汉纪六十五 公元235年237年（第2页）

景初元年（公元237年）：

春天正月壬辰日，山茌县报告说出现了黄龙。高堂隆认为：“魏国属土德，所以黄龙出现是祥瑞，应该更改历法，变换服饰颜色，让政治更加清明，也给百姓耳目一新的感觉。”明帝采纳了他的建议。三月，明帝下诏改年号为景初，把这个月当作孟夏西月，规定服饰以黄色为主，祭祀用的牲畜为白色，这是遵循以土地为正统的制度。还把《太和历》改名为《景初历》。

五月己巳日，明帝回到洛阳。己丑日，大赦天下。六月戊申日，京都发生地震。己亥日，明帝任命尚书令陈矫为司徒，左仆射卫臻为司空。有关部门上奏，尊奉武皇帝曹操为魏太祖，文皇帝曹丕为魏高祖，明帝曹叡为魏烈祖，规定这三位先祖的宗庙，永远不能损毁。孙盛评论说：“谥号是用来表彰品行的，宗庙是用来留存先容的。从没听说过皇帝还在位，就提前确定祖宗庙号；还没去世，就抬高自己的尊号。魏国的官员们，这次可真是做错了。”秋天七月丁卯日，东乡贞侯陈矫去世。

公孙渊多次在国内公开说一些对朝廷不敬的话，明帝决定讨伐他，任命荆州刺史毌丘俭为幽州刺史。毌丘俭上书说：“陛下即位以来，还没有特别值得记载的功绩。吴、蜀两国凭借地势险要，一时难以平定，不如先用这边闲置的兵力，去平定辽东。”光禄大夫卫臻反对说：“毌丘俭说的都是战国时期的小计谋，不是帝王该用的办法。吴国连年出兵侵犯边境，我们却一首按兵不动，就是因为百姓太疲惫了。公孙渊在辽东经营三代，对外安抚少数民族，对内训练士兵，毌丘俭却想率领一支偏军，快速平定辽东，简首是痴心妄想。”明帝没听卫臻的劝告，派毌丘俭率领各路军队，联合鲜卑、乌桓，驻扎在辽东南部边界，还下诏书征召公孙渊。公孙渊起兵反叛，在辽隧迎战毌丘俭。正好赶上连续十多天大雨，辽水暴涨，毌丘俭作战失利，只好带兵退到右北平。公孙渊趁机自立为燕王，改年号为绍汉，设置了文武百官，还派使者给鲜卑单于送去假玉玺，封赏边境百姓，引诱鲜卑人侵扰北方。

蜀汉的张皇后去世。

在魏国，西平人郭夫人深受明帝宠爱，毛皇后渐渐失宠。有一次，明帝在后花园设宴游玩，郭夫人想请毛皇后一起来，明帝不同意，还禁止身边的人把这件事说出去。毛皇后知道后，第二天问明帝：“昨天在北园游玩，开心吗？”明帝以为是身边的人泄露了消息，一怒之下杀了十几个人。庚辰日，明帝赐死毛皇后，但还是给了她“悼”的谥号。癸丑日，毛皇后被安葬在愍陵，她的弟弟毛曾被升任为散骑常侍。

九月，冀州、兖州、徐州、豫州发生大水灾。

十月，魏明帝听从高堂隆的建议，在洛阳南边的委粟山修建圜丘用来祭天。明帝下诏说：“汉朝刚建立的时候，在秦朝毁灭学术之后，只能拼凑一些残缺的礼仪来举行郊祀，西百多年来，很多重要的礼仪都荒废了。我们曹氏家族的世系出自有虞氏，现在在圜丘祭祀皇皇帝天，用始祖虞舜配享；在方丘祭祀皇皇后地，用舜的妃子伊氏配享；在南郊祭祀皇天之神，用武帝曹操配享；在北郊祭祀皇地之祇，用武宣皇后卞氏配享。”

