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四十六章 假释（第1页）
假释：法律与人性的平衡艺术。
假释制度作为现代刑事司法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既是法律理性的体现，也承载着社会对人性救赎的期待。2025年，随着全球犯罪率波动与司法改革深化，假释制度再次成为公众讨论的焦点。
从法律框架、社会价值、实践困境三个维度，探讨这一制度如何在天平的两端——惩罚与教化之间寻找平衡。
一、假释的法律本质：从惩罚到改造的范式转变。假释（Parole）指罪犯在服满法定刑期后，经评估符合条件可提前释放，但需接受社区监督的制度。
其法律依据可追溯至19世纪欧美国家的“感化院运动”，核心思想是“惩罚不是目的，改造才是归宿”。例如，美国联邦假释委员会通过“累计计分制”评估罪犯的再社会化程度，而中国《刑法》第81条则明确要求“确有悔改表现”方可适用。
关键点?，假释与缓刑的区别：前者针对己服刑者，后者适用于判决前。法定条件：刑期执行比例（通常为12或23）、再犯风险评估、被害人意见等。
二、假释的社会价值：修复与预防的双重功能。个体层面?：为罪犯提供重返社会的“缓冲带”。案例：挪威监狱系统通过“开放式假释”使累犯率降至20%（2024年数据），远低于全球平均水平。
社会层面?：降低司法成本，缓解监狱人满为患问题。据联合国统计，假释可减少约30%的监禁开支。
争议点?：支持者认为其体现“刑罚人道主义”；反对者担忧可能威胁公共安全（如2023年法国连环杀手假释引发骚乱）。
三、实践困境：标准模糊与执行漏洞。
评估主观性?：“悔改表现”缺乏量化指标，易滋生权力寻租。
监督乏力?：电子脚镣等技术手段普及率不足，部分国家假释脱管率高达15%。文化差异?：东亚国家更强调“赎罪”，假释批准率普遍低于欧美。
改革方向?：引入AI行为预测模型（如加拿大试点项目）；建立“假释听证会”公开制度，增强透明度。
在铁窗与自由之间。假释制度如同一把双刃剑，其成功与否取决于法律设计的精密性与社会包容度的协同。未来，随着神经科学对犯罪心理研究的深入，假释或将从“经验判断”迈向“科学决策”。但无论如何，它始终提醒我们：司法不仅是冰冷的规则，更是对人性复杂性的深刻回应。
假释制度的社会价值与实践路径，以三起典型案例为视角。
假释作为刑罚执行的重要制度，既体现宽严相济的刑事政策，又通过社会化行刑促进罪犯再社会化?。本文结合无锡中院公布的典型案例，分析假释的适用条件、社会效果及现实意义。
二、典型案例分析，黄某某非法经营案：财产刑履行的示范作用?。
罪犯黄某某因非法经营罪被判五年，服刑期间全额缴纳罚金并退出违法所得，获六次表扬。法院裁定假释时，重点考量其财产刑履行完毕、社区评估通过及非暴力犯罪属性?。此案表明，积极履行财产性判决是假释的重要加分项。陈某某交通肇事案：过失犯罪的再社会化可能?。
陈某某因交通肇事罪服刑，其悔改表现突出且原判刑期己过半。假释后，他通过社区矫正参与公益劳动，逐步修复社会关系?。该案凸显假释对过失犯罪者的教育挽救功能。
王某某受贿案：家庭支持的监管价值?。参考贵州某监狱案例，王某某在妻子担保下假释，其家庭提供固定住所及收入证明，有效降低再犯风险?。此类案例说明，家庭监管能力是假释评估的关键因素。
三、假释的制度优势。降低再犯罪率?，无锡中院数据显示，2020年以来假释罪犯再犯罪率为零，印证其“回归功能”的有效性?。
节约司法资源?，假是通过社区矫正减轻监狱压力，如福建泰宁县司法局通过远程会见、个性化矫正方案提升改造效率?。
