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11章（第2页）

秦穆公任好是春秋五霸之一，他把自己的女儿嫁给了晋文公重耳，我们前面提到的另一位春秋霸主。可是，在秦穆公的时代，任好的女婿重耳把晋国治理得很强大，秦国被晋国死死地挡在函谷关、崤山以西，向东半步都困难。秦穆公不得已向西发展，消灭了很多戎人部落。连周天子都惊讶于秦国西进的胜利，赏赐秦穆公以金鼓，鼓励他在扩张周朝影响力方面的巨大贡献。不过，如果当时的周天子知道后来灭亡东周的正是强大起来的秦国，该做何感想呢？

秦穆公向西扩地千里，对于原本生活在那里的氐羌部落却是一场灾难。这些从事游牧、畜牧的部落迁徙性很强，为了躲避秦国的兵锋，开始四散奔逃。大批藏缅语系族群的氐羌先民沿着所谓的藏彝走廊南下到四川、云南等地。地理上的藏彝走廊“北连甘青黄土高原，南接云贵高原”。

基因研究发现，藏缅语系族群的南迁与以客家人为代表的汉人南迁的模式很像。南方藏缅语系族群的Y染色体基因与北方人群非常接近，这说明从父系的角度讲，南方藏缅语系族群的确来自北方地区。藏缅语系族群的线粒体DNA却与南方人群、北方人群都有很大的差别，是南方人群与北方人群的混合。从母系的角度讲，南方藏缅语系族群的女性祖先既有北方人群，也有南方人群。

不过，与汉人南迁不同的是，藏缅语系族群的南迁形成了许多族群，这可能是因为氐羌族群原本就很庞杂，不同部落之间在语言和文化上都有鲜明的差别，或者说，他们还没有完成族群的克里奥尔化，形成相对一致的语言和文化。所以，不同的部落分别南迁后，他们的文化面貌并不相同，最终演化成不同的族群。此外，相对来说，南迁的汉人群体在面对南方当地部落时有着较大的人口和技术优势，而南迁的藏缅语系族群在面对南方当地部落时，这种优势并不大，因此会受到南方部落较强的影响，不同的藏缅语系族群产生分化。

比如今天的彝族，从基因上看，不同地区的彝族群体差别是很大的，他们在语言、文化方面也有很多的分支。再如纳西族，不论是父系基因型还是母系基因型，都混合了相当多的南方人群基因，这说明纳西族祖先在南迁时，与南方当地部落有更多的通婚交融。

南迁藏缅语系族群混合南方人群基因的比例，还与他们的祖先进入南方的时间和周边部落的情况有关。

从历史上看，云南南部的哈尼族、拉祜族、基诺族以及湖南的土家族等藏缅语系族群，他们的祖先可能更早进入南方地区，而云南西北的傈僳族、怒族、普米族的祖先南迁比较晚。正好基因对比表明，云南南部和湖南的藏缅语系族群有比较高的南方人群基因比例，而云南西北的藏缅语系族群的南方人群基因比例较低。基因学与历史学很好地吻合在了一起。

更为有趣的是，从线粒体DNA上看，云南西北的藏缅语系族群更接近北方人群，而云南南部和湖南的藏缅语系族群更接近南方人群。这似乎暗示，氐羌族群在南迁的时候，最初可能是包括男性、女性在内的整个族群一同迁徙的，并不存在性别上的迁徙差别，迁徙队伍中男女比例接近。作为机动性很强的游牧和畜牧部落，氐羌族群的女性同样可以跟着大部队，赶着牛羊一起行进。相对来说，汉人这样的农耕族群在迁徙时，可能就存在性别上的迁徙差别，迁徙队伍中男多女少。

所以，比较晚近南迁的藏缅语系族群的母系基因来自北方人群的比例更高。随着与南方人群的长期融合，比较早南迁的藏缅语系族群的母系基因来自南方人群的比例越来越高。从婚配规律来说，女性更容易嫁入非本族群的社会中，流动性强，而男性要想融入非本族群的社会却很难，在族群间的流动性弱。这就造成了南迁藏缅语系族群在基因上也呈现出“南客女主”的面貌，只是过程与汉人南迁有所不同。