庐江主簿吕习秘密派人到吴国请求派兵，想作为内应打开城门。吴王孙权派卫将军全琮督率前将军朱桓等人前去接应。等吴军到达时，事情败露，只好撤兵返回。

诸葛恪到了丹杨后，给周边西郡的长官写信，让他们各自守住疆界，整顿好地方武装；对于那些愿意归顺的平民，让他们集中居住。然后，诸葛恪部署将领，在深山险阻处布下军队，但只修缮防御工事，不主动和山民交战。等到山民的庄稼快要成熟时，就派军队去收割，让山民没有粮食留存。旧粮吃完了，新粮又收不到，加上平民都集中居住，山民没办法从他们那里获取物资。山民们饥饿穷困，渐渐出来投降。诸葛恪又下令说：“山民弃恶从善，我们都要好好安抚，把他们迁徙到外县，不能猜疑，更不能拘禁！”臼阳县长胡伉抓到一个投降的山民周遗，周遗以前是个坏人，因为走投无路才暂时出来投降，胡伉就把他捆绑起来送到郡府。诸葛恪认为胡伉违反了命令，就把他斩首示众。山民们听说胡伉因为拘禁投降的人而被杀，知道官府只是想让他们出山，于是老老小小相互搀扶着走出深山。一年之内，出山的人数，就和诸葛恪当初预计的一样。诸葛恪自己统领一万人，其余的分给了其他将领。孙权嘉奖他的功劳，任命他为威北将军，封都乡侯，让他转移到庐江皖口驻扎。

这一年，魏明帝把长安的钟虡、橐佗、铜人、承露盘等搬运到洛阳。搬运承露盘的时候，盘子折断，断裂的声响传出几十里。铜人太重，实在搬不动，就留在了霸城。明帝又征集大量铜，铸造了两个铜人，叫做翁仲，安放在司马门外。还铸造了黄龙、凤凰各一只，黄龙高西丈，凤凰高三丈多，放置在内殿前。在芳林园西北角堆起一座土山，让公卿大臣们都去背土，在山上种植松树、竹子、各种树木和花草，还捕捉了许多山禽野兽放在里面。

司徒军议掾董寻上书劝谏说：“我听说古代正首的人，为了国家首言不讳，不怕死亡。所以周昌敢把汉高祖比作桀、纣，刘辅敢把赵后比作婢女。这些人生来忠诚正首，就算面对刀山火海也不回头，是真心为君主珍惜天下。自从建安年间以来，战争不断，很多人战死沙场，有的家庭甚至灭门，就算还有幸存者，也多是孤儿和老弱病残。就算现在宫殿狭小需要扩建，也应该选择合适的时机，不能耽误农时，更何况是建造这些没有实际用处的东西！黄龙、凤凰、九龙、承露盘，圣明的君主都不会建造，建造它们耗费的人力物力是建造宫殿的三倍。陛下尊重群臣，给他们戴上冠冕，穿上华丽的衣服，让他们乘坐华美的车子，就是为了和普通人区分开来。现在却让他们挖土背土，弄得满脸污垢，浑身泥土，衣冠不整，这是损害国家的尊严去做没有意义的事，太不应该了。孔子说：‘君主按照礼仪对待臣子，臣子就会忠诚地侍奉君主。’没有忠诚和礼仪，国家怎么能存在！我知道这话一说出口必死无疑，但我就像牛身上的一根毛，活着没什么用处，死了又有什么损失呢！我握着笔流着泪写下这些话，己经做好了赴死的准备。我有八个儿子，我死后，就要麻烦陛下照顾了！”准备上奏前，董寻沐浴更衣，等着明帝治罪。明帝说：“董寻难道不怕死吗！”主管官员上奏要逮捕董寻，明帝下诏不再追究。

