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58章（第3页）
这个问题，其实是定义“我是谁”和“我从哪里来”，定义了这个，才能往下推演，这是从哲学的高度出发，先知我、明我、知非我，方有立足地。
对于李思华先将历史和文明提高到如此重要的地步，这正对了主席的喜好。他很感兴趣，请李思华继续阐述。李思华捋了捋头发，开始总结：
“中华民族是一个原生民族，与西方非常不同。有历史学家总结，说我们是“一万年文明史，五千年国家史”，窃以为这个总结非常到位。”
“我们的文明发祥很早，在四千多年前的夏朝以前，还有悠久的部族文明史，只是当时没有文字（6000年前才有文字雏形），所以未能有记载，今天能发现的，不过是考古中的寥寥残余而已，不过不能否认这段历史。”
“从已知的信息来看，古代部族，文明传承和积累，靠的是“巫”，他们并不是神神叨叨的巫师，而是部族中最优秀、知识最强的人，他们主要为部族解决4个方面的问题，解释、食物、气象和治病。主席，我自己觉得，这就是最早的文化人了，不过他们对部族的重要性，可是远远比后来的文化人要高得多。”主席点点头，他听得很有滋味。
“当时愚昧，很多自然现象普通人是搞不懂的，就靠巫来解释；而巫以其知识传承，指点着部族获取可用的食物；根据经验判断天气变化，这对于部族狩猎或者原始农业非常重要；而治病，更是巫因为知识传承而垄断的高度技巧。这样的一个时代，通过一代又一代的巫，知识积累逐渐增加，对自然的利用水平逐渐提高，部分部族逐渐因此强大。”
“当知识不再是由少数巫掌握，而是一个统治阶层能够共同掌握的时候，巫就开始退潮，取而代之的是贵族，夏朝的诞生，应该就是这种贵族阶层对巫阶层的替代，而贵族阶层崛起后，国家就诞生了。”
“国家诞生的初期形态，是封建，其实就是领主制，最上层的“王”其实就是最大最强的领主，但他无法完全控制其它领主，所以只能用“羁縻”的方法，通过承认治下各领主对其领地的统治权，获得他们承认“王”对“天下”名义上的统治权和纳贡称臣。”
主席非常敏锐，立即接话说：“你的意思，是认为马恩理论中的封建制度，其实是我们两千年的体制？”
李思华笑了笑，说道：
“是的，这种领主制，其实就是西方在工业革命前的体制，所以他们在体制上是落后了我们二千年，他们从一百多年前，才从封建领主制中走出来，变革到了资本主义社会。”
“秦朝消灭六国，统一天下，开始实施郡县制度，这意味着领主制的结束。虽然其后还有反复，但从秦朝开始的历代王朝，主流都是郡县制。在郡县这一方面，其实西方现代采用的，是同样的制度。”
“郡县制一直流行到现在，有同志认为蒋介石政府是一个资本主义政府，其实不然，他们哪里算得上是资本主义呢？还是王朝历史上郡县的那一套。”
“如果我们建立了新中国，那么将迎来一种什么样的体制呢？我个人认为，如果我们革命的根本目标达到了，那将是一种民治社会，人民治理国家。”
“如果还是像我来之前的历史，那就是一种官民社会，官僚阶层统治普通民众的社会。由于我党前几十年的影响，商人或者资本家，并不是上层建筑的主流，而是工业官僚，通过国企成为主要的上层建筑。”
“所以，现在我们僵化地根据马克思的理论，将历史上社会的演进，分成所谓原始社会、奴隶社会、封建社会再到资本主义社会，对于我们自己国家来说，非常荒谬和勉强，这是欧洲的历史，不是我们的。”
“我个人认为，中国历史到现在，如果要分得清楚的话，那就是4个阶段，部族、封建、皇绅和民治（官民）。”
“时间上，夏王朝以前的阶段，是部族社会；夏王朝到秦朝以前，是封建社会；秦朝到民国，是皇绅社会，即皇权与绅权二元分立的时代，皇权不下乡，限制在城镇；乡村，则是由乡绅控制。而未来，就是我刚才所述的或者民治，或者官民。”
“这样分类的意义，并不只是一种理论上、学术上的探讨，它的意义要重要得多，这是对以我为主的历史和文明的话语权和解释权的根本定位。我们自己不去解释历史，就会有别有用心的人去解释，就会有西方随意地解释我们的历史和文明，随意贬低或歪曲。”
主席已经坐不住，他站了起来，点燃了一颗烟，吸了两口，沉思片刻，他认识到这是一个他忽略的问题，简单地跟随了马克思的说法，其实马克思也说过他的分类，可能不适用于亚细亚社会。他注意到李思华，赶忙要掐掉烟，李思华笑着阻止了主席，主席要是不抽烟，那还是主席吗？
李思华继续阐述：
“我觉得中国文明的大幸，是文明没有中断过，从商朝发明甲骨文以来，一直不断地有历史记载，让我们至少对三千多年的历史发展，基本是非常清楚的。这使得从古到今，各种思想的源流，其接替性非常明显。”
“在春秋战国时期，对于王霸、礼法、义利、天人、志功、善恶等的辩证，就不断发展和完善。”
“例如王霸，王道重视人心向背，认为符合大众的意愿，就像顺水行舟，能够得道多助，更能成功；霸道则相信硬实力，力量胜过才能成功。其后虽然王霸兼而用之，但实际上，王道还是占了上风，因为霸道一旦失败，往往结局太过惨烈。重视王道，就赋予了中国后世不太侵略他国的民族性格，但从结果看，是有利有弊。”
“例如天人，中国讲究天人合一，矛盾统一，所以大一统的思想占了上风，人们相信统一才是王道，这与西方很不同，西方认为的是天人相分，所以分裂才是常态，统一很难。到今天也是一样，国内无论什么势力，都相信天下大势，分久必合，而在西方，欧洲永远是个分裂的大陆。”
“在这些哲学概念的深入下，养成了民族重视理性，而远宗教的特质。儒家因此而生，提炼出新一代的“仁义礼法”思维框架。这个框架现在看起来很落后，是导致中国现代落后的思维桎梏，但在当时，无疑是最先进的，它稳固了皇绅社会的统治，形成了一种约300年周期的皇朝更替。”
主席冷静地说道：“远古的民族哲学，虽然建立起来一种有效的统治框架，但缺陷是根本性的，解决不了王朝的周期律。”他示意李思华继续说。
“然而，仁义礼法解决不了皇朝的更替问题，于是新一代的思想穷变通久就成为了补充。穷则变，变则通，通则久。这种思想下，中国社会得以在一次次的皇朝更替，一次次的战争中，挣扎着重新开始，历史不曾中断。世界上所有的古文明，其实都已经过去，只剩下传说。唯有中华文明，一直延续，一直发展。”
“理清了上述中国文明和历史发展的思想脉络，我们就可以解释和定义这个时代“我”的历史和文明阐述。”
李思华向主席介绍了几年前，海南历史教育上的一场争论。总结说，她个人相信，文明起源于亚洲之中，或许是中亚，或许是阴山到祁连山之间。不过，两个事实很清楚，就是西欧乃至东欧，古代都是蛮夷之地，文明非常落后，就连使用一个碗，用一支笔，也都是从中国传播过去的。所以西方的文明，是由东传西。
在中华本土上，文明则是由西传东，文明是起源于所谓“昆仑”，即我族祖庭，就古代人活动的地域范围看，或许就是阴山或者祁连山，当时的中土文明，西部的明显要厉害一些，技术要更先进。例如黄帝部落在炎帝之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