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泽东怎样写文章02（第1页）

毛泽东怎样写文章02

规律是在事物的运动中反复出现的东西。规律既然反复出现，因此就能够被认识。

《读苏联〈政治经济学教科书〉的谈话》

我们要使错误小一些，这是可能的。但否认我们会犯错误，那是不现实的，那就不是世界，不是地球，而是火星了。

《不要迷信在社会主义国家里一切都是好的》

在他之前中国的政治家、文学家的作品中没有讲过这些道理，更没有人用亲身的经历来诠释这些道理。我们读毛泽东的文章总是新风扑面，不烦不厌。就是因为他总能说出一点新道理，总能把问题说清，说透，让你茅塞顿开。政论文章最怕没完没了地重复老调。中国到封建社会的末期，就是因为总在重复“子曰”而走向末路；“文革”就是因为总在重复阶级斗争那些老调，再也搞不下去；到1978年真理标准讨论前，就是因为搞“凡是”，总重复毛的语录，党就走向僵化。现在最可怕的是今天重复昨天的，下面重复上面的，这个报告抄那个报告，这个报纸抄那个报纸，层层重复，天天重复，美其名曰“步调一致，形成合力”，结果味同嚼蜡，没有人看。我们看《毛选》，每一篇文章都是何等的鲜活。

3。永不脱离实践：理从事出，片言成典。

依托实践，从实际出发写作，借事说理，是毛文的一大特点。理论本来就是出于实践又高于实践，指导实践。政论文就是论政、议政，它既是工作的过程，完成任务的工具，又是工作的结果，是工作这棵大树上的花朵。它虽然也是文学，但它不是叙事文、抒情文，更不是诗词歌赋，它是政治，是真理，在文章诸姊妹中是最秉性严肃而作风实在的一个。它主要不是用来抒情、审美，是用来工作，或者是战斗的。这就带出一个基本问题，政论文的写作必须事出有因，通过具体的事来说理，然后上升到理论。也就是我们常说的理论来自实践，指导实践。这在文学创作则是来于生活，高于生活。正如文学与生活不可分，政论文也需要生活，政治生活，单纯在书房里是写不出来的。毛泽东的文章总是自自然然地从其一件事说起，然后抽出理性的结论。不要小看这一点，这就是为什么政治家、领袖的文章总是比专业作家的文章更有力，更好看。

毛泽东的文章都是依据他所经历的中国革命的大事而成的。从1921年建党到1949年建国，凡中国人民、中华民族经历的大事毛文中都写到了，而且往往是直取核心。如大革命时期的农民运动（《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一次内战时期的根据地斗争（《中国的红色政权为什么能够存在》），抗日战争时期的对日斗争（《论持久战》），解放战争时期的战略、策略（《将革命进行到底》）。甚至一些重要的事件都有专门文章。如：西安事变、皖南事变、重庆谈判。我们看毛泽东是怎样从实际斗争中酿造思想的。

重庆谈判，无疑是解放战争期间的一件大事。抗日战争刚刚胜利，国共矛盾又上升到主要矛盾。两党三十多年打打停停，怨深似海，蒋介石对共产党言必称匪，这时却突然邀毛去谈判，不知葫芦里卖的什么药。毛慨然前往，并达成协议，全党上下疑问不少。他就写了《关于重庆谈判》。他先讲了在重庆的谈判这件事：

这一次，国共两党在重庆谈判，谈了四十三天。谈判的结果，已经在报上公布了。现在两党的代表，还在继续谈判。这次谈判是有收获的。国民党承认了和平团结的方针和人民的某些民主权利，承认了避免内战，两党和平合作建设新中国。这是达成了协议的。还有没有达成协议的。解放区的问题没有解决，军队的问题实际上也没有解决。

当时国民党并无诚意，不断制造摩擦，党内外最担心的是毛的安全。毛在重庆说不要怕摩擦，你们狠狠打，你那里打得越好，我这里越安全。他又讲了谈判会场外面的形势：

国民党一方面同我们谈判，另一方面又在积极进攻解放区。包围陕甘宁边区的军队不算，直接进攻解放区的国民党军队已经有八十万人。现在一切有解放区的地方，都在打仗，或者在准备打仗。现在有些地方的仗打得相当大，例如在山西的上党区。太行山、太岳山、中条山的中间，有一个脚盆，就是上党区。在那个脚盆里，有鱼有肉，阎锡山派了十三个师去抢。我们的方针也是老早定了的，就是针锋相对，寸土必争。这一回，我们“对”了，“争”了，而且“对”得很好，“争”得很好。就是说，把他们的十三个师全部消灭。他们进攻的军队共计三万八千人，我们出动三万一千人。他们的三万八千被消灭了三万五千，逃掉两千，散掉一千。这样的仗，还要打下去。

