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4章（第1页）
管仲为何被娼妓奉为保护神？
管仲为何被娼妓奉为保护神？
关于娼妓，在外国，可能起源于一些祭祀性的神庙。汉谟拉比时代巴比伦王国的神殿里有“圣妓”。“历史之父”希罗多德在《历史》中描写巴比伦神殿里的妓女说：“每一个当地的妇女在一生中必须去一次神殿，坐在那里，将她的身体交给一个陌生的男人……直到有一个男人将银币投在她的裙上，将她带出与他同卧，否则她不准回家……女人没有选择的权利，她一定要和第一个投给她钱的男人一同去。当她和他共卧，尽到了她对女神的职责后，她就可以回家。”地中海有个海岛叫塞浦路斯，在古代，这个岛上的女神庙里养着成群的“圣妓”，专供过客淫乐，当时的法律规定：女子不论愿意与否，只有在神庙中当过“圣妓”后才能出嫁。
在中国，《尚书》记载：尧的儿子丹朱“朋淫于家”。西汉刘向在《列女传》中说“夏桀既弃礼义，淫于妇人。求四方美女积之后宫，作烂漫之乐”。二者都类似于集体性淫乱。这些记载似乎说明娼妓在夏朝前后就已出现。有些人认为妓女源于商周时期的巫婆，称为“巫娼”。然而史书诸如《史记》以及甲骨文都没有女巫从事性工作的记载。很多研究者认为中国的妓女可能起源于奴隶主家庭所蓄养的家妓。清人袁枚在《随园诗话》中对妓女的起源有另一说：
有人问：“妓女始于何时？”余云：“三代以上，民衣食足而礼教明，焉得有妓女？唯春秋时，卫使妇人饮南宫万以酒，醉而缚之。此妇人当是妓女之滥觞。不然，焉有良家女而陪人饮酒乎？若管仲之女闾三百；越王使罢女为士缝纫，固其后焉者矣。”
妓女成为一种职业大概在西周或者晚些时候的春秋。《诗经·周南·汉广》：“汉有游女，不可求思。”司马迁《史记·货殖列传》中记载：“赵女郑姬，设形容，鸣琴，揄长袂，蹑利屣，目挑心招，出不远千里，不择老少者，奔富厚也。”这些“游女”、赵女郑姬妖艳妩媚，色艺双全，甚至不远千里从事性工作。当时也出现了一些军妓，越王勾践就用寡妇娱乐士兵。《越绝书》记载：“越王勾践输有过寡妇于山上，使士之忧思者游之，以娱其意。”
但是妓女这种职业真正开始合法是从管仲在齐国设立妓院开始，作为一种职业，正式得到了齐国政府的承认，具有了法律上的合法性。当时齐国不但经营妓院，而且对性工作者进行了有效的管理和保护，而主持这项工作的就是大名鼎鼎的管仲。
管仲帮助齐桓公进行了历史上著名的“管仲改革”，他使齐桓公成为“春秋第一霸”。
春秋是一个士的时代，士在当时是一个重要阶层，他们四方奔走，游说于诸侯之间。他们常年不回家，自然妓门成了他们的栖息之地，所以当时妓院很多，由于需求大，财富自然也集中于此种风花雪月之地，当时管仲要达到富国强兵的目的，需要财力上的支持。再加上当时的烟花之地存在一些混乱，有些嫖客事后打白条，妓女的安全感降低，她们需要一只看不见的强有力的手来安慰。同时，管仲为了纳天下贤才为齐国效力，以美色留住人才，因而有必要加强对妓院的管理。
于是管仲设立“女闾”，根据《周礼》的“五家为比，五比为闾”，那么一闾就是二十五家，总数就是17500家妓院。《东周策》说：“齐桓公宫中女市七，女闾七百。”这是国家经营妓院之始。而西方的国营妓院始于雅典政治改革家梭伦，他决定开设国营妓院受到群众的赞美，说这满足了许多青年男子的需求；并保护了良家妇女，使她们出门时免受一些壮年男子的追逐。梭伦改革是在公元前594年，他创设国家妓院大概也是在这一时期，而管仲相齐在周庄王十九年，即公元前685年，死于周襄王七年，即公元前645年，管仲创设国家妓院至少比梭伦早50年左右。当然，从道德上来说，这并不光荣。
