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舒染看向郑组长:“我们报上去的百分之六十三,就意味着全师有成千上万个原本一字不识的人,现在达到了脱盲的标准。这个数字背后,是无数个从无到有的转变。”
她看着统计组每一位成员:“扫盲工作,在边疆,尤其是在牧区和偏远连队,它不是一项可以快速量产的政绩工程。它更像是在戈壁滩上种树,一锹一锹地挖坑,一棵一棵地浇水,进展缓慢,甚至随时可能因为一场风沙就前功尽弃。我们无法保证每一棵树都能成活,但我们呈报的数字,是那些已经扎下根、抽出芽的树苗。它们可能还很矮小,但它们活着,在长。它们需要一些时间和耐心。”
她最后拿起一份她自己手绘的标注着各教学点位置和进展的地图:“我们边疆域辽阔,情况复杂。有些地方成效显著,比如一些基础好的老连队;有些地方,就像红星岩,因为各种原因,步履维艰,甚至暂时停滞。我们不敢隐瞒困难,也从未停止努力。这份汇总数据,是我们基于现有条件下,能做到的最真实的统计。它可能不完美,但它代表了我们已经走过的路,和路上那些点点滴滴的变化。”
会议室里依旧是一片沉默。
郑组长拿起一份边缘卷曲的作业本看了很久。那上面,封皮上写着一个叫少数民族的名字,封皮里面用铅笔反复写着“我爱我的家乡,我爱我的祖国”。
就在这时,会议室的门被轻轻敲响了。
孙处长皱了皱眉,这个时候谁来打扰?他刚想说“等等”,舒染却开口道:“处长,可能是畜牧连那边送材料的人来了,我昨天让他们顺便带点东西过来。”
孙处长有些疑惑,但看到舒染平静的眼神,还是扬声道:“进来。”
门被推开,进来的不是连队的文书,而是一个身材结实的少数民族少年。他手里攥着一个笔记本,神情紧张。
是阿迪力。
统计组的人都有些意外地看着这个不速之客。
舒染走到阿迪力身边,对郑组长介绍道:“郑组长,这位是阿迪力,来自畜牧连附近的牧区,是我们启明小学最早的学生之一,也是我们扫盲工作的受益者。”
阿迪力悄悄吸了一口气,按照舒染之前悄悄嘱咐他的,走到会议桌前,先是对着各位领导鞠了一躬,然后举起了手中的笔记本。
“领导们……我是阿迪力。”他用清晰流利的汉语说道,声音因为紧张而有些发颤,但努力保持着镇定,“我以前,只懂放羊,汉字一个都不认识。”
他翻开笔记本,第一页是歪歪扭扭的“阿迪力”三个字,后面几页是简单的数字和“羊”、“马”、“草”等字样,笔迹幼稚。“舒老师教我写名字、认字。”
他继续往后翻,笔记本上的字迹逐渐变得工整了些,开始出现短句,夹杂着一些拼音和简笔画。“我知道学习有用的。慢慢的我能看懂连队的通知。”
然后,他翻到了最近几页,上面不再是简单的抄写,而是用条理清晰的文字,记录着一些牲畜的常见症状和对应的药物名称、用量,旁边还画着简单的示意图。
“现在,我跟着连队兽医站的刘技术员学习。”阿迪力的语气里带上了一丝骄傲,“能看懂药瓶子上的字。能帮忙记病历。刘技术员说我学得好,以后能当兽医。”
他合上笔记本,看着郑组长,眼神坚定:“学习让我不再是放羊娃。我能做更多事。我们牧区很多娃娃都想学。”
阿迪力的话,以及他手中那本记录着他从文盲到能协助兽医工作的笔记本,和他眼神里焕发出的光彩,比任何华丽的汇报都更有力量。
他就是一个活生生的因扫盲工作而改变了人生轨迹的例子。
舒染适时地开口:“郑组长,数据是冷的,但人是活的。阿迪力只是我们帮助的数千个扫盲对象中的一个。我觉得扫盲的意义,不仅仅在于让数字变得好看,更在于让千千万万个这样的孩子,有机会看到更广阔的世界,有能力创造更美好的生活。”
郑组长站起身,绕过会议桌走到阿迪力面前,拍了拍阿迪力的肩膀上,“好!好小子!”
“舒染同志,”郑组长的声音比刚才缓和了许多,“你举的这些例子很宝贵,比报表上的数字更有说服力。”
他环视了一下会议室,面向所有工作组人说:“我们搞统计,不是为了揪住数字上的小数点不放,归根结底,是要看这项工作,到底给群众带来了什么。昨天我们看到了一些困难,今天,我们也看到了这些困难背后具体人的努力和变化。”
他转而对孙处长说:“孙处长,你们的工作,有不足,有困难,但也有亮点有成效。特别是这种深入基层的做法值得肯定。扫盲工作,尤其是在边疆,急不得,但也慢不得。要的,就是这份扎实和耐心。”
孙处长悄悄舒了口气,连忙点头:“是,是,郑组长批评得对,我们一定改进,一定更加扎实!”
座谈会的后半程,气氛明显松弛下来。统计组开始更细致地询问一些具体教学方法和物资保障问题,舒染和孙处长一一作答。
会议结束时,郑组长特意走到舒染面前,看着她眼下的疲惫,语气缓和:“舒染同志,辛苦了。回去把你们这些原始记录,挑一些有代表性的,整理一份简要说明,附在汇报材料后面。我们要带回去研究。”
“是,郑组长。”舒染点头,心里那块悬着的巨石终于落下了一半。
她知道,这一关算是险险地过了。但统计组最终的结论如何,上面会怎样看待他们的工作,一切都还是未知数。
舒染走出会议室,午后的阳光有些刺眼。她下意识地望向师部大院门口的方向,空荡荡的。
第138章
统计组离开后的几天,师部表面恢复了平静,但暗地里的波澜并未停息。
关于统计组考察的评价,出现了几种截然不同的声音。有人认为舒染力挽狂澜,用扎实的原始资料打动了领导;也有人私下议论,说她不过是运气好,碰上个愿意听她卖惨的领导,红星岩那个烂摊子终究是硬伤。
这些风言风语,或多或少也传到了舒染耳朵里。她没什么反应,依旧每天埋首在办公室里,整理郑组长要的那些附带说明的原始资料。她写得很认真,每一份作业片段、每一条学习记录,都尽可能附上学员的简单情况和前后的变化对比。
她知道这些东西递上去,要么成为她工作扎实的铁证,要么就可能成为别人攻击她的把柄。她必须做到滴水不漏。
这天下午,她正在誊写一份说明,办公室的门被敲响了。
“请进。”
推门进来的是杨振华。他脸上带着温和笑容,手里拿着两瓶橘子罐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