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3章（第1页）
有意思的是，在我国的侗语中，有如下语词：女希─指花季少女；娲─如花一样漂亮；女娲─年轻漂亮的姑娘（有的地方发音为女画）；娲─，指未婚姑娘；耶娲─耶，指女性，耶娲，即漂亮的姑娘；娲─，指有情人的姑娘为，娲，即漂亮的情人。根据以上侗语语词分析，女娲当属“年轻漂亮的姑娘”。
“女娲”二字已用侗语作了解释。那么，“补天”二字又是什么意思呢？侗语称补为“噗”，噗补谐音，称厅堂为“天堂”，又称房顶为“务天”（也称务曼），可见，补天就是补天顶。那么这个天顶是什么样的？是木房的天顶还是砖房的天顶？显然都不是。伏羲女娲所处的时代是新石器时代的初期，距今数千年，人们还是以穴为居，当时还没有建木房的工具和技术，木房是后世炎帝创造的，故事也写的是“炼石补天”，而不是“拣木补天”，这就清楚地说明了她补的是洞穴的顶。
从《淮南子·览冥篇》中的描述，我们可以看到，先是一场森林大火灾，接踵而来的是一场大水灾，在如此“四极废，九州裂”的大灾大难之中，人们居住的洞穴出现漏洞是可想而知的，因此女娲补天，其实是填补洞穴顶上的漏洞。这样的解释就使得女娲补天的故事由神话传说走向了历史事实，我们可以设想：森林大火过后，暴露在地面上的石灰岩被烧成了白粉末。石灰岩本身是杂色的，加上掺杂其他一些岩石，故曰五彩石。那些在大火中煅烧而成的石灰，淋上雨水就成了泥浆，晒干后又结成硬板硬块。聪明的女娲从中得到启发，将石灰与芦苇草灰拌和用来填补漏洞，从此后便学会了烧石灰补漏洞的技术，为人类进步作出了卓越的贡献！
人们正是由于误解了“天”字的原意，才使女娲补天的故事在各个民族传说时不断被神化，在《竹书纪年》和《淮南子》中，女娲也成了上不着天，下不着地的神话人物，而后来的《太平御览》中又演变为女娲能够用泥创造人类了。历史因这一字之差而失衡。
“河图洛书”为何被称为千古奇书？
“河图洛书”为何被称为千古奇书？
河图与洛书是中国古代流传下来的两幅神秘图案，历来被认为是河洛文化的滥觞，中华文明的源头，被誉为“宇宙魔方”。相传，上古伏羲氏时，从黄河的水中跃出一匹龙马，龙马的背上显示着一幅有规则的图纹。伏羲得到这样的图，依据它创立了八卦，后为《周易》来源。洛书，指大禹在位的时候，从洛河的水中爬出一只大乌龟，大乌龟的背上显示出一幅有规则的图纹。大禹得到这样的图，依此治水成功，遂划天下为九州。又依此定九章大法，治理社会，流传下来收入《尚书》中，名《洪范》。《易·系辞上》说：“河出图，洛出书，圣人则之。”就是指这两件事。
由于历代皆认为它们是“龙马负之于身，神龟列之于背”，所以多少世纪以来，它一直披着神秘的外衣，但是，当我们审视、梳理河图洛书的历史踪迹之后，我们会发现河图洛书早在先秦西汉的典籍中就有文字记载。如《尚书·顾命》篇，该篇最早提出河图。记载周康王即位时，在东西两边厢房的陈设品中，西厢房有：赤刀、大训、弘璧、琬琰；在东边厢房有：大玉、夷玉、天球、河图。春秋战国时期，孔子周游列国，到处求官不得，在不得意时悲叹说：“凤鸟不至，河不出图，吾已矣夫！”《管子·小臣》讲：“昔人之受命者，龙龟假，河出图，洛出书，地出乘黄，今三祥未见有者。”以后，在汉代刘歆、孔安国、扬雄、班固等人的著作中也屡有提及。