管仲是大政治家，他创设国家妓院并不止是为淫乐而淫荡，他有他的政治经济目的。
首先，增加国家收入，置女市收男子钱入官，即后世所谓“花粉税”、“花粉捐”。清人褚学稼说：“管子治齐，置女闾七百，征其夜合之资，以充国用，此即花粉钱之始也。”
其次，缓解社会矛盾，一方面解决许多没有妻子的男子无处发泄性欲的苦恼，另一方面使大量女奴隶得以适当安置。《韩非子·外储》说：“桓公见民行年七十而无妻，以告管仲。对曰：‘臣闻上有积财，则民必匮乏；宫中有怨艾，则民有老而无妻者。’桓公曰：‘善。’令于宫中女子未尝御者出嫁之，乃令男子年二十而室，女子年十五而嫁。”这样一来，使社会上有些男子无妻的矛盾缓和了。同时桓公在称霸战争中俘获的女子和一些女奴隶，把她们安置在国家妓院中。
第三，吸引士阶层。这些常年游说在外所谓的士喜欢妇女和美酒，于是开设妓院达到了引进人才的目的。
最后，齐桓公好色，常常游乐于国家妓院“市”。《韩非子·外储说右上》说：“桓公之伯也，内事属鲍叔，外事属管仲，被发而御妇人，日游于市。”管仲设妓院也算是投其所好。
管仲设妓院后，诸侯国纷纷取经学习。一些诸侯国甚至利用妓女来控制他国，亡人之国，看来妓女的力量并不亚于十万雄兵。这样妓院遍地开花，并影响到后来的封建社会，妓院虽然不被主流文化所称颂，但是具备了默认的合法性；在私下场合，成为津津乐道的话题。这一切都要拜管仲所赐，他可能永远想不到，他会成为娼妓的保护神，或许这位保护神的面前香火鼎盛，因为他给了娼妓们前所未有的安慰和鼓励。
屈原自沉汨罗江有何难言之隐？
屈原自沉汨罗江有何难言之隐？
屈原是中国最伟大的浪漫主义诗人之一，也是我国已知最早的著名诗人和伟大的政治家。他在《诗经》的基础上，对楚国的民歌加以改进，创立了“楚辞”这种诗歌文体，也开创了“香草美人”的传统。《离骚》、《九章》、《九歌》、《天问》是屈原最主要的代表作。
早年屈原曾受楚怀王信任，任左徒、三闾大夫，常与怀王商议国事，参与法律的制定，主张彰明法度，举贤任能，改革政治，联齐抗秦。同时主持外交事务，主张楚国与齐国联合，共同抗衡秦国。在屈原努力下，楚国国力有所增强。但由于自身性格耿直加之他人谗言与排挤，屈原逐渐被楚怀王疏远。公元前305年，屈原反对楚怀王与秦国订立黄棘之盟，但是楚国还是彻底投入了秦的怀抱，使得屈原被楚怀王逐出郢都，流放到汉北。流放期间，屈原感到心中郁闷，开始文学创作。他的作品文字华丽，想象奇特，比喻新奇，内涵深刻，洋溢着对楚地楚风的眷恋和为民报国的热情，成为中国诗歌文学的起源之一。公元前278年，秦国大将白起挥兵南下，攻破了郢都，屈原在绝望和悲愤之下怀大石投汨罗江而死。传说当地百姓投下粽子喂鱼以防止屈原遗体被鱼所食，后来逐渐形成一种纪念仪式。以后每年的农历五月初五为端午节，人们吃粽子、划龙舟以纪念这位伟大的爱国诗人。
关于屈原自沉汨罗江的原因，历来有诸多说法，却都相差甚远，恐怕是因所选择的分析角度不同所致，总括起来看，主要有以下几种。