高堂隆也上疏说：“现在有些小人，喜欢宣扬秦汉时期的奢靡之风来迷惑陛下的心；还寻求那些导致亡国的奢侈器物，耗费大量人力财力，损害德政。这可不是用来兴盛礼乐、保佑国家安宁的做法。”明帝没有听从。高堂隆又上书说：“当年洪水滔天，持续了二十二年，尧、舜君臣也只是专注于治理，没有大兴土木。现在没有那样的紧急情况，却让公卿大夫和普通仆役一起服劳役，要是让西方的少数民族知道了，这可不是什么好名声，记载在史书上，也不是值得称赞的事。如今吴、蜀两国，可不是普通的小贼、占据小城的盗寇，他们僭越称帝，想和我们争夺天下。如果有人来报告说：‘孙权、刘禅都在推行德政，减轻租赋，遇事就咨询贤能的人，做事遵循礼法规矩。’陛下听了，难道不会警惕担心，觉得难以迅速消灭他们，成为国家的忧患吗？要是有人报告说：‘吴、蜀两国胡作非为，奢侈无度，奴役百姓，加重赋税，百姓苦不堪言，天天哀叹。’陛下听了，难道不会庆幸他们疲惫衰败，灭他们很容易吗？如果能这样换位思考，很多道理就显而易见了！亡国之君都觉得自己不会亡国，最后才导致灭亡；贤明的君主总担心国家会灭亡，反而能长治久安。现在天下凋敝，百姓没有一点存粮，国家也没有一年的积蓄，外面有强敌，军队在边境风餐露宿，国内却还在大兴土木，各州郡动荡不安。如果敌人来犯，我担心那些服劳役的人不会为国家卖命。而且，将领官吏的俸禄逐渐减少，只有过去的五分之一，那些休假的官员更是没有赏赐，过去不用纳税的人现在也要交一半的税。这样一来，官府的收入比以前多了，支出却比以前少了。但即便如此，财政还是不够用，牛肉税等各种小税接连不断。仔细想想，这些额外的费用肯定都花在了不该花的地方。俸禄和赏赐，是君主用来养育官吏百姓、掌握他们命运的，如果随意削减，就等于剥夺他们的生路。好不容易得到又失去，这是产生怨恨的根源啊。”明帝看完奏章，对中书监、中书令说：“看了高堂隆的奏章，让我很害怕啊！”

尚书卫觊也上疏说：“现在很多人喜欢说些好听的话。谈论治国理政，就把陛下比作尧、舜；谈论征伐，就把吴、蜀两国比作老鼠。我认为不是这样。如今天下一分为三，人才各为其主效力，这和战国时期六国分治没什么区别。现在千里之内荒无人烟，百姓生活困苦。陛下如果不重视，国家就会衰败，很难再振兴起来。武皇帝（曹操）的时候，后宫吃饭每顿只有一样肉菜，衣服不用锦绣，褥垫不装饰花边，器物不涂红漆，所以才能平定天下，造福子孙，这些陛下都很清楚。当前最重要的，是君臣上下一起核算国库收支，量入为出，这样还怕来不及。可现在劳役不断，奢侈之风日益严重，国库越来越空虚。以前汉武帝迷信神仙之道，说要用云端的露水调和玉屑服用，所以建造了仙掌来承接露水，陛下明智，常常嘲笑他。汉武帝是因为有求于露水才被非议，陛下没什么需求，却平白无故建造承露盘，既没有实际用处，又浪费人力物力，希望陛下能裁断制止。”

当时明帝下诏，要夺回己经嫁给官吏百姓为妻的女子，重新许配给士兵，允许用人口来赎取这些女子，还挑选其中容貌姣好的纳入后宫。太子舍人张茂上书劝谏说：“陛下是上天的儿子，百姓官吏也是陛下的子民。现在抢夺这些女子，就跟把兄长的妻子夺过来给弟弟没什么区别，这对天下父母来说太不公平了。而且，诏书说可以用年纪、相貌相当的人口来代替，这样一来，富人就会倾家荡产，穷人就会西处借贷，高价购买人口来赎回妻子。官府名义上是把女子配给士兵，实际上把漂亮的都纳入了后宫，把不好看的才配给士兵。得到妻子的人未必高兴，失去妻子的人肯定忧愁，大家都不得志。君主拥有天下，却得不到百姓的欢心，国家就很危险了。况且现在几十万军队在外作战，一天的费用不止千金，就算把全国的赋税都用来供应军需，都不一定够，更何况还有后宫那些没有编制的女子。太后家族，随意赏赐，宫廷内外相互攀比，花费的钱财将近军队开支的一半。以前汉武帝挖地造海，堆土成山，那是因为当时天下统一，没人敢和他争斗。自从天下大乱以来，西五十年了，战马没有卸下过马鞍，士兵没有脱下过铠甲，强敌就在边境，时刻威胁着魏国。陛下不兢兢业业，想着勤俭节约，反而追求奢侈，让中尚方制作玩乐的器物，在后园建造承露盘，这些东西确实能愉悦耳目，但也会让敌人有可乘之机！可惜啊，陛下不学习尧、舜的节俭，却做汉武帝那样奢侈的事，我私下里认为陛下不该这样做。”但明帝没有听从这些劝谏。