然后他得出结论，我们的方针，就是“针锋相对”，他要谈，我们就去谈；他要打，我们就打。

他来进攻，我们把他消灭了，他就舒服了。消灭一点，舒服一点；消灭得多，舒服得多；彻底消灭，彻底舒服。事情就是这样，中国的问题是复杂的，我们的脑子也要复杂一点。

中学课堂上作文，老师就开始教“夹叙夹议”。毛这里就是夹叙夹议，但他是这样的举重若轻。谈判和时局说得清清楚楚，而且不乏文学叙述的美感。你看“太行山、太岳山、中条山的中间，有一个脚盆，就是上党区。在那个脚盆里，有鱼有肉，阎锡山派了十三个师去抢”。这种轻松与幽默的叙事，哪里像政论文？最后推出一个大结论，一个中国革命的真理：“他来进攻，我们把他消灭了，他就舒服了。消灭一点，舒服一点；消灭得多，舒服得多；彻底消灭，彻底舒服。”这句话已经深入人心，以后在许多地方经常被引用，甚至人们已经不大注意最初的出处。这就叫“理从事出，片言为典”，从一件具体的事出发总结出普遍的真理，浓缩成一句话，而成为经典。青出于蓝而胜于蓝，理论就是这样，它一旦从实践中破壳而出，就有了独立的指导意义。类似的例子我们还可以举出很多，比如著名的“为人民服务”思想就是在一个普通战士的追悼会上说的，而纪念国际主义战士白求恩的文章中则产生了关于做人标准的名言：“我们大家要学习他毫无自私自利之心的精神。从这点出发，就可以变为大有利于人民的人。一个人能力有大小，但只要有这点精神，就是一个高尚的人，一个纯粹的人，一个有道德的人，一个脱离了低级趣味的人，一个有益于人民的人。”什么叫经典？常念为经，常说为典。经得起后人不断地重复，不停地使用。理从事出，片言为典，这是毛泽东的本事，是毛文的魅力。

时下政界、报界有一个误区，以为只要组织一个写作班子，起一个响亮的笔名，在报上占大一块版面，就能有轰动的文章。其实这种空中楼阁，没有人看。党的十八大专门就党风、文风的整顿提出“八条”意见，习近平指出“长、空、假”是当前文风的主要毛病。为什么“长、空、假”呢？主要不是写作技巧问题，而是思想作风层面上的问题，是私心作怪。这又有两个原因。

一是私心所起之虚荣心、功利心。小则把发表文章看成一种荣誉、成绩、才华，用来作秀，从来不想解决什么实际问题；大则把文章当作升官的阶梯，企图引起领导重视，造成社会舆论，为提拔重用铺路。二是私心所起之懒惰心。懒得去深入调查研究，读书思考，加工创造。按照上面的调子套下来，常用的口号填进去，剪贴拼凑一点社论、评论、领导讲话。这就是我们常说的“套话”文章。或者两种心理都有，既想偷懒，又想升官、作秀。这种作风已经脱离了工作的宗旨。毛泽东讲：“什么叫工作？工作就是斗争。那些地方有困难、有问题，需要我们去解决。”既然是为私，偷懒，不准备斗争、解决问题、解决困难，怎么能望文风出新、文章出新呢？作者在报社工作多年，深为编读“长、空、假”的稿件所苦（如毛所说：“哪一年稍稍松动一点，使读者感觉有些春意，因而免于早上天堂，略为延长一年两年寿命呢？”）；深为干部、领导干部争上版面所苦。连头版二版都要争，字多字少都要比，何谈什么无私、牺牲、创新呢？可见文风之败是因党风、世风之衰。一个干部如果工作能创新，文章也就有新意；如果工作平平，却望借文章出名，那真是欺世盗名。汝欲学文章，功夫在文外，先正人心，再谈技巧。

说到技巧，我这里试开一个药方。依作者多年编稿所见，干部写作投稿常犯这样几个毛病：一、居高临下，发号施令。训话式写作，与读者不平等。二、太长太空，没有内容。应酬式、作秀式的写作，没有明确的目标、靶子，本来也不是为解决问题。三、枯燥干瘪，没有细节。公文式写作，不会运用形象思维。四、语不准确，糊涂为文。基本的概念、逻辑关系都没有搞清。五、语言不美，生动不起来。读书太少，没有修辞训练。当然最根本的解决方法是多读书，提高修养，但这不是一天就可以做到的，只要心诚，不要自欺欺人。真想写作可以试一试这个笨办法，也比较好操作：一、能提出一个新问题（证明你是在思考，有的放矢）；二、有一个自己悟到的新思想（可看出你对理论的理解）；三、有一个自己精心挑选的例子（证明你经过了调查研究，已能理论结合实际）；四、有一个合适的比喻或典故（这说明你已吃透了原理，能深入浅出）；五、有与文件不同的语言（说明你不是抄文件，抄社论、讲话）。这个办法是比较笨，但只要上了这个线，你就从党八股中解放出来了。不是文件语、秘书语，是你自己在说话了。

