是“Joyeux”，而其阴性词是“Joyeuse”。那么，我原来错误地将这个归于都德的幻想究竟出自何处呢？它只能是我自己的作品，我自己的白日梦，我本人并没有意识到，或曾经意识到过但又被完全遗忘了。或许这是我在巴黎街道上散步时的一种想象，因为在这种情况下，我很孤独，很希望有一个帮助自己和保护自己的人。后来，沙可让我加入了他的圈子，在他的家里，我多次遇到《总督大人》一书的作者。[85]
另一个错误回忆可以得到较满意的解释，这是关于“fausserece”（错误搜寻）错误回忆，这一点我们将在以后的章节讨论［第256页］。我有一个患者，有抱负，有能力。有一次，我对他谈到我的一个学生，由于他致力于一本很有意义的著作——《艺术家，试论性心理》——而成为我的弟子。一年多以后，这本书出版，我的这个患者坚持说，在我第一次对他提到这件事以前的一个月，或许是6个月，他很确定地记得在什么地方（或许是书店的广告）见到过这本书的说明。当时，他的头脑里出现了这本书的广告说明，而且又说，作者对题目做了一些改变，把“试论”改为“论”。仔细地询问了作者，并比较了所有这些资料后，我发现，这个患者声称回忆的这些东西是根本不可能的。因为，在出版前，从未有过这本书的预告，当然，我们可以很肯定地说，在这本书出版前的一年多时间没有这本书的广告。当时，我并没有对这个患者的这种回忆错误进行分析，但这个患者这时又出现了一个类似的失误，他说最近在书店的柜台上看到过一本关于广场恐怖的书，现在想查询一些出版社的出书目录，然后向这个出版社购买一本，但一无所获。我向他解释了他的这种无效工作的原因，这本关于广场恐怖的书仅仅出现于他的幻想，他的潜意识的动机是，这本书是他写的，他有和那个年轻人竞争的抱负，也企图通过一本科学著作而成为我的弟子，这便是他出现这两种回忆失误的原因。他回忆起来，这个导致他出现回忆的书店广告与一本书名为《创造及其产生规律》的书有关。另外，他所提到的题目的变化与我有关，在我谈到这个书名的时候经常将“论”说成“试论”。
二、意向的遗忘
没有任何现象比意向的遗忘更适合解释这种失误行为了，因为就意向遗忘的本身而言，无法解释这种失误。意向即做某种活动的欲望，其程序是：首先认可一种欲望，然后在适当的时机付诸行动。这种意向遗忘的情况往往发生在愿望的认可到付诸行动这段时间，如果动机发生一些变化，意向就不能实现。实际上，在这种情况下，意向并没有被遗忘，这仅仅是被掩盖了。在每一时刻、每一地点都可能产生意向的遗忘，但并不能简单地用动机平衡变化的习惯解释来加以说明。
一般地，我们对此不予解释，或者我们企图对此做出这样的一种心理说明：当这种意向要实现的时候，没有获得对活动的必要注意。注意是意向来临的不可缺少的条件，因此，在活动到来的那一时刻必须获得这种注意。通过对与意向有关的正常活动的观察，我们就会发现，这样的解释是如此的肤浅和牵强。如果我早上形成一种晚上活动的意向，在这一天时间内，我要提醒自己两到三次，当实现的时间就要到来的时候，这个意向会突然闯入我的大脑，使我做好必要的行动准备。
如果我计划去散步，散步的时候顺便发一封信，如果我是一个正常人，我就没有必要一直把信拿在手里，眼睛不停地寻找着信箱。相反，我习惯将信装进口袋，自在地散步，让自己的思绪自由地浮现，我相信自己，在遇到第一个信箱的时候就会引起我的注意，我会将信从口袋里拿出，放进信箱。在意向出现后的正常行为和催眠情况下的“长时间催眠后效”极为相似，即在这种状态下出现的实验诱发行为。我们对这一现象的描述如下：一旦向一个被催眠的人暗示一种意向，在这个意向完成前，它一直处于“睡眠”状态；但在意向就要实现时，这个意向便马上活跃起来，唤醒他或她去强迫性地做出某种行为。
日常生活有两种情形，即使外行也会意识到，这种与意向有关的遗忘不能被看作一种不能复原的基本现象，他会发现，这种遗忘有意识不到的动机的存在。这两种情况就是恋爱关系和军队纪律。如果一个恋人没有去赴一个约会，他向他的太太道歉说他完全忘掉这件事情，这根本不能得到太太的原谅，她往往会这样针锋相对：“一年以前你怎么没有忘记过，很明显你已经不在乎我了。”即使他用上述的心理方式对此加以解释，或说自己由于繁杂的工作把这件事给忘掉了，其结果也往往是这样的，这个太太以不亚于精神分析医生的敏锐的洞察力反驳：“奇怪的是，这些繁杂的工作在过去怎么没有出现！”当然，这个太太也不能完全否定对方遗忘的可能性，问题是，无论是有意的推托，还是无意的遗忘，其结论都是一样的，即他对这个约会不太情愿，这个解释不无道理。
同样，在部队服役的情况下，由于遗忘而没有执行部队的有关命令和有意地忽视这些规章，二者之间似乎区别不大，这和上述恋爱情况的表现一致。一个士兵是不能够忘记部队有关自己行动的命令的，如果他确实忘掉了，尽管他知道这些命令，这是因为，促使他执行命令的动机被另一个与之相反的反动机所阻止。一个要服一年兵役的新兵，如果在长官面前忘记擦亮自己制服上的纽扣，他注定是要受惩罚的，这种惩罚比起他因为在长官的面前说他不执行命令的原因是“我讨厌这种无休止的训练”要小得多。为了逃避惩罚，或者也可以说出于经济的原因，他将遗忘作为借口，或将此作为一种妥协的方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