反过来讲，女性在各个族群间的流动性强，因此历史上也必然有很多藏缅语系族群的女性外嫁到南方当地族群中去，给当地族群的基因库中注入北方人群的基因。翻越一道道苍茫大山，蹚过一汪汪涟漪海子，藏缅语系族群的男女都遇到了自己的另一半。

千面百越

南方地区曾经是现代智人最早进入中国的区域，最晚在3万年前，我们的直系祖先就已经在南方的江河湖泊和崇山峻岭中栖居了。当农耕时代来临时，南方地区的先民最早驯化了水稻，猪和狗的驯化也主要是在南方地区进行的。当文化之光初照中华大地时，良渚文化如同一座高峰屹立在四五千年前的江浙地带。按照史家定义的“春秋五霸”的一个版本，继齐桓公、秦穆公和晋文公之后，第四霸主和第五霸主并非中原豪强，而是在南方江浙水乡崛起的吴王夫差和越王勾践。

所以，当古代汉人和氐羌族群开始南迁时，南方地区并不是中原史书中所描绘的蛮荒之地，而是有着自己一脉相承的悠久文化与漫长历史。比如南方地区的腹地湖南中部一带，一直流传着梅山文化，也就是蚩尤文化。相传这位与黄帝、炎帝上古大战的部落首领最终败退的地点就在那里的大熊山，炎黄的追兵赶到此处后，发现山岭险峻、野兽出没，恐怕中了埋伏，于是不再追杀蚩尤。按照古书的描绘，梅山地区生活着九黎、三苗以及他们的后裔。在两汉三国时期，湖南也有长沙蛮、武陵蛮活跃。

对南方地区不同历史时期、不同地区的各种族群来说，最具代表性的整体性族群名称，莫过于百越。百越族群最为有名的历史发生于越国，越王勾践卧薪尝胆击败了宿敌吴国，然后挥师北上，与中原齐、宋、晋、鲁会盟，成为春秋时期的最后一位霸主。

从历史上看，浙江、福建曾经是百越族群的政治中心，基因研究证实了史书的描述。在分子生物学家那里，百越族群有着自己独特的基因突变类型。根据突变基因在人群中的比例关系，他们发现，在现代汉族人群中，拥有百越突变基因最多的是上海人和浙江人，比例达到14左右。这显然是因为浙江曾经是越国的大本营，而很多现代上海人来自浙江。然后，比例由多到少依次是广东、安徽、湖北、辽宁、江苏、江西、湖南、河南……呈现出以浙江为中心，沿着海岸线附近扩散的特征。

据此我们可以猜测，在汉人南迁的过程中，南方地区拥有百越基因的一些族群融入了汉人社会，然后再随着汉人的走南闯北，走向了全国各地，特别是沿海地带。

但百越并非南方地区唯一的本地大族群，与之裂土分庭的另一个本地大族群是百濮。

从语言上看，百濮族群与南亚人群的关系密切。从地理上看，百濮族群也更多地分布在中国西南地区，靠近南亚。早在汉人族群和氐羌族群南下之前，百越与百濮就在南方比邻而居，两者之间必然发生融合的故事，虽然故事的剧情并不一定是以和平方式展开的。

从地理分布上看，百越更像是现代智人沿着海岸线北上时在东南沿海扎根的人群的后代，而百濮更像是现代智人沿着内陆北上时在西南的山川里居留的人群的后代。从现代智人迁徙路线来说，他们的确是分为沿海和内陆两条主线北上的。但是，我们要把这两条迁徙路线与百越、百濮族群的形成对应起来，跨度还是很大的，尤其是南方不同族群之间也有着复杂的交流和融合，就像北方汉人也是由来自四面八方的族群经过克里奥尔化后形成的那样。

也许我们能说的是，百越族群中可能更多地含有沿海迁徙的那批现代智人（“海岸暴走族”）的基因，而百濮族群中可能更多地含有内陆迁徙的那批现代智人的基因。

有一条线索值得深思，那就是在东北亚的一些现代人群中，居然也含有一些百越族群的基因。比如俄罗斯的布里亚特蒙古人中，竟然有30%以上带有源自百越的特殊基因，甚至日本人中也有少量比例的百越特殊基因存在。这当然不代表东北亚的一些人群以及一部分日本人是百越族群的后代，他们拥有共同的特殊基因，也许是因为他们都从现代智人中的“海岸暴走族”那里继承了相关基因，那批现代智人沿着海岸线抵达过日本，也抵达过东北亚。这条线索暗示我们，最初的百越族群有可能确实是“海岸暴走族”的后裔。

