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65章（第3页）
主席诧异地笑了：“你一个军官，都读到博士了，还买不起房？”
李思华感慨地回答：“我读的学校就是在重庆，读博士的时候已经差不多30岁了，我挺喜欢重庆的，想着要是以后退役了，最好有套房子，所以那个时候有点想买房，可是2020年的重庆市区，我一个普通军官，哪里买得起呢？当然如果在偏远的郊区，咬咬牙还是能付得起首付，不过自己觉得没意思，就算了。反正是军人，跟着部队走，总有宿舍住。”
主席的神色变得有点严峻：“你一个校级军官，都买不起房，这个房价，确实是很贵了。”
李思华点点头：“所以在这个时空，我们不应该重蹈覆辙。整体来看，教育培训问题是比较容易解决的，前世拆了这个行业，号称有1400万人失业，但毕竟也撑下来了。所以提前的法律法规，就可以预防这个问题。”
“比较头疼的是房地产和医疗问题。”
“在这个时空不要说很远的未来，单单预计到1965年~1970年，我国的人口就可能超过10亿，假设届时的城市人口是4亿，那么至少就是1亿个家庭以上。如果全部是政府建筑房屋，可以说，世界上没有一个政府能够承担得起。政府能建成一部分廉租房之类的过渡房屋，提供给新入城市者临时居住，就已经不错了。”
“城市不是乡寨，乡寨以平房为主，土地、木材、打基础的成本都很低，主要成本就是水泥，就连人工都由合作社依靠互助解决了。所以建房的难度很小，依靠自己的力量就可以，但城市就完全两样了。”
“在城市，一个根本的原则是，我们要不要通过控制土地的价格，来为地方政府提供一部分的资本？我认为，政府通过房地产来获得资本，是必然的，否则地方财政不足，但是通过抬高地价的方法，则不可取。”
“从国际的经验来看，前世国家选择类似香港的房地产政策，从“居者有其屋”的角度看，这个模式是远远不如新加坡的“组屋”模式的。可是为什么还是用香港模式呢？一言以概之，因为缺乏资本。”
“新加坡是个非常小的城市国家，所以自筹资本，以建屋局的模式，政府来修筑绝大部分的房屋，是做得到的，然后再将之出售给居民。相应的，我原时空上世纪九十年代大规模开发房地产的时代，国家是缺乏资本的，而且在大部分行业市场化了以后，建筑的成本是比较高的，因此不可能按照新加坡的模式。”
“但在我们的时空，资本的问题有所改善。所以我认为还是应该主要参考新加坡组屋模式。”
“我的设想是，中央设立建屋总局，在各地方城市设立建屋分局，根据规划，合理地确定每年修建组屋的数量，上报规划得到国家批准后，开始执行计划。央行设立“建屋基金”，专门为此配套增发货币，无息贷款给建屋局。”
“建屋局建设使用的材料，包括水泥、钢材、木材、砂石，玻璃、其它建材等，全部纳入国家特别计划，保障供给。原则上是以成本价加上不超过5%的利润，供给建屋局。相应的供应商在这种生意中，不是没有收益，虽然利润微薄，但这是最稳定的生意，帮助他们养活了员工，消化了大量经营成本，而且扩大产能的话，因为规模效应，他们的平均成本还会下降，而他们其它的生意，就可以获得更高利润。”
“而建屋局使用的建设用地，地方政府划拨，基本上是零成本。”
“人工上，鼓励城市和乡寨，发展各种建筑公司，建筑公司的主要形态，应该是混合制企业，这不是战略行业，无需国家完全控股，但为了预防私人建筑公司，偷工减料，所以需要一定的国有股成分，进行监督。凡属组屋的建筑工程，对于利润也是卡得很紧的，例如只有10%。但同样，这样的生意对建筑公司还是很有意义的，无论是养活队伍、积累经验还是稳定经营。”
“这样，通过土地、建材、人工等环节全面的最低成本化，就可以让组屋的建造，降低到最低成本，以前世的房地产成本结构来观察，大约70%是土地成本，30%是其它成本，于是，我们可以发现，现在土地成本几乎是0，而30%的其它成本可能下降到了15%~20%，所以，按照这种模式建筑同等质量的组屋，成本可以控制在市场化情况下的20%，这就让地方政府有了巨大的余地。”
