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又有两家报馆派人走来跟我接洽，要我为他们撰写《潘金莲做包租婆》以及《刁刘氏的世界》之类的黄色故事新编。我不想过分虐待自己，只好婉辞拒绝；但是他们将稿费提高到千字十五元，还讲了不少好话。

我的自尊已恢复，然而又极悲哀。我从十四岁开始从事严肃的文艺工作，编过纯文艺副刊，编过文艺丛书，又搞过颇具规模的出版社，出了一些五四以来的最优秀的文学作品。如今，来到香港后，为了生活，只好将二三十年来的努力全部放弃，开始用黄色文字去赚取骄傲。

我的内心充满了矛盾；感情极其复杂。一方面因为生活渐趋安定而庆幸；一方面却因强自放弃对文学的爱好而悲哀。

写黄色文字是毋需动什么脑筋的，不过，兴趣不在这上面，容易变成负担。

过年时，麦荷门没有跟我见面。当我接到旅居法国的一位老作家的来稿时，不得不亲自到麦家去找一次荷门。

这是一篇论文，以一位中国小说作者的立场研究“反小说派”的理论，写得非常精彩，实为近年少有的佳构。

麦荷门见到我，眼光里充满敌意。我知道我们之间已隔着感情上的铁丝网，暂时无法撤除。我将那位老作家撰的论文交给他，加匕这么几句：

——这是一篇有精辟见解的论文，对沙洛特、都亚苏诸人的“反小说派”作品加以审慎的批判。作者认为“反小说派”的主张写出人类的内在真实，是极有价值的看法。不过，在表现手法上，譬如主要人物没有姓名，用几何学的名称去描写风景等等，似乎仍在实验阶段。纵然如此，他们的“革命”也不是完全孤立的。我们仍可从他们的作品中找到乔也斯、纪德、福克纳、甚至沙特的影子。

说完这番话，将稿子递与麦荷门，荷门看见题目，又翻了一下。然后将稿件放在茶几上。

耐不住难堪的静默，我问：

——“创刊号”的稿件该发齐了吧？

——还差一两篇结实的论文，你现在拿来的这一篇，正是杂志最需要的。

——内容方面是否能够维持一定的水准？

——创作部分比较弱一些，几个短篇小说全不符理想。

——好的小说可遇不可求，只要不患“文艺幼稚病”，也会产生一点作用。

麦荷门似乎对《前卫文学》已不像先前那么起劲，说话时，口气冷得像冰。

（我应该走了，我想。）正欲告辞时，他提出这样一个询问：

——听别人说，你最近替四家报纸写黄色文字，有没有这回事？

——有的。

——这是害人的工作。

——我知道。

——既然知道，为什么还要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