从历史、语言、文化等各方面分析，在南方地区的本地两强博弈中，百越更占上风。从基因表现上看，起源自百濮族群的那些人群中，较为强大的分支往往拥有更多百越族群的基因；相对弱势的分支，很少有或者没有百越族群的基因。比如一些东南亚地区的百濮族群的后裔分支，他们融入了不到10%的少量百越族群基因；像百濮族群后裔布朗族、佤族等分支，他们的人口规模较小，体内没有发现百越族群的基因。

另一条有趣的线索是，从语言上比较，百越族群和台湾少数民族的语言很接近，这暗示两者可能有着共同的祖先群体。

关于最早来到台湾的是什么人群，曾经有多种说法。第一种说法认为是2000年前琉球古人南迁而来，第二种说法认为是来自东南亚群岛上的古人，第三种说法认为应该是来自中国大陆的南方古人。

如果我们考虑到3万年前“海岸暴走族”出色的迁徙能力，说不定现代智人在进入中国境内的那段时期，他们就已经发现了台湾。只是这个猜测并没有考古学上的证据支持。好在台湾一些古代遗址中有古人遗骸出土，能够提取基因进行分析，现代台湾少数民族的基因也可以用于对比研究。根据基因的研究，上面那三种说法中，第三种说法也就是台湾古人来自中国南方的观点被证实了。

台湾的一些少数民族群体如邹人、雅美人和卑南人，都拥有一种特殊基因，这种基因广泛分布于中国大陆，包括几千年前的陶寺遗址中的古人体内，以及沿海地区的汉族群体、内陆地区的苗瑶群体，乃至西北地区的群体中。唯独在东南亚群体中没有发现这种基因。据估算，这种基因出现在距今2。6万年前的长江流域，应该是现代智人进入中国大陆后才突变产生的基因。这表明这部分台湾少数民族的祖先是从中国南方迁入台湾的，并不是直接从东南亚漂洋过海而来的。

今天的台湾少数民族中，很多都有和距今1800年前台南遗址出土的古人相同的基因，而这种基因在中国大陆的分布频率更高，在东南亚则较低，这同样佐证了早在1800年前的台湾古人就是其大陆祖先的后代，而且还不断繁衍，把自己的基因传给了今天的台湾少数民族。

1800年前甚至更早，正是百越族群在南方地区肆意攀登每一座山岭、走遍每一片山林的时代。古人向台湾的迁移应该有很多次，那些跨过台湾海峡的先民中，想必也会有百越族群成员的身影吧。

南国诗篇，铁血铸就

汉人族群和氐羌族群史诗般的南迁，用差不多千年的时光，彻底改变了古代中国经济、人口“北强南弱”的格局，到唐代后期，在北方遭受安史之乱的巨大打击时，南方在经济、人口方面已经不逊色于北方了。经历短暂的唐末五代的混乱，中华大地迎来宋朝，南方甚至已经开始领先于北方，不论是经济还是人口。比如根据北宋太平兴国五年（980年）的统计，南方的户数为387。4万，已经达到全国总户数的60%，实现了对北方的彻底反超，从此之后北方再也没能夺回人口的优势。

在战乱的威胁下，北方人口大量南迁，成为南方人口和经济快速增长的“第一推动力”。但是，如果南方本来就具备养活那么多人口的自然条件、增长潜力，为什么一定要等到一拨又一拨的北方族群南迁，才逐步实现了人口和经济的大发展呢？

学者们认为，答案在技术和物种上。北方农耕社会积累了先进的农耕技术和设备，这些技术和设备随着南迁人群被带到了南方，从而把南方原本的农耕潜力挖掘了出来。再加上宋朝时期从东南亚引入了高产的占城稻，优质的农作物品种让农民们如虎添翼。

这样的解释是比较合情合理的。只是如果我们从基因的线索重新审视南方崛起的现象，会有更加细节的甚至是稍有不同的解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