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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在玛丽大约二十岁的一个冬日早晨，瘦小无奇的林德里先生穿着黑大衣，头戴宽檐毡帽，腋下挟着一叠白纸向阿尔德克罗斯走去。他是去分发教区年历的。

这个脸色苍白、表情木然的中年男子站在铁道口旁等着火车隆隆驶过开往矿井那边，这条铁路上火车整天咣咣作响。一个戴着木假肢的人一拐一拐地前来开闸门[3]，让林德里先生过去。他左边的路基和道路下方坐落着一片村舍，透过光秃秃的苹果树枝可以看到村舍的红屋顶。林德里先生穿过矮墙，走下踩塌了的台阶，朝村舍走去。灰暗的小村子，静卧在一个远离隆隆的火车和煤车的小小世界里，那里光秃秃的黑豆果枝干下一簇簇雪花莲静静地含苞待放。

牧师刚要敲门就听到一声响，他转过身，透过敞开的棚门，看到一个头戴黑边帽子的老妇人正弯腰在一堆红铁罐中忙着，她正往一只漏斗中倒清亮的**。他闻到了一股煤油味。那老妇人放下罐子，取出漏斗放在架子上，这才手拿一只铁壶直起腰来。她的目光正与牧师的目光相遇。

“啊，是你呀，林德里先生！”她有点不高兴地说，“进屋吧。”

牧师进了屋，看到温暖的厨房里有位身材高大一脸白胡子的老头坐着吸鼻烟。那老头声音低沉地咕哝一句什么，意思是请牧师落座，从此就不再理会他，自顾盯着火炉子出神儿。林德里先生坐在一旁等着。

老妇人又进来了，她的黑边帽子缎带垂到了披肩上。她中等身材，浑身上下透着整洁。她手提煤油罐上了台阶走出厨房。这时传来有人上台阶进屋的脚步声。这是一间小杂货铺，墙板架上摆着几个包，屋中间空地上放着一台老式大缝纫机，旁边堆着些活儿。女人走到柜台后面，给刚进来的女孩子递过一个煤油壶，又从她手中接过一个罐子。

“我妈说请您记下。”女孩子说完就出去了。老妇人在账本上记了一笔，然后拎着罐子进了厨房。这时那高大的丈夫站起身，给本已熊熊燃烧的炉中又添了些煤。他的动作缓慢而慵懒，一看就知道是个行将就木的人，长这么一副粗大身架，当裁缝显得笨重累赘。年轻时他是个出色的舞迷和拳击好手[4]，现在变得寡言少语、呆板迟钝了。牧师无话可说，试图没话找话。可是约翰·杜伦特却不睬他，自顾沉默一旁。

杜伦特太太铺好了桌布，她丈夫往自己杯子中倒了啤酒，一个人自斟自饮起来，边喝边抽烟。

“您也来点儿？”他冲牧师咕哝一声，那句话像是从胡子中挤出来的一样，一边说一边把目光缓缓移到酒壶上。他脑子里也就这么一点事了。

“不，谢谢了，”林德里先生谢绝了，尽管他很想喝点啤酒。但在一个酗酒的教区里，他必须以身作则不喝。

“我们得喝几口酒才能挺住。”杜伦特太太说。

这女人怨声载道的，像谁欠她的。她在忙着摆桌子准备十点半的午点[5]，她丈夫坐起身准备就餐了。牧师坐在那儿浑身的不自在，那妇人却坐在炉旁的圆形扶手椅上一动不动。

这女人本是贪图安逸，可却命运不济，家庭生活乱糟糟不算，丈夫又天生懒惰，别人怎么样他都不关心，连自己也不知道自爱。这样一来，她那张相当漂亮的四方脸上便露出一股怨气，那神态看似一生中被迫不情愿地侍候人，总在无可奈何地压抑着自己。这女人身上还有一点特别之处，那就是一种哺育和管教儿子的霸气和自信。不过，她连儿子们也懒得管。她倒是更喜欢经营她的小杂货铺，坐着拉货马车去诺丁汉，逛逛大货栈采购采购她要的东西。但她不爱管她的儿子们，嫌他们烦。她只喜欢最小的儿子，因为他是最后一个孩子，生完他，她就算解脱了。

牧师偶尔走访的就是这类家庭。杜伦特太太是依照教规把儿子们抚养大的。这倒不是因为她信教，这只是一种习惯而已。杜伦特先生也不信教，可他却极其上瘾地读着《约翰·韦斯利的一生》[6]这种狂热布道的书，从中获得了快乐，宛如炉边的温暖和酒中的醇香。但如果说他对约翰·韦斯利感兴趣，那就错了。事实上，他对他一点也没兴趣，就像对约翰·弥尔顿没兴趣一样，后者他连听都没听说过。

杜伦特太太把她的椅子挪到餐桌旁，叹口气说：“我什么也不想吃。”

“怎么，你不舒服？”牧师关切地问。

“那倒不是。”她叹息道。她紧闭着嘴坐了一会儿说：“我是不知道我们的日子会变成什么样。”

牧师是个饱经磨难之人，不会轻易对别人表示同情的。

“遇上什么烦心事儿了？”他问。

“哼，我能有什么烦心的？”老妇人叫道。“我只能在救济院里了却残生了。”

牧师毫不动容地听她说话，心想，在她这富裕小窝里，她知道贫困是什么！

“我想不会的。”他说。

“我本想留一个孩子在身边的——”她悲叹道。

牧师只是无动于衷地置若罔闻。

“我老了还指望着他呢！天知道我们会落个什么下场。”她说。

牧师倒不信她哭穷，只是想知道那个儿子怎么样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