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 2 章（第1页）

很快，我便请假，赶回了老家。万民和他的父亲已经在县城的汽车站等我了。万伯父，一个老实巴交的庄稼汉，此刻头发花白了许多，眼神呆滞，嘴唇哆嗦着，整个人像是一下子苍老了十岁。看到我，他浑浊的眼睛里才泛起一丝微光，嘴唇动了动，想说什么，最终只是化作一声沉重的叹息。万民则是一脸憔悴，眼窝深陷，显然是几天没合眼了。

我们没有太多的寒暄，时间紧迫，每一分每一秒都可能关系到万兵的治疗和后续的赔偿。我们在县城的火车站买了三张去西安的火车票。那个年代，从我们老家到山西大同，没有直达的火车，必须辗转几次。

重庆菜园坝火车站，一如既往地人声鼎沸，嘈杂不堪。南来北往的旅客，扛着大包小包的行李，脸上带着疲惫或是期待。我们三个，夹杂在熙熙攘攘的人群中，显得那么格格不入。我们没有期待，只有沉重和茫然。我们手里攥着的，不仅仅是几张薄薄的火车票，更是万兵的未来，一个家庭的希望。

踏上北上的火车，哐当哐当的铁轨撞击声，像是敲在我们每个人的心上。车厢里弥漫着各种气味，汗味、方便面味、劣质烟草味，还有小孩子的哭闹声。窗外的风景飞速倒退，从郁郁葱葱的南方丘陵，逐渐过渡到光秃秃的北方黄土高坡。

一路之上，万民和他父亲的心情都糟糕到了极点。万伯父大多数时候都沉默着，眼神空洞地望着窗外飞逝的景物，偶尔长长地叹一口气，那叹息声里充满了无奈和绝望。万民则显得焦躁不安，一会儿站起来在过道里来回踱步，一会儿又坐下，双手使劲地抓着自己的头发，嘴里不停地念叨着：“怎么办啊……这可怎么办啊……”

他们知道万兵的伤势有多严重，“可能要瘫痪”这五个字，像一把达摩克利斯之剑，悬在他们头顶。无论最终结果如何，对于万兵，对于这个家庭，都是凶多吉少。他们不敢奢望煤矿老板能承担起全部的责任，只敢“求”他开恩，尽可能多赔偿一点工伤待遇，让万兵的余生能长一点，能稍微好一点，不至于连基本的生活都无法保障。

而我，心里同样没底。我明白，在那个人生地不熟的异乡山西，在那些财大气粗、可能还有着复杂背景的煤矿老板面前，我们这几个从偏远农村来的“外乡人”，想要讨回一个公道，想要争取到合理的赔偿，将会是何等的困难。我们所谓的“合理期望”，在强大的现实面前，可能显得那么微不足道，甚至可笑。煤矿事故，在那个年代，似乎并不罕见，而矿工的权益保障，又往往是那么脆弱。我们能依靠什么？我们又能指望什么？我所谓的“有文化”、“见过世面”，在坚硬的现实和冰冷的利益面前，又能有多少分量？我甚至开始怀疑，我答应万民一起来，到底是帮了他，还是只是给了他一个虚无缥缈的希望，最后让他更加失望？

火车在西安站停靠，我们短暂地停留了几个小时，在车站附近随便吃了点东西，便又匆匆购票转乘去大同市的火车。西安的冬天，已经有了明显的寒意，但比起我们将要去的大同，似乎还算温和。

此次行程，异常漫长而艰辛。我们从重庆启程，沿着襄渝线北上，经过原达县（现在的达州市）、安康，进入陕西境内，抵达西安。然后从西安转乘陇海线、同蒲线，经过临汾、太原、忻州，一路颠簸，最终才抵达目的地——大同火车站。这还不算完，从大同火车站出来，我们还要转乘客运汽车，经过著名的云冈石窟，才能抵达左云县的燕子山镇。后来我们才知道，万兵出事的那个煤矿，其实并不在燕子山镇镇上，只是距离燕子山镇比较近，但行政区划上属于左云县管辖。

整个行程，跨越了大半个中国，直线距离就有约1700公里。在那个交通还不算十分发达的年代，这趟旅程耗费了我们将近三天两夜的时间。

由于时间太过久远，我已经记不清我们具体是哪一天的什么时候抵达大同火车站的了。大约是中午吧，或者是下午一两点钟？火车缓缓驶入站台，透过布满灰尘的车窗，我第一眼看到的，就是大同那标志性的天空，以及地上厚厚的积雪。

一下火车，一股凛冽的寒风夹杂着雪粒子扑面而来，像无数根小针扎在脸上，生疼。我下意识地裹紧了身上的外套，但那点微不足道的温暖，根本抵挡不住塞外冬天的威力。我立刻感到两只耳朵像是要被冻掉一样，火烧火燎地疼。更让我难受的是脚后跟，冰冷刺骨的寒意从脚底直冲上来，仿佛踩着两块冰。

我跺了跺脚，想让脚暖和一点，却感觉脚下传来一种异样的湿滑感。低头一看，我才发现，我那双穿了几年的旧皮鞋，鞋底不知什么时候已经裂开了一道长长的口子，雪水和融化的冰碴子正不断地往里渗。我居然一直都不知道！这双鞋，跟着我走南闯北，也算是立下了“汗马功劳”，没想到在这千里之外的大同，以这样一种方式“罢工”了。地上的寒气透过那道裂缝，毫无阻碍地直刺脚底，那种寒冷，是深入骨髓的。

我苦笑了一下，看着自己这双“开口笑”的皮鞋，再看看眼前这个白茫茫一片、寒气逼人的陌生城市，心里涌起一股说不出的酸楚和茫然。我们千里迢迢来到这里，为了一个素昧平生的年轻生命，为了一个几乎不可能实现的“索赔”愿望。我们能在这里做什么？我们能把万兵“带”回去吗？或者，我们只能带回一个残酷的现实和一笔冰冷的、可能远远无法弥补他所受伤害的“赔偿款”？

万伯父和万民显然也被这突如其来的严寒冻得够呛。万伯父裹紧了他那件深蓝色的旧棉袄，缩着脖子，牙齿都在微微打颤。万民则是一脸的焦急，顾不上寒冷，四处张望着，像是在寻找去燕子山镇的汽车。

“哥，我们……我们赶紧去汽车站吧，去燕子山镇！”万民的声音因为寒冷和急切而有些变调。

我点了点头，深吸了一口冰冷的空气，那空气呛得我喉咙生疼。“走，先去买票。”

我们拖着简单的行李，深一脚浅一脚地走在大同火车站冰冷的站台上，然后汇入熙熙攘攘的出站人群。每个人的脸上都带着旅途的疲惫和对寒冷的瑟缩。站前广场上，积雪被来来往往的人踩得脏兮兮的，变成了黑灰色的雪泥。远处的建筑物，也都笼罩在一片灰蒙蒙的色调中，显得压抑而肃穆。

这就是2002年冬天的大同，以它特有的方式，给我们这三个远道而来的不速之客，一个冰冷而沉重的“见面礼”。我们的索赔之路，就这样，在一双裂开的皮鞋和刺骨的寒风中，正式开始了。而我们当时谁也不知道，等待我们的，将会是怎样的艰难险阻，以及那个最终让我们所有人都感到无比沉重和悲哀的数字——6万元。一条年轻的，可能将要在轮椅上度过余生的生命，在某些人眼中，似乎就只值这个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