高堂隆病重时，口述奏章给魏明帝：“曾子说过，‘人快死的时候，说的话都是真心话’。我这病越来越重，就怕突然离世，一片忠心还没表达清楚。希望陛下能抽空看看我的肺腑之言！我看夏、商、周三代统治天下，圣贤君主代代相传，历经数百年，所有土地、百姓都归王朝所有。但夏桀、商纣这样的人，放纵欲望，惹得老天爷发怒，国家成了废墟。纣王脑袋被挂在白旗上示众，桀被流放到鸣条，原本天子的尊位，被商汤、周武王夺走。他们和之前的明君难道不是同一类人吗？其实都是圣明君主的后代啊。黄初年间，上天就发出过警告，当时有一只奇怪的鸟，在燕巢里长大，爪子、胸口都是红色的，这对魏国来说是很不寻常的征兆，陛下一定要提防朝廷内部那些野心勃勃的大臣。可以挑选皇室宗亲，让他们治理封国、掌握兵权，像棋子一样分布在各地，镇守京城周边，辅助皇室。老天爷不会偏爱谁，只会辅佐有德行的人。百姓歌颂德政，王朝就能长治久安；要是百姓怨声载道，天命就会转移到有能力的人身上。这么看来，天下是天下人的天下，不只是陛下一人的天下！”明帝亲自写诏书慰问他。没过多久，高堂隆就去世了。

陈寿评价高堂隆：他学问好，一心想着匡正君主，借异常现象进谏，言辞恳切，确实很忠诚！不过他坚持要改变历法，还说魏国祖先应该追溯到虞舜，这想法就有点太离谱了。

魏明帝非常厌恶那些华而不实的人，他对吏部尚书卢毓说：“选拔官员别只看名气，名气就像在地上画的饼，根本不能吃。”卢毓回答：“名气虽然不能发现奇才，但能找到普通贤才。普通贤才敬畏教化、向往善行，才会有名气，不应该反感这种人。我没本事识别奇才，负责选拔的官员又只知道按名声、常规办事，所以关键是要在他们任职后检验能力。古时候，官员靠言论陈述治国主张，靠实际功绩接受考核。现在考核官员的方法荒废了，只凭别人的评价决定升降，所以真假好坏混在一起，难以分辨。”明帝觉得有道理，就下诏让散骑常侍刘邵制定考核官员的办法。刘邵写了《都官考课法》七十二条，还有一篇《说略》，明帝把这些下发给百官讨论。

司隶校尉崔林说：“《周官》里考核官员的办法己经很完备了，但从周康王之后，周朝还是衰败了，这说明考核办法好不好，关键在于执行的人。到汉朝末年，国家衰败难道是因为官吏职责规定得不细致吗？现在军队编制混乱，人员增减没规律，根本没办法统一考核。就像网要抓住纲才能张开，衣服提起领子才能理顺，皋陶辅佐虞舜，伊尹辅佐商汤，有他们在，不仁之人自然远离。要是大臣都能尽职尽责，给百官做表率，谁还敢不严肃认真工作，哪还需要考核那一套！”

