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66章（第3页）
周恩来指责说，从1927年北伐战争开始，共产国际就一直在错误领导，不断要求中共对城市发起进攻，导致无数同志在错误决策下牺牲。其后更是变本加厉，将成功建设和发展了中央苏区根据地的主席等人，驱逐出领导层，让一帮什么都不懂的学生，掌握中共领导权力，还派遣了李得这样战术僵化、在不了解中国现实的情况下瞎指挥的所谓军事代表，从而导致了中共历史上前所未有的惨败。共产国际对此应该付什么责任？千万同志的鲜血，白白地流淌了。
周恩来坦承，自己在这个过程中也有责任，他已经向中央做了深刻反省。现在，随着西华政治局的成立，确立了主席、李力胜同志和他三人的最高领导权。西华将在这个领导体制下，走自己的道路，努力靠自己的力量，实现革命的最终胜利。至于苏联，如果是平等的合作，我们欢迎，如果还想利用我们，我们将坚决地拒绝。
周恩来的表态和言论，对于加仑是当头一棒，这是他完全没有预料到的情况。
对于西华处决了李得，加仑非常愤怒，他咆哮着说，西华无权这么做，这是对共产国际的背叛，结果，一向温文尔雅的周恩来，同样愤怒，拍了桌子，说凭什么西华无权处决李得？他对于中国革命犯下的大错，百死莫赎。我党是独立的、中国人民的共产党，不可能对共产国际盲目听从，更不是苏联的傀儡！
当天的会谈，不欢而散，连晚宴也都取消了，双方都没有这个心思。
接下来的两天，加仑没有要求再举行会谈，他冷静地思考了两天。
西华政治局对于前期共产国际错误的领导，已经做出了不可改变的定性和结论。如果他还坚持共产国际的“权威”，不承认共产国际的前期错误，那么与中共的关系，肯定是无可挽回，这并不符合斯大林同志的意愿。
正如斯大林同志在出发前对他讲述的担心，原来从莫斯科派遣回中共的中国同志，除了王稼祥和章闻天外，已经全部被排除在西华政治局之外，至于在莫斯科的王民，更是没有任何任命。结合他与周恩来的会谈，很明显，由于中共党内对于共产国际领导的极大愤怒，原来的“亲苏派”已经完全被排斥了，现在西华的领导层，是一个对于苏联不信任的团体。
所以他接下来没有急于与周恩来恢复会谈，而是提出，要求与他以前熟悉的一些同志会面，了解一些情况后，再考虑下一步会谈。西华爽快地接受了他的意见。
接下来的几天，加仑密切地接触了一些他熟悉的同志，以及从莫斯科归来的所谓“二十八个半布尔什维克”中的一些人员，例如前期中共的最高领导人博古。
第109章苏联特使（二）
加仑密集走访的效果，让他更为沮丧。
周恩来没有说错，甚至包括被中共中央打击的博古在内，对于共产国际指挥的谬误，都是非常抱怨的，大多数人非常愤怒，他们现在对于共产国际很不屑，根本不相信共产国际的能力。
如果只是情绪，或许还可以挽回，加仑自己，至少可以苏联党和政府名义，对之前的错误进行道歉，承诺加大对西华的援助，和在未来更加尊重西华领导层的独立意志。
但现在的问题是结构性的。博古等人的说话虽然委婉，这些被打击的同志心中，也不可能完全对于西华政治局没有抱怨，所以还是向他泄露了一些“秘密”。
原来他一直没能见到面的李力胜，应该是中共党内“反苏派”的领导人，他们在大革命失败之前，就已经对苏联和共产国际高度不信任，甚至由此引发了中共党内的重大分歧。从结果看，当时是亲苏的同志占了上风，所以李力胜带着反苏派出走，在海南、缅甸逐步建立了根据地，然后大举进攻西南，终于建立了今天占据4省的西华根据地。
留在大陆的中共，一度也曾经发展顺利，在主席的领导下，建立了在江西南部的中央苏区，其它一些同志在民国的腹地，也建立了一些大小不一的根据地。然而，自从共产国际支持王民和博古排挤主席等原来的领导层，取得中央苏区的领导权，并派遣李得担任军事顾问，负责最高军事指挥权后，苏区的局势就急剧恶化，形势急转而下，最后中共被迫放弃中央苏区根据地而长征，幸好得到了西华的接应。
