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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这一点，我倒并不像你那样认真。我认为笔名只是一个记号。读者决不会只看笔名而不看文章的。福克纳在写作《喧哗与愤激》之前，也曾写过几部通俗小说，浪费很多精力，企图迎合一般读者的趣味。等到他发现自己的才具并不属于流行作家那一派时，他发表了《喧哗与愤激》。结果赢得批评界的一致叫好，并荣获诺贝尔文学奖金。此外，当年的穆时英，也曾以同一个笔名同时发表两种风格绝然不同的小说：一种是通俗形式的《南北极》；一种是用感觉派手法撰写的《公墓》与《白金的女体塑像》。至于张天翼，早期也曾写过不少鸳鸯蝴蝶派小说。所以，《前卫文学》不应该坚持这一点。事实上，今天的香港文艺工作者几乎十九都曾写过商业化文字。我们应该重视作品本身所具的价值，不必斤斤于小节。

荷门瞪大眼睛望着我，似乎仍未被我说服。看样子，他不愿意撰写《潘金莲做包租婆》的人在《前卫文学》上发表文艺创作。

我的看法跟他不同。我认为重要的是作品本身。

不过，荷门既然有此成见，我也没有必要与他争辩。实际上，我之所以毅然答应为《前卫文学》写一个短篇创作，完全因为受了荷门那般傻劲的感染。他既然反对我用写通俗文字的笔名在《前卫文学》上发表作品，我也乐得趁此作罢。我已决心作一个文学领域上的逃兵，又何必再挤进去。于是我说：

——这些年来，为了生活，写过不少通俗文字，即使想认真写些东西，恐怕也会力不从心，与其糟蹋《前卫文学》的篇幅，不如藏拙。

荷门摇摇头说：

——我对你的创作能力有绝大的信心，问题是：我不赞成你用撰写《潘金莲做包租婆》的笔名来发表严肃的文艺创作。

——既然这样，就算了吧。

麦荷门用叹息解释一切。我向伙计要了一杯酒。逢到这种情形，只有酒才是真正的朋友。我们不再交谈，好像有意在沉默中寻找些什么。两杯下肚，麦荷门吩咐伙计埋单，说是要到印刷所去看看，先走了。我立刻感到一种无比的空虚，用眼对四周扫了一圈，茶客虽多，我却十分孤独。

忽然想起杨露。身上现款不多。走出“兰香阁”，到一家报馆去借支稿费。

主持人摇摇头，表示没有办法。我很生气，愤然离开那家报馆，去到另一家，借支两百元稿费，雇车去湾仔。

杨露见到我，说我在生气。我不加否认，杨露就夸耀自己的聪明。其实，她弄错了。她以为我在生她的气。

我邀她出去喝酒，她一口答应。

在一家东江菜馆吃盐煽鸡时，杨露仰起脖子，将半杯白兰地饮尽了。她的酒量并不太好，忽然酒兴那么浓，不会没有理由。我为她斟了半杯，她说：

——下个月一号起，我不做了。

——跳槽？

——不是。

——对蜡板生涯感到厌倦？

——不是。

——既然这样，为什么忽然有辍舞的念头？

——嫁人！

——谁？你的对象是谁？

——一个年轻的舞客，你没有见过。

这“年轻”两字犹如两枝箭，直射我心，又刺又痛。我举起酒杯，一口将酒喝尽，心乱似麻，只是不开口。杨露说我醉了。我摇摇头。杨露用纤细的食指点点我的脸颊，说我的面孔红得像舞台上的关老爷。我知道我很激动；但是杨露竞视作酒的反应，我难免不感到失望，因为杨露对我的感情全不了解。

——你家里的负担可不轻？辍舞后，他们的生活费由谁来负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