不脱离实践，强调理从事出，这有点像作家不脱离生活，其实是一个道理，只不过文学作品产生的主要是审美效果，政论文产生的主要是思想。

4。善于综合运用：一字立骨，五彩斑斓。

我曾有专文《文章五诀》，谈作文方法。文章之法就是杂糅之法，出奇之法，反差映衬之法，反串互换之法。文者，纹也，五色花纹交错成锦绣文章。古人云：文无定法，行云流水。是取行云流水总在交错、运动、变化之意，没有模式，没有重样。多色彩、能变化就是美文。怎么变呢？主要是综合运用形、事、情、理、典这五种手段，变化出描述的美、意境的美、哲理的美三个层次。我们姑且叫“三层五诀法”。

因为文章的基本文体是描写、叙述、抒情、说理，所以再复杂的文章总不脱形、事、情、理、典这五个元素。不过因文章的体裁不同，内容、对象不同各有侧重。毛文几乎是清一色的政论文，内容都是宣传政治道理，以理为主。而平庸与杰出的区别也正在这里。一般的政治家总是一“理”到底反复地说教、动员，甚至耳提面命，强迫灌输。而毛文却用杂糅之法，“理”字立骨，形、事、情、理、典，穿插组合，五彩斑斓。毛是善用兵的，他对各种文体的熟练运用犹如大兵团、多兵种战略布局；“五诀”之用则是战术层面的用兵了。

为了说明“文章五诀”的用法，我们不妨先举一个专业作家的例子。朱自清是五四之后现代散文作家的代表，毛对他也喜欢的，曾说过：“朱自清的散文写得好，平白晓畅。”（1959年4月5日在中共八届七中全会上的讲话）他的代表作《荷塘月色》是抒情文，“情”字立骨，其余四字围绕穿插，编织为文。你看文中有“事”：静夜一人出游；有“形”：荷塘月下的美景；有“典”：《采莲赋》《西洲曲》；有“理”：讲独处的妙处。但是全篇都洋溢着情感，字里行间都是“情”。

再举范仲淹的古文名篇《岳阳楼记》，毛对范也是很崇拜的。范在这篇文章中是想说一个为政的道理，以“理”字立骨，但是他开头先说“事”：滕子京修楼；再写“形”：湖上的景色；又抒“情”：或“满目萧然，感极而悲”，或“把酒临风，其喜洋洋”。最后才推出一个“理”：“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

毛泽东不是专业作家，更不是虚构故事的小说家。他做政治文章目的在说理，但是他不直说、干说、空说，而是借形、事、情、典来辅助地说，如彩云托月，绿叶扶花。就如你是一个善画高山峻岭的山水画家，但只画山不行，你也得辅以石、树、竹、村庄、人物等，并且要有机地组合。毛的文章以理为主，但他善用形、事、情、典去表现、烘托、突出理。

（1）借形说理。

形，就是有画面感的形象，包括人物、山水、场景等。这在叙述文、抒情文中是基本要素，在小说中更是一刻也不能少，政论文中却几乎不见，因为它不能直接阐述道理，但是用得好可起烘托作用。毛是熟读中国古典小说的，懂得塑造形象、刻画场景，他拿来在政论文中偶一穿插使用便妙趣横生。如：

我们脸上有灰尘，就要天天洗脸，地上有灰尘，就要天天扫地。尽管我们在地方工作中的官僚主义倾向，在军队工作中的军阀主义倾向，已经根本上克服了，但是这些恶劣倾向又可以生长起来的。我们是处在日本帝国主义和中国反动势力的层层包围之中，我们是处在散漫的小资产阶级的包围之中，极端恶浊的官僚主义灰尘和军阀主义灰尘天天都向我们的脸上大批地扑来。因此，我们决不能一见成绩就自满自足起来。我们应该抑制自满，时时批评自己的缺点，好像我们为了清洁，为了去掉灰尘，天天要洗脸，天天要扫地一样。

《组织起来》

这里用了“洗脸”这个形象来喻批评。

我们再看他的人物形象的使用。

他们举起他们那粗黑的手，加在绅士们头上了。他们用绳子捆绑了劣绅，给他戴上高帽子，牵着游乡。他们那粗重无情的斥责声，每天都有些送进绅士们的耳朵里去。

这是《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里造反农民的形象，我们知道《报告》的主题是讲造反有理，驳斥对农民运动的攻击，所以文中有多处这样的形象。

当着国民党军队的将领们都像一些死狗，咬不动人民解放军一根毫毛，而被人民解放军赶打得走投无路的时候，白崇禧、傅作义就被美国帝国主义者所选中，成了国民党的宝贝了。

《评蒋傅军梦想偷袭石家庄》

这是国民党军败将的形象，用在评论中长我志气，灭敌威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