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5章 3 旧影里的裴宁宜（第1页）

毕业后的第一个暑假，是1962年的夏天。

班委在人民公园组织了场全班活动，裴宁宜也来了。

那天她穿得格外惹眼，料子该是新的，颜色衬得她本就清秀的眉眼愈发亮堂，站在树荫下和同学说话时，风拂着她的衣角，连周遭的蝉鸣都像是轻缓了些。

可我只是远远看着，脸上依旧是惯常的冷淡，连句寒暄都没递过去。

后来想起，那一刻她眼里的光该是一点点暗下去的——我分明察觉到她几次朝我这边望来，带着几分期待的怯意，却都被我这份刻意的疏离挡了回去。

她大概是彻底失望了，可我那时心里装着的，只有培明中学的杨希良，容不下半分其他女同学。

若论模样，裴宁宜其实不差，可和杨希良比起来，总还差着些。后来我常想，是我那点可笑的“打分习惯”害了自己——若裴宁宜能得八十分，杨希良在我心里便是实打实的九十分。就是这十分的差距，像道无形的坎，让我错过了裴宁宜的真心，也悄悄改写了往后的人生轨迹。

老话说得没错，和什么样的女人过一生，就会走什么样的路，可那时的我，哪里懂这些。

再见到裴宁宜的消息，己是1967年的夏天。

那会儿运动的热潮渐渐退了，日子变得有些百无聊赖。

有天晚上，我不知怎的，忽然想起她，便揣着点莫名的心思，独自往永嘉路333号走。敲开裴家的门，是她母亲开的，说她去学校开会了。

我站在门口，心里却明镜似的——这时候学校哪还有什么会？学生们早都在家歇着了，她多半是和后来要跟她结婚的那个男人出去了，或许在街角的路灯下散步，或许在哪个安静的弄堂里说话。

那一刻，我忽然觉得有些怅然，像丢了件什么东西，却又说不上来。

1970年，区里办“红师班”，也就是红色教师学习班。我作为六十一中学的代表去参会，竟在会场里撞见了裴宁宜——她是沪光中学的代表。

这时候的她，己经结婚了，待人接物间少了从前的那份软和，对我更是客气得有些疏远。说话时眼神总往别处飘，语气里的敷衍藏都藏不住。

临走时我试探着说，想找个时间去她家坐坐，她既没点头，也没摇头，只含糊地应了句“再说吧”，便转身走了。

后来我还是去了她家。开门的是她，屋里很安静，她爱人正躺在床上——听说是骨折了，是个毕业于华东师大的男人，相貌很普通，看着老实本分。

裴宁宜在一旁忙前忙后，给男人递水、换药膏，动作熟练又温柔。屋里没看到孩子的日常用品，想来那时他们还没有小孩。我坐了没一会儿就走了，看着她照顾丈夫的样子，忽然觉得，她早己不是当年那个在人民公园里望着我笑的姑娘了，我们之间的距离，早被这几年的时光拉得老远。

再往后，便是1987年。那年我在香港与父亲相聚，第二年才回上海。

回来后，心里总想着裴宁宜当年曾费心为全班设计过的聚会，这份情该还。

于是我找到她，说想再办一次班聚，地点还定在她家（她家是洋房，地方大），所有费用都由我来出。

她听了，愣了愣，随即点了点头，语气里带着几分感慨：“这么多年了，同学们怕是都变样了。”

1989年春天，我在自己家里——南京西路2074弄22号，又办了一次小范围的班聚，来的同学大概有十个，裴宁宜也来了。那天正巧是1月29日，是我儿子的生日。

严民康和都美云一进门就笑着递过来一个奶油蛋糕，说是特意绕路去买的。民康还笑着说：“孩子生日，咱们也沾沾喜气。”我知道，民康一向心细，最会关心人，买蛋糕这事，定是他的主意。那天大家围着蛋糕唱歌，说说这些年的境遇，笑声飘满了屋子，我看着裴宁宜坐在人群里，脸上带着淡淡的笑，心里忽然觉得很暖，又有些发酸。

那之后，我就再也没见过裴宁宜了。

偶尔和老同学聊天，也会问起她的近况，听说她后来有了孩子，日子过得安稳。每次听到这些，我心里都会泛起一阵遗憾——当年若不是我那点执拗的“打分”，若不是我心里装着别人，或许我们的人生，都会是另一番模样。

我终究是辜负了她当年的一片真心。想说一声：对不起！

如今想来，只能在心里默默祝她：一生平安，万事顺遂。那些错过的时光，那些没说出口的抱歉，就让它埋在记忆里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