尽管如此，对于河图洛书到底是个什么样子，各书上都没有明言。河图洛书在宋代初年才被发现。它们始传于宋代华山道士陈抟，他提出的图式叫做《龙图易》，讲到了龙图三变的说法，即一变为天地未合之数，二变为天地已合之数，三变为龙马负图之形，最后形成了河图洛书二个图式。但是，陈抟在龙图三变之后，没有提到河图洛书的名称。最早给这两幅图命名的是北宋易学家刘牧，他精研陈抟所传《龙图易》，著书《易数钩隐图》，将陈抟所称的龙图发展为河图、洛书两种图式，将九宫图称为河图，五行生成图称为洛书。认为这就是《周易》中记载的河图洛书。
河图上，排列成数阵的黑点和白点，蕴藏着无穷的奥秘；洛书上，纵、横、斜三条线上的三个数字，其和皆等于15，十分奇妙。除此之外，河图洛书还体现了许多让人瞠目结舌的数字图式关系。关于河图和洛书的关系，一般认为河图为体，洛书为用；河图主常，洛书主变；河图重合，洛书重分；方圆相藏，阴阳相抱，相互为用，不可分割。
对河图洛书的来源，“龙马负之于身，神龟列之于背”的神话传说当然不可信，但是神奇的河图洛书又确实存在，那么，河图洛书怎么产生的呢？
实际上，河图洛书体现了一种数学和天文学思想，早在原始社会，结绳记事昭示了人类数学文明的启蒙。在人类最初经历的原始社会，尽管生产力水平低下，但也存在着比较简单的社会生产、交换、分配和消费等社会生产活动过程。这些活动离不开数，可以想象，原始人要用数来清点劳动人数和计算劳动工具，要用数来记录农牧和渔猎的劳动成果，要用数来分配劳动产品，还要用数来交换剩余劳动产品，如此等等。否则原始社会的生产活动就不能顺利进行，生产力就不能向前发展。人类最初对数的认识就是在这种原始社会生产实践活动中产生并逐渐发展起来的。随着原始人对数的知识不断增加，必然会总结出最早的、最初级的数学规律。
而且，华夏先民在采集渔猎的旧石器时代，已经对暑来寒往、月缺月圆、太阳的光照、动植物的物候等自然规律，有了初步的认识。根据考古学与文献资料，大致可以推断至新石器时代的中期，我国先民就已经开始观察天象，测定方位，计算时间，划分季节了。在裴李岗、半坡等文化遗址中，住宅和墓穴都有一定的朝向，并已用太阳的光照，来估量植物播种、生长、成熟的季节。显然方位的确定对人们生产、生活都有重要意义。正是在这样的前提条件下，河图和洛书才应运而生。
最简单的规律往往也是最复杂的规律，虽然中外学者对河图洛书作了长期的探索研究，但是河图洛书仍有许多未解之谜等待我们进一步探索。河图洛书是先民心灵思维的结晶，是中国古代文明的第一个里程碑。《周易》和《洪范》两书，在中华文化发展史上有着重要的地位，在哲学、政治学、军事学、伦理学、美学、文学诸领域产生了深远影响，作为起源的河图洛书，功不可没。
人面鱼纹彩陶盆暗示了什么？
人面鱼纹彩陶盆暗示了什么？
陶器是原始社会人们创造的第一种日常生活用具，是人类进入新石器时代的一个重要标志。彩陶在实用基础上以其丰富多样的图案和纹饰具有了极其珍贵的审美价值，作为中国艺术的重要源头而倍受后世学者的推崇。在彩陶的众多纹饰中，有一种充满神秘感的特殊纹饰，至今人们仍不能理解其蕴藏的无穷内涵，那就是20世纪50年代出土于陕西西安半坡遗址的人面鱼纹彩陶盆。
这件彩陶盆，浅腹，底部接近平坦，陶盆内壁用黑彩描绘出由人面和鱼纹混合组成的图案，人头呈现圆形，两条弯眉又细又长，上面涂成黑色，眼睛是一条直线，鼻子呈现倒丁字形，嘴形是漏斗状的，头顶上还有一个高高的三角形发髻，嘴下面全部涂成黑色，在嘴的两边有鱼形的纹饰，更为奇特的是，在两耳旁边也各有一条鱼，鱼头和鱼身都呈三角形。图案整体显得古拙、简洁而又奇幻、怪异。我们的祖先为什么要绘制这一复杂的人面鱼纹图案？数十年来，专家们为此争论不休。
