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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他这番话，景洪波不仅没有流露出任何愧疚、悔恨，更显然无丝毫触动，好像只是听到别人的故事一样，不咸不淡地叹了声：“人各有命，他们这辈人，在我这棵大树下也乘了不少年凉了。往后的命运如何，活成什么样，我管不了，也与我无关了。”
宋魁看着他，没有说话，与他同来的张元顺没沉住气，拍桌子道：“景洪波，一个五岁的孩子有什么能力选择自己的命运？你不要把自己摘得干干净净，好像跟你一点关系都没有。他们现在的处境、将来的人生轨迹，都是你一手造成的！”
景洪波笑笑：“年轻人，有些话不要说的这样绝对。宋局长，你不是来跟我聊聊的吗？好，话既然说到这儿了，那我就讲讲我的事情，你们权且一听，图个乐呵吧。”
稍许思量后，他陷入回忆之中，目光变得悠远，缓缓道出了这段也许对他人生至关重要的往事。
“人命运的轨迹是不是从一出生就已经决定好了的？当然不是，在我身上，更尤其是个例外。我七岁那年，我父亲就对我说过类似的话，他说，‘你生到这个家里，这辈子就这样了，往后跟着我好好种田吧’。
“你们可能知道，我是西宜县人，国家级贫困县，那山凹凹里，几辈人的出路只有种田。我当然不愿意跟他们一样，每天睁眼，就是面朝黄土背朝天地耕地，务农。我是那个年代我们县走出来唯一的一个大学生，从大山里到县城，再到省会，对一个祖上世代务农家庭出生的孩子来说，你们应该知道这有多么不容易。
“我父亲和母亲，八八年左右时，才第一次跟着已经参加工作多年的我到平京市来。那时，我已经是邶西电力集团的一个中层领导了。说实在话，我最初为这份靠自己的能力打拼来的事业、职位感到很自豪，很骄傲。我觉得在这个城市我已经立住足了，有了一席之地，可以让父母看看，我混得不错，没给他们丢人。
“那会儿城里开了第一家西餐厅，开元咖啡厅。能去那里面吃一顿西餐、喝一杯咖啡，在当时是一件特别时髦的事。我就也学人家，不知天高地厚地带我父母去体验一次。
“我记着，我当时一个月的工资只有一百八十多块钱，可那个餐厅的一道牛扒，就要八十多块。我们从坐下到翻开菜单，再到离开，前后不过十分钟的时间里，我的心态却已经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
“作为邶西电力这样省内头部能源国企的一名中层领导，发展建设部经理，短短几年里，我带着团队东奔西走、加班加点地干，拿下多个国家级开发项目的资金，重点工程相继落地投产，可以说为当时平京市电力行业的发展做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我一直认为，论能力，我在集团中是佼佼者，论贡献，那更是数一数二。但论收入，我却跟许多人差了一大截子，跟下面工程单位的那些包工头，就更比不了了。
“那些搞工程的，一个项目赚得利润，都是五位数起步，是我一年收入的十几倍、几十倍。这些连小学都没毕业，为了一个项目在我跟前点头哈腰、卑躬屈膝的泥腿子，过得却是挥金如土、穷奢极侈的生活。开着十二缸发动机的奔驰S600，手里攥着好几万一台的大哥大，出入歌舞厅，前呼后拥、左拥右抱，美女环绕。说实在话，不羡慕不行啊。
“我到今天都还记得，那天晚上我父亲从西餐厅里出来时说，‘洪波啊，咱们庄稼人吃不惯这洋餐厅，你就带我跟你妈去吃碗面条就行了’。他这样说是为了照顾我的面子，但却狠狠地打了我的脸。那整晚我脸上火辣辣地热，这句话时至今日也一直让我耿耿于怀。