第一种说法是以身殉国。这一种说法，以清代学者王夫之和现代历史学家郭沫若为代表。他们认为屈原是楚国的贵族。先秦采用分封采邑制，周天子是天下共主，有血缘关系的亲戚就亲疏有别地分封到不同地方当诸侯，诸侯又按照同样的方式把国家分给不同的大夫。楚国和其他诸侯国有点不同，国君和周天子并没有直接的血缘关系，所以在其他诸侯只能称“公”、“侯”时，楚国国君就能自称为只有周天子才能使用的“王”的称号。楚国的君臣同样有这种关系，屈原和楚王同姓，所以他对楚王和楚国，不仅有一份大臣对国家的忠诚，也有一份难以割断的血脉亲情。王夫之在《楚辞通释》中认为，屈原所以写下著名的诗章《哀郢》，是由于哀叹郢都的陷落，宗庙社稷成为荒丘废墟，人民流离失所，楚顷襄王不能拼死抵抗秦军，楚国灭亡指日可待。据此，现代的屈赋研究者大都认为，屈原投江是因为秦军攻破楚国都城，屈原不忍亲眼目睹国家灭亡，故而投江殉国。郭沫若在《屈原考》中写道：“就在郢都被攻破的那一年，屈原写了一篇《哀郢》……他看不过国破家亡，百姓颠沛流离的苦状，才悲愤自杀的。”他在《伟大的爱国诗人—屈原》中写道：“屈原的自杀，事实上是殉国难。”
还有一种说法是屈原以死谏楚王。持此说的人认为屈原看到楚国“党人”横行，百姓看不到希望，朝中没有忠良之臣，国家没有抵御外敌的力量，楚国将面临亡国大祸。满怀救国大志的屈原却遭谗言而被流放，报国无门的他没办法身谏楚王，哀叹报国之志无法实现。绝望的屈原决心以死来震醒昏君。屈原在《离骚》篇末有“吾将从彭咸之居”。彭咸是殷朝有名的贤士大夫，他曾忠心劝谏国君，遭到漠视，最后愤然投水而死。由此看来屈原之死是“尸谏”，是向彭咸学习而来的。
最近，有人对屈原的死提出了新的看法，那就是，屈原并非死于自杀，而是被谋杀。屈原是一个具有浪漫主义理想的诗人，他写过大量的情诗，其中《湘夫人》是其中之一。
研究这篇文章，我们通过屈原谦卑的态度判断，“湘夫人”拥有很高的地位，而且超过了屈原本人，很可能是一个王室成员；“湘夫人”有着惊人的美貌；“湘夫人”是位已经出嫁的、受道德礼教制约的女人，她不能与屈原公开见面，而只能跑到荒郊野外与其秘密幽会。而标题“湘夫人”中的“湘”代表楚国，“夫人”就是妻子。对照王宫里的所有有身份的女人，符合“湘夫人”这四个特征的只有楚怀王的宠妃郑袖。
屈原与怀王宠妃的暖昧关系被怀王知道后，促使他以政治名义放逐屈原，使他再也无法与郑袖见面。公元前296年，楚怀王在秦国病逝，秦国把遗体送还了楚国，“楚人皆怜之，如悲亲戚”。楚人正式立太子为王，是为顷襄王。耐人寻味的是，心灰意冷的屈原闻听此讯后却禁不住的欢欣鼓舞、欣喜若狂。因为屈原相信他的老情人“湘夫人”会想尽办法说服顷襄王，让他重返京城，再握权柄。但是他没有想到的是，为防止屈原与郑袖的关系卷土重来，楚国王室遵照楚怀王的遗命，派人对屈原进行了捕杀。追杀事件的发生地就是今天的汨罗江，兵士们最终在江边抓住了屈原，将他刺杀后装进袋子，捆紧了之后绑上石块投入江心，演出了一幕残酷的历史悲剧。
而流传至今的赛龙舟和包粽子是不是也在暗示当时的追杀情景呢，用赛龙舟隐喻当时追杀屈原的激烈场面；用包粽子来隐喻屈原被投入江中的悲惨事实—糯米饭象征着屈原的肉体，粽叶象征着装他的袋子，粽丝象征着捆扎他的绳索；而把粽子投入水里，则象征着屈原被人淹死的真相。
当然屈原死于谋杀这一说法并没有切实的依据，只是一种猜测，但是谁又能说这种猜测不是历史的事实呢？
勾践“卧薪尝胆”是真是假？
勾践“卧薪尝胆”是真是假？
众所周知，在春秋时期的吴越争霸中曾有这样一个故事，越国在一次战争中被吴国打败，越王勾践被吴军围困于会稽山上，不得不向吴王夫差屈辱求和。从此，越国臣属于吴，受到吴国的控制，越王勾践还到吴国宫廷中服了3年的劳役，过着奴隶般的生活。勾践被吴王赦免归国以后，力图报仇雪耻。为了不忘亡国的痛楚，激励自己的斗志，他在屋中吊了一个苦胆，出来进去、起立坐下、吃饭睡觉时，都要尝一尝苦胆的味道；他疲倦了要休息时，不用床铺，不垫被褥，而是把硬柴叠起来睡在上面，以使自己的筋骨感到疼痛。经过这样十多年的磨炼，再加上各项措施的得力，越国终于灭了吴国。这就是“卧薪尝胆”的故事。然而关于越王勾践是否真的曾经卧薪尝胆，在史学界却是众说纷纭……