有人认为，此图反映了半坡人和鱼之间的密切关系和特殊的感情，是半坡氏族崇奉的图腾。半坡人在河谷阶地营建聚落，生活方式与渔猎密不可分，他们喜爱鱼、崇拜鱼，认为其氏族起源于鱼，故把鱼奉做自己氏族的图腾祖先加以崇拜，人与鱼组合画在一起，代表着人与鱼是不可分的，你中有我、我中有你，共生共存，能力“互渗”。此外，古籍记有人鱼互变的神话，《山海经》说颛顼死后复苏化身为鱼，变形的鱼纹很可能是代表人格化的独立神灵——鱼神。
曾有学者对国外部落和氏族鱼图腾进行过研究，发现在澳大利亚和南美等图腾比较发达的国家和地区，靠海和沿河而居的部落，大多数都是以鱼为图腾，或以鱼为主要图腾。当时半坡气候与这些地方类似，同时这里出土的实物也证明了其渔猎的发达程度，这样一来认为鱼是保护神或是祖先的说法有了依据。
但也有人持不同的看法，他们认为既然鱼作为祖先来加以祟拜，那么照理祖先是不能被猎杀的，然而，事实上在半坡遗址里出土了大量渔猎工具，这显然与先人们将之作为图腾崇拜是相矛盾的。
还有人认为，此图具有宗教祈福的作用。在远古时代，人们对自然万物充满了神秘感，因而产生了万物有灵的观念，在这样的观念下，原始巫术盛行。天文气象学家通过对孢粉和植被等情况的分析研究，发现当时的半坡气候状况较今天的半坡遗址更为温暖、湿润，附近湖沼密布，雨水丰盈，在这样的环境下鱼类是很繁盛的。人们在半坡出土物中也发现了大量渔猎工具，其中骨鱼杈21件，骨鱼钩9件，石网坠320件，可见当时的渔猎是非常发达的，在半坡人的生活中占据了重要地位，而鱼也成为半坡人的主要食物之一。
在这样的历史背景下，有人提出，人面鱼纹实际是巫师在进行巫术活动时所戴的一种面具，半坡人面鱼纹饰是戴着鱼形帽子的巫师形象，如果从这个角度来看，也是半坡人对鱼施加巫术影响所用的面具。原始人在渔猎活动中，通过巫师进行的巫术活动，可以使鱼自动地投入网中，细观人面鱼纹饰，表面的前额涂黑，还留出一块弯曲的空白，似乎还符合“阴胆脸”的形状，切合巫师的身份。
而考古发现似乎也在证明着这一观点：大多数绘有鱼纹的器物和陶片都出自于半坡氏族的祭祀区，仅见的几个完整恢复的陶盆皆发掘于“大脏土坑”，亦为祭祀重地。可见，被绘制人面鱼纹的陶器不是一般生活用具，而应该是有特殊用途的。因此，可以推测鱼纹有一定的宗教祭祀作用。
还有一种观点认为此图象征着生殖崇拜，该说认为是半坡人将鱼作为女阴的象征，实行生殖崇拜，以祈求人口的繁盛。这种论述，主要是以弗洛伊德的“原欲”理论为主要支撑，而非文献或实物。但是，弗氏“原欲”理论自身缺乏有效的实证性。而将一切都归因于“原欲”，贝壳、鱼纹皆成为生殖器的象征，也确实难以令人信服。同时，这种观点对鱼纹之间的差异性，尤其是在形式和色彩方面，无法进行合理的解释和深入的研究。
有人还提出了此图象征着天文历法的观点，这一观点将人面鱼纹盆的所有纹饰从天文历法角度进行了释读。学者们认为人面鱼纹盆上的网纹既与田猎、渔猎用的网有关，也象征星宿与雨季的关系。半坡文化时期，人们还没有认识到详细的天文历法，但是原始农业生产生活又必然直接受到春暖秋凉的季节规律的制约，所以，自然界气候的周期变化是原始人类最先认识的自然规律。而在天文历法之前，原始社会人们长期以动植物的变化作为参照以掌握季节的变化，这就是物候历法。所谓“物候”，是指生物的周期性现象与季节气候的关系，也指自然界非生物变化（如初霜、解冻等）与季节气候的关系。鱼被作为观察物候的对象，既有古文献的证据，也有现代民族学的证据，是具有普遍性的。《诗经·豳风·七月》和《礼记·月令》等先秦文献，都有依据鱼鸟花木以记时节月令的记述。所以这些学者认为：半坡人面鱼纹彩陶图案的来由可以解释为人们用平常所观察的物候对象作为彩陶纹饰。