“成本是20%，我们假设，允许地方政府以50%的价格出售，这是2。5倍的价格，利润高达30%，这就满足了地方政府，从房地产行业中获得城建资金的需求。”
“对于购房者来说，原来市场化的价格，如果是房地产成本的120%，而现在则是50%，他们购买所花的价格，就只有市场化水平下的40%出头，房地产这座大山的压力，就大大地降低了。”
“另一方面，大部分的购房者仍然需要房贷，对于房贷，必须严格限制银行贷款的利息率，各银行要设立“组屋专项贷款基金”，可以向央行争取增发货币，经过央行审核而定。我前世房贷的利息，名义上是8%左右，实际上那是银行玩弄的数字游戏，实质利率高达百分之十几，是非常高的利息水平。正常情况下，我们必须将人民承担的利息控制在6%以下，以进一步压低房地产对于城市居民的负担。”
“每家购买组屋，只能是单独的一套，是完全的房住不炒，而且如果搬迁卖出，只能是卖回给建屋局。那些小富人如果不满意，可以放弃组屋，去购买房地产公司开发的商品房，对于商品房，国家将课以重税，务必将其单位成本拉高到组屋成本的5倍以上，售价拉高到组屋的3倍以上，恢复到市场化和商业化环境下的高价房产，让普通的人民，根本不会去考虑购买这类房屋，且银行的贷款条件需要非常严苛，不能让这部分商品房，有金融杠杆炒作的可能性。”
“从这部分商品房，政府就可以按照香港模式，获得地价收入和房产销售税收。”
“需要设立独立的建屋监督局，监督方向是两个，第一个是保障建屋的各环节质量，哪个环节拉胯，就严厉追究那个环节的法律责任；第二个是对各城市建屋的数量，进行严密调查，数量必须满足需求，数量也不能过多而浪费。组屋建筑的数量，本质上是由建屋监督局控制的，而非地方政府。”
“主席，从金融的角度看，这种货币的增发就是一种“精准定向增发”，对于其它经济面的影响，就会最小化，也不易引起通货膨胀。”
主席点点头，感慨地说：“建设社会主义，人民的要求，就是我们经济工作的目标。经济问题的核心其实就是关心群众的痛痒，真心实意地为群众谋利益，解决群众的生产和生活问题，盐的问题，米的问题，房子的问题，衣的问题，生小孩的问题，解决群众的一切问题，你这个房子的方案，我觉得尝试一下是完全可行的。”
李思华认为医疗问题，解决的难度比起房地产更大。她接着说：
“主席，为什么我觉得医疗的问题更大呢？因为现代医疗，主要是依靠西医和西药的手段。”
李思华前期确定了“中医为养、西医为治”的总原则，本身也是不得已，想依靠中医来完全解决医药的问题，不现实。西医师经过大学教育之后，至少能根据严格的数据标准开药，或者开刀治疗。西药这种“头疼医头、脚痛医脚”的做法，基本上能够标准化。但中医就不行了，高度依赖中医师的个人水平，难以量化，所以会有很多“庸医”出来，从现代化国家的角度看，只能是辅助，不能作为主体。
“西医为主，就会有很多深层次的的问题产生。”
“首先是西药，大量的西药是有“专利”成本的，除非未来我们完全不承认国际的专利，自己仿制，但这样将严重影响国际贸易，专利体系是欧美进行贸易的根本基础，他们就靠这个体系获得高额收益，这是“合法剥削”的一种。所以不承认专利，只是一种备手，是在我们与西方彻底交恶的情况下，可以采取的极端措施。但这样也得不到生产新药的配方和技术。所以正常情况下，西药的成本就比较贵。”
“其次是西医，西医采用大量的先进设备，这些设备同样包括专利成本，卖得非常贵，我们目前的现状还必须大量进口，虽然前期工业基础搭建的时候，也包括了一些医疗设备的生产，但那都是最基础的部分，而最近几十年，会有大量的新设备被发明出来，我们在这方面的研发能力，肯定是需要大几十年去追赶的。”
“医生当然更是问题，培养的速度快不起来，这不仅是教育，还需要大量的医疗实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