所以两大中共的力量，重新进行了整合。毫无疑问，失败的亲苏派，被全面清洗，因为对中共的同志而言，这是残酷的事实所证明的，亲苏派压根没有任何反抗的余地，甚至绝大多数的亲苏派，现在都已经转变了立场，有些人当年有多么亲苏，现在就有多么反苏。
而且在西华内部，由于整体上，根据地是由反苏派发展和建成的，因此从军事、经济到地方事务，反苏派都占了绝对的上风，他们构成了当下中共的绝大部分实力。苏联或许可以得到少数亲苏派的谅解，却根本无法动摇西华的整体思想倾向。
严格意义上，反苏派其实也不是反苏，更准确的，应该定位于“民族国家派”，他们首先并不是共产主义者，而是民族主义者，以民族的利益为优先，绝不会同意牺牲民族的利益，来为苏联服务。
在他走访这些同志的时候，很多人都向他提出了对苏联民族主义的批评。例如他亲自指挥的中东路战争，苏联不但没有兑现当年列宁承诺的废除沙俄侵华的一切不平等条约，归还侵占中国的土地，现在斯大林反而变本加厉，中东路是在中国的领土上，苏联为了这条路的路权而攻击中国，这如果不是侵略，什么算侵略？
而且更离谱的是，就在今年3月份，你们居然把中东路的路权，全部卖给了日本帝国主义，根本无视中国的主权。既然你们苏联，自己就不是按照共产主义的民族平等来行事，完全是按照类似沙俄的帝国主义民族逻辑，那么凭什么要求中共听从苏联的指挥？是要中共卖国吗？
他竭力为苏联辩护，但事实就是事实，他明显感觉到中国同志们，对他为苏联侵略辩护的不屑与不满。最让他气愤的是，居然有同志质疑苏联从一开始就不安好心，是利用在中国这样革命的此起彼伏，尤其是进攻城市的声势，来化解西方帝国主义，对于苏联这样唯一的一个社会主义大国的压力。为了转移苏联的压力，却让无数的中国同志，在错误的路线方针下，无辜地流血牺牲。
所以他沮丧地、然而清醒地认知到，中共就像是苏联共产党，已经转变成为了一个民族利益优先的独立政党，不可能再回到共产国际领导他们的旧格局了。苏联或者与之切割，或者就只能平等合作，这只能是由斯大林同志和苏联最高领导层决断了。
在他接下里与周恩来同志的会谈中，两人都表现得非常平静。对于周恩来同志来说，自从他阅读主席与李思华的对话记录后，他就清醒地意识到，既然收回外蒙和唐努乌梁海，是两人定义的地缘三大战略之一，是未来最高国策，甚至也不会放弃对外东北的主权，那么与苏联的关系，不说走向完全敌对，至少冷淡是必然的，我们当然不可能再服从共产国际背后苏联的领导，为此付出放弃苏联援助的代价，也是必然的、无可挽回的。
加仑与周恩来的会谈，重点已经不再是苏联及共产国际与中共的关系，而是转向了对日本帝国主义的警惕。作为远东军区的司令员，加仑对日本的扩张非常警惕，按照他的判断，日本全面侵华，只是时间问题。
他之所以与周恩来探讨这个问题，就是要埋下伏笔，不要看今天你们西华，似乎无需苏联的援助，但等到日本侵华的时候，再看你们需不需要，他内心觉得，届时可能是改变苏联与西华这种别扭关系的契机。他可不认为，西华的力量，能够在短期内成长到，独立对战日本帝国主义的程度。
不过，他觉得应该向斯大林同志建言，不可完全放弃西华，因为日本帝国主义，同样对远东充满野心，他们如果占领了中国，将战争的矛头指向苏联远东，是非常自然的选择。
加仑知道，这个时代苏联的外交政策，是试图实践“集体安全”策略，德国正在复兴，虽然苏联也在德国复兴上加了一把力，国家与德国之间，是互相利用。但斯大林同志现在的想法，是结好英国、法国，所以已经与法国签订了互不侵犯的条约，试图在德国问题上，与英、法组建共同阵线，从东西两面限制住德国的扩张。
而对于东方，则是开始改善与蒋介石政府的关系，甚至可以给予其一定军事援助，增加其对抗日本帝国主义的能力，以降低苏联远东的压力。
加仑想，如果不是西华的横空出世，苏联或许对于失去了中央苏区根据地的中共，不会有太多关注也不会支持，以免更加破坏与蒋介石政府的关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