当然除以上几种说法外，还有几种非主流说法，如权利象征说、摸鱼图说，以及磐儿出生图，等等，总之对于人面鱼纹饰包含的精神指向，到目前也没有一个统一的公认的答案，因而，人面鱼纹饰的真实涵义也就成为了学术界的一大未解之谜。但是，无论半坡人试图用它表达什么，人面鱼纹图案所蕴含的创造性和艺术性都是令人惊叹的。即使它只是原始人类为了美的感受而留在陶盆上的装饰，也让生活在今天的我们感受到了震撼。
三星堆文明埋葬了多少传奇？
三星堆文明埋葬了多少传奇？
1929年春季，位于广汉三星堆月亮湾的川西平原上，农民燕道诚祖孙三人在劳作时无意间发现了一个长方形的神秘土坑，坑内堆满了许许多多色彩斑斓的玉石器。里面有璧、璋、琮、圭、圈、钏、珠、斧、刀及玉石器半成品共400余件。1934年3月初，华西大学博物馆科学发掘队前来发掘遗址，由于时局动乱，发掘工作只进行了10天便告结束，共获得各种玉、石、陶器600多件。新中国成立后，考古工作者再次发掘，前后共出土了1000多件美妙绝伦的珍贵文物！
这横空出世的千余件大小青铜器、玉石器、象牙、贝艺、陶器和金器等，造型奇特惊人、内涵神秘莫测、工艺精妙绝伦，掀起了考古界、学术界新一轮对古蜀国历史文明的探索。而在这些出土文物中，有举世瞩目的四件重要文物——青铜神树、金杖、纵目青铜面具和青铜大立人。它们带来了一系列至今尚未彻底破解的谜：青铜神树神鸟因何弓枝折翅？金杖是如西方权杖那样象征着权威还是用于神巫法术的“魔杖”？巨大的青铜面具为何人所戴？青铜大立人像双手各自握成环状是何用意？……
像这样的关于三星堆出土文物的未解之谜数不胜数，其中，最广为世人关注的是，三星堆古蜀国文明何以产生、持续多久，为什么在达到其最高峰时突然从成都平原消亡？
三星堆出土的数量庞大的青铜面具、人像和动物，无论从造型还是从铸造技术上看，都不能归属于中原青铜器的任何一类；同时，这些青铜面具和人像均高鼻深目、颧面突出、阔嘴大耳，耳朵上还有穿孔，表情也似笑非笑、似怒非怒，不像蜀人倒像“老外”。所以，很多外国媒体猜测三星堆的古蜀人可能来自其他大陆，三星堆文明也可能是“外星人的杰作和遗迹”；也有学者根据三星堆出土的大量青铜器物主要是祭祀用品而基本上没有生活用品，断定古蜀国的原始宗教体系已比较完整；又根据那些青铜人像诡异的造型及金杖上神秘的符号和图案，与世界上著名的玛雅文化、古埃及文化非常接近，而推测三星堆文明是古西亚或古埃及，甚至玛雅文明杂交的成果；还有学者从三星堆出土的大量带有不同地域特征的祭祀用品推断，三星堆可能曾经是世界朝圣中心。此外，三星堆出土的大量海贝、象牙等文物，揭示了古蜀文化与古南亚文明的许多共有特征，据此，有学者断定，三星堆独特的文明是古蜀国通过“西南丝绸之路”与古印度、古南越等进行海外贸易及文化融合的结果……当然，这些只是限于猜测，并没有确实的证据。
那么神秘的三星堆古蜀国是怎样消失的？为何如此之多的礼器被深埋地下几千年呢？
关于古蜀国的灭亡，人们假想了种种原因，但都因证据不足始终停留在假设上……
有人说是因为水患，部分专家认为包括三星堆遗址在内的成都平原古城群均兴建于距今三四千年前。当时的气候处于全球性突变气候期，以持续性干燥，伴以突发性洪水为主要特征。成都平原古城群处在青藏高原与四川盆地两大地貌单元结合部，多条河流出山生成多个冲积扇平原，平原上的河流具有易徙的天然性质。三星堆遗址北临鸭子河，马牧河从域中穿过，因此有学者认为是洪水肆虐的结果。但考古学家并未在遗址中发现洪水留下的沉积层，使得这一说法似乎证据不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