“我这辆车后来开上大肆敛财以至于失控的快车道，或许也是因为心里的这份卑微和不甘吧。我拼了命地攀爬上来，站在的却只是一些人的起点，我的心态的确失衡了，我的人生也的确失败了。
“从大山里的穷小子，到意气风发的国企领导，到著名企业家，再到一个犯罪分子，我的发迹不能不说是励志，我的经历更可以说是充满激情、跌宕起伏，然而最终的结局却是遭人记恨、唾骂，这一切究竟是什么造成的？也许不仅仅是我个人，更是这个环境、这个社会的推波助澜吧。”
谈到这里，宋魁和张元顺对视一眼，已是无言。
景洪波被带回去前，宋魁最后对他说了一段话：“搜查你的别墅时，有一只你收藏的明代青花瓷瓶碎成了两半。起初调查组以为是民警在搜查、搬动时不慎弄坏、摔裂的，后来经过设备鉴定，才搞清楚，这只瓷瓶在素坯上就有一条裂纹，也就是说，从它烧制出来的那天，就注定迎来碎裂的结局。仅仅是这样无法察觉的一条裂痕，便使一件古董埋下了由价值不菲到一文不值的隐患，人，又何尝不是如此？”
景洪波怔了怔，或许陷入了短暂的沉思，但他很快被狱警带出了审讯室。
宋魁没能再得到他的答案，也无从得知他能否由此获得一些醒悟了。
第94章、从监所出来，宋魁的心情不知如何形容。 有释怀……
从监所出来，宋魁的心情不知如何形容。
有释怀，但更多是复杂。
对自己苦苦追寻了十五年的真相仍然未能得到答案的怅然，对正义只是以如此轻描淡写的方式得到伸张的不甘，更是对这样一个可以说罪行累累、罪孽深重的犯罪分子，却竟然只留下这样一番轻飘飘的悔词，甚至将自己犯下的错误推脱给社会的遗憾。
现实如此吧，它总是如此地不尽人意，不遂人愿，更永远不如人们所期望地那样圆满。
回程路上，手机响起来，是纪委的沈淮明。
“沈主任，您好。”
沈淮明道：“宋局，前些天我们听说何崴恢复得还不错，能讲话了，就去了一趟医院，探望了他一下，也想顺便向他了解情况。他吧，不是非常配合我们，问什么都不肯说。你也知道，他的口供在这个案子里还是比较重要的。但是现在他这个健康状况又不允许我们采取强制措施，或是给他施加太大的压力，我只好给你打电话，寄希望于你能去做做他的工作，加快一下案件进展了。”
宋魁心想，他能做何崴的工作吗？见了他，何崴还不得病情加重背过气去。
便推脱道：“沈主任，我不是不想替你分这个忧，但是我跟何崴这个关系一直比较紧张。之前在局里的时候就已经闹得很僵了。他出事前，我还专门给他做过一次工作，也没做通。现在他走到这步，说不定心里头还怨恨我呢，估计我再说什么也是听不进去的。”
沈淮明叹口气：“唉，宋局，你就当帮我们个忙，去试试吧。他再怎么说也是你的人，你比我们了解他。再怎么着，总归比我们强吧？我跟我们两个同志最近都跑了四五趟了，总得想想法子，变通变通。”
宋魁正不知再怎么拒绝，人家话说得恳切，他实在有些抹不开面子。转念想，他是做不来何崴的工作，江鹭没准能行啊。兴许到她跟前，何崴能看在昔日的情面上有所触动，有所悔悟呢。
不过，江鹭还想不想见何崴，他却是拿不准的。尤其何崴出事以后，她虽然也表达出关切、震惊、不敢相信，给何崴的父母也打了电话问候，但还从来没提过去医院探望的事。
思来想去，他还是觉得先问过她的意见再说，如果她不愿意，那他再自己出马吧。
于是也就应下来：“行，等哪天空了，我去试试吧。”
蔡江被公安机关拘留以后，江鹭一直很想给蔡灏然去个电话关心宽慰一下，但又担心他会为蔡江的案子找她求情。在这样的惴惴中，她还是先接到了蔡灏然主动打给她的电话。
接通后，她有些忐忑地喂了声：“耗子。”
蔡灏然的声音还是一如既往地轻快：“忙着没？”
“这会儿没忙。”她应，关心道：“你最近怎么样？还好吗？”
“挺好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