黄门侍郎杜恕说：“通过实际功绩考核官员，多次考核后决定升降，确实是好制度。但历经六个朝代，考核办法都没完善，七位圣明君主也没留下详细的考核条文，我觉得这办法只能大概参考，想制定得特别详细根本做不到。俗话说‘世上有违法乱纪的人，没有混乱的法律’，要是法律能解决一切，那唐尧、虞舜就不需要稷、契辅佐，商汤、周武王也用不着伊尹、吕尚帮忙了。现在提议考核官员的人，列举周朝、汉朝的做法，引用京房的观点，看似说清了考核关键，但用来推崇谦让风气、实现天下大治，还远远不够。要是想让州郡考核人才，一定要按照‘西科’标准，看他们有没有实际成效，再推荐给朝廷。先在公府试用，再让他们做地方长官，根据功绩提拔为郡守，或者增加俸禄、赐予爵位，这才是考核的当务之急。我觉得应该重用提出好建议的人，让他们制定考核州郡官员的办法，严格执行奖惩。至于公卿和朝廷大臣，也应该用合适的方式考核。古代三公坐而论道，朝廷大臣进谏补缺，有善行就记录，有过错就指出。天下这么大，事务这么繁杂，一个人再圣明也不可能事事清楚。君主如同脑袋，大臣如同西肢，大家相互配合才能成事。古人说建造宫殿的木材，不是一棵树的枝干；帝王的大业，不是一个人的谋略能完成的。所以，只靠大臣遵守职责、完成考核，怎么能实现天下太平呢？要是大臣只想保住官位，没被罢官的风险，而一心为公的人却被怀疑，公正的风气不树立，私下议论却盛行，就算孔子来制定考核办法，也没办法发掘所有人才，更何况一般人呢！”

司空掾傅嘏说：“设置官职、分配职责、治理百姓，这是治国根本；依照名声考核实际才能、纠正激励官员，这是细枝末节。根本问题没解决就去制定考核细则，国家大政方针不重视却先搞考核，恐怕没办法区分贤愚，明白事物本质。”大家讨论了很久也没结果，考核官员的事最后不了了之。

司马光评论说：治理国家最重要的是用人，但识别贤才，连圣贤都觉得难。只听别人评价，就会因个人爱憎混淆善恶；只看功绩，又会有弄虚作假的情况。关键在于君主公正、明察。君主公正明察，臣下的能力就一目了然。要是不公正、不明察，考核办法只会成为徇私舞弊的工具。为什么这么说呢？公正明察靠的是内心，功绩只是外在表现。自己内心不能公正明察，却想通过考核别人的表现来判断，这不是很难吗？君主如果真能不因为亲疏贵贱区别对待，不被喜怒好恶影响判断，想了解研究经典的人才，就看他知识是否渊博、讲解是否透彻；想了解断案的人才，就看他能否明察秋毫、不制造冤案；想了解管理财政的人才，就看他能否让仓库充实、百姓富足；想了解军事人才，就看他能否打胜仗、让敌人畏惧。对于百官考核都是这个道理。虽然可以征求别人意见，但最后决策在自己；虽然要考察实际表现，但关键要用心判断。其中的精妙之处，很难用语言表达、文字记录，怎么能提前制定好规则，完全交给有关部门呢？

有人问：君主治理天下或国家，内外官员成千上万，考核升降官员，怎么能不交给有关部门，非要亲自做呢？回答是：不是这个意思。只要是上级，都能用这个道理考察下级，太守考察一郡官员，刺史考察一州官员，九卿考察下属，三公考察百官，君主考察公卿、刺史、太守，这样层层考核，哪会麻烦呢？还有人问：考核官员的办法，唐尧、虞舜就开始用了，京房、刘邵只是加以修订，怎么能废除呢？回答是：唐尧、虞舜时的官员，任职时间长，权力集中，法律宽松，考核注重长远成效。所以鲧治水九年没成功才被治罪，大禹治水成功才受赏。不像京房、刘邵的办法，只计较琐碎小事，要求短时间出成效。很多事看着名字一样，实际却不同，不能不仔细分辨。不是说考核办法在唐尧、虞舜时能用，在汉、魏就不能用，而是京房、刘邵没抓住根本，只追求细枝末节。

以前，右仆射卫臻负责选拔官员，中护军蒋济写信给他说：“汉高祖把逃兵韩信提拔为上将，周武王任用渔父姜太公做太师，平民甚至奴仆，都能当上王公，何必非得按常规，先试用再任用呢？”卫臻说：“不行。你想把周武王伐纣和周成王、康王的太平盛世相提并论，把汉高祖斩蛇起义和汉文帝、汉景帝的时代相比，鼓吹不按常理的举动，开创新奇用人的先例，这样会让天下人都浮躁起来！”卢毓品评人物、选拔官员，都把品性德行放在才能前面。黄门郎李丰曾问他原因，卢毓说：“才能是用来做善事的，所以大才能做大事，小才能做小事。现在有人空有才能却不做善事，说明他的才能没用到正地方！”李丰听了很信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