在浩繁的历史典籍中，《左传》和《国语》是现存最早的记载吴越争霸和勾践事迹的历史典籍，而且距当时的历史较近，其中记载的史实也较为可信，因而具有较高的参考价值。但在这两本史籍中，都没有讲到越王勾践卧薪尝胆的行为，西汉时期的史学家司马迁在《史记·越王勾践世家》中有这么一段话：“吴既赦越，越王勾践返国，乃苦身焦思，置胆于坐，坐卧即仰胆，饮食亦尝胆也。”司马迁的话是非常明确的，勾践确实有“尝胆”的行为。但“卧薪”呢？司马迁笔下的“苦身”是不是就是指的“卧薪”呢？司马迁并没有给出更为详细的交待。东汉时期，袁康、吴平作《越绝书》，赵晔作《吴越春秋》，这两本书虽然是专门记录关于春秋时期吴越两国的历史，但它们却只是以先秦历史为基础，又加上了小说家们的荒诞想象。《越绝书》中卧薪、尝胆都未提及；《吴越春秋》中的《勾践归国外传》，也仅说越王勾践“悬胆在户外，出入品尝，不绝于口”，而根本没有卧薪之事。由此看来，在西汉的《史记》中最早出现了越王尝胆一事；而在东汉时期的史料中还没有出现卧薪之事。
苏轼在《拟孙权答曹操书》中第一次把卧薪、尝胆这两个词连在一起用。但苏轼起草这封信时带有很强的游戏性，信中的内容与勾践无关，而是设想孙权在三国平分天下时曾“坐薪尝胆”。到南宋时期，吕祖谦在《左氏传说》中，曾谈及吴王夫差有“坐薪尝胆”之事。明朝张溥在《春秋列国论》中又说：“夫差即位，卧薪尝胆。”以后，马在《左传事纬》和《绎史》两书中，都把卧薪尝胆说成是吴王夫差的事情。与此同时，南宋的真德秀在《戊辰四月上殿奏札》、黄震在《古今纪要》和《黄氏日抄》两书中，又说越王勾践曾卧薪尝胆。到明朝末年，梁辰鱼写传奇剧本《浣纱记》，渲染了越王勾践的卧薪、尝胆二事。清朝初年，吴秉权编了一本简易通俗的史书《纲鉴易知录》，书中写道：“勾践反国，乃苦身焦思，卧薪尝胆。”不久，又刊刻了明末作家冯梦龙写的历史小说《东周列国志》，书中也多次提到勾践曾卧薪和尝胆。这样，越王勾践卧薪尝胆的故事，也就愈传愈广了。
有些学者认为勾践卧薪尝胆是历史事实，据东汉时期的史籍《吴越春秋》记载：“（越王勾践）苦身焦思，夜以继日，用蓼攻之以目卧”。蓼是一种很苦的菜。这样，《勾践归国外传》中的话，意思就十分明显了：那时勾践冥思苦虑，日夜操劳，眼睛十分疲倦，就想睡觉，即“目卧”，但他用“蓼薪”来刺激自己，以便能够忍耐克服，避免睡觉。“卧薪”、“尝胆”分别是让视觉和味觉感到苦。由此可知，后人把“卧薪”说成是在硬柴上睡觉，是曲解了《吴越春秋》的意思，因为“卧薪”是眼睛遭受折磨而不是身体遭受折磨。这种说法的结论是：尽管后人误解了这个词语的意思，但勾践确实有过“卧薪尝胆”的行为。这似乎与司马迁笔下的“苦身”之间存在若干联系。而关于勾践“卧薪”之说，却是今人误解了古人的记载，这里的“卧薪”并不是指躺在柴草上睡觉，而是用蓼草刺激自己的眼睛，使自己不至于犯困睡着，从这个意义上来说，“卧薪”也是存在的。
勾践有无卧薪尝胆，要做出精确的考证已经相当困难了，也许这并不重要，勾践坚忍不拔的精神才是我们中华民族在几千年的发展史上宝贵的精神财富，也是值得每一个中华儿女不断学习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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