西、争议与完善建议。严格适用条件?，需避免对暴力犯罪、累犯的滥用，如某法院曾因罪犯“不符合假释条件”驳回监狱建议。
强化社会协同?，建议建立跨部门评估机制，整合监狱、社区及家属的监督力量，参考《社区矫正法》的帮扶措施?。
假释制度平衡惩罚与教育，其成功实践需法律规范与社会支持的双重保障。未来应进一步细化评估标准，扩大对非暴力罪犯的适用，实现刑罚的人道化与社会化目标。
假释作为我国刑罚执行制度的重要组成部分，其法律依据主要来源于《刑法》第八十一条至第八十六条及《刑事诉讼法》的相关规定。根据《刑法》第八十一条，被判处有期徒刑的犯罪分子，执行原判刑期二分之一以上，被判处无期徒刑的犯罪分子实际执行十三年以上，若认真遵守监规、接受教育改造、确有悔改表现且假释后没有再犯罪危险的，可以假释。这一制度设计体现了宽严相济的刑事政策，既维护了刑罚的严肃性，又为罪犯提供了回归社会的机会。
从法律功能上看，假释具有双重价值：一方面通过附条件提前释放激励罪犯积极改造，另一方面通过社区矫正实现行刑社会化，降低再犯罪风险?。值得注意的是，《刑法》第八十二条明确排除了累犯及因暴力性犯罪被判处十年以上有期徒刑等特殊情形的适用，体现了对公共安全的保护。
司法实践中，假释的适用需严格遵循法定程序，包括监狱提请、法院裁定、社区矫正机构接收等环节，确保法律效果与社会效果的统一?。
在司法实践中，假释案例的典型性往往体现在犯罪性质、改造表现及社会适应性三个维度的综合评估。以贵州省瓮安监狱罗某某假释案为例，该犯因交通肇事罪被判刑西年六个月，服刑期间不仅获得改造积极分子称号，其心理评估显示再犯罪风险较低，且家庭经济困难得到当地政府证明?。
这一案例凸显了非暴力犯罪、积极履行民事赔偿义务及良好社会关系对假释裁定的关键影响。另一则无锡市黄某某非法经营案则具有示范意义：该犯全额履行财产刑（罚金20万元及退赃18。5万元），服刑期间获六次表扬，社区矫正机构亦出具接收同意书?。此类案例共同印证了《刑法》第八十一条关于确有悔改表现和没有再犯罪危险的法定要件，同时揭示出财产刑执行情况对假释适用的重要影响?。
值得注意的是，浙江省陈某某诈骗假释案中，远程视频会见政策对罪犯改造积极性的激发作用，以及司法行政机关提前介入的衔接机制，为特殊情形下的假释适用提供了新思路?。这些典型案例通过具体情境的差异化处理，生动诠释了法律条文在司法实践中的灵活适用与价值平衡。
从法律适用角度分析，假释制度的核心争议集中于确有悔改表现与没有再犯罪危险的认定标准。司法实践中，悔改表现通常通过服刑期间的行为规范遵守度、三课学习参与度、劳动任务完成度等客观指标综合判断?。以瓮安监狱罗某某案为例，其获得改造积极分子称号、心理评估显示社会适应性良好等事实，构成悔改表现的首接证据?。
而再犯罪危险评估则需结合犯罪性质、前科记录、家庭支持系统等多重因素，如无锡中院在黄某某假释案中，特别考量了其非暴力犯罪背景、财产刑履行完毕及社区接收意愿等要素?。值得注意的是，最高检指导性案例明确将财产性判项履行情况作为重要考量，但非归责于罪犯个人的未履行情形通常不影响假释适用?。
程序正义方面，现行法律要求监狱必须履行社会调查、心理评估、公示听证等程序，如印江县司法局对罗某某的居所调查、村委会意见征询等环节，确保了裁定的审慎性?。
然而实践中仍存在假释率偏低的问题，部分源于对再犯罪风险的过度担忧，这需要司法机关进一步细化评估标准，平衡社会安全与罪犯权益保护的双重目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