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18章（第2页）
但是，近来却有专家学者怀疑郑和下西洋船队中巨型“宝船”是否真的存在过。他们认为明永乐年间，朱棣施政办公的大殿—奉天殿（太和殿），是当时最大的木结构实体。其大小也不过宽63。96米，深37。20米，高35。05米。而大号宝船上仅船楼的面积就大大超过了它，从封建的宗法礼仪上讲，作为宦官的郑和乘坐似乎有僭越之嫌。而且郑和宝船的长宽比例不协调，“长44丈4尺，阔18丈”，长宽比大致为2。4666∶1，比例之小使“宝船”看上去简直就是一个方盒子。再次《天妃经》卷首插图显示郑和下西洋船队雄姿，图中的船型应当是下西洋主要船型，但却不是巨型宝船，巨型宝船既巨大，又重要，理应充当“主角”，为什么反而不被描绘呢？
肯定郑和船队有宝船的专家认为，在中国古代，宫殿的营造法式是有严格的等级界限，而舰船则被视为海上的移动城池，属于军事设施的一种，两者并不具备可比性。近年来在我国沿海地区陆续出土了一批宋、元、明时期的古船遗骸，其中有的古船经测算，其长宽比大致约为2。4∶1，虽然这些船的尺寸不能与宝船相比，但也证明了宋明时期我国的确存在一种“粗”腰身的船型。而且，经过对南京郑和造船厂的考古研究，发掘出一根约15米长的舵，和明史所述巨型宝船大小相符。至于《天妃经》卷首插图没有描绘巨型“宝船”之事，很可能在郑和下西洋的船队中，占主体地位的是普通型的“宝船”，于是画作对其描绘而不描绘少量的巨型“宝船”，这也有可能，而且伊本·白图泰（1304～1377年）游记中早已记录中国巨大的12张帆可载千人的海船，这也可作为12帆载千人的“宝船”的旁证。
永乐三年（1405年）六月十五日清晨，郑和率领当时世界上最庞大的船队，开始了首次出使西洋的远航，从此揭开了我国古代，也是世界外交、航海史上的光辉一页。
郑和航海，主要依据的海图是《针经图式》，此图是依据沿海船民的实际经验，结合当时的航海技术制作而成，用以指引航船的路程。可惜，这份宝贵的《针经图式》早已失传。但《郑和航海图》流传至今，此图共40幅，详细记载了从南京下关宝船厂出发，出长江口，沿苏、浙、闽、粤海岸航行，跨过南海及印度洋，抵达非洲东海岸的航线。这种航线，系借用罗盘，采用“更”、“托”、“针位”加以确定的。以60里为“更”，以“托”避礁浅，以“针位”取航道。航程中，需随时掌握航行几更可到某地；又必须沉绳海底，测量水深几托，探知何处有暗礁；还需根据针路，察明海岛的方位。《郑和航海图》中详细地描绘着航经各国的方位、航程之远近及航行之方向，对何处宜于停泊，哪里有礁石，什么地方有浅滩，都一一标明。这样，在海上航行也就无异于在陆地上走平道了。
郑和下西洋船队的每艘船上，均配有罗盘，由24名官兵掌管航船的方向，这种罗盘的精度很高，采用24个方向，各以天干地支与八卦五行命名，标记方位，这是当时最先进的航海技术。
在“宝船”、海图及罗盘针的配合下，郑和从永乐三年率领庞大船队首次出使西洋开始，在以后漫长的28年间，历经亚非30余国，涉10万余里，与各国建立了政治、经济、文化的联系，完成了七下西洋的伟大历史壮举。郑和在第7次下西洋时不幸于古里（今印度南部西海岸城市）病逝。郑和把毕生精力贡献于航海事业，是世界历史上杰出的航海家。
土木之变的罪魁祸首是谁？
土木之变的罪魁祸首是谁？
500多年前，在今河北省怀来县东的土木堡曾经发生过一场大战。这次战役的结果，使“一代国君”沦为“阶下之囚”，50万大军全军覆没。这就是历史上被称为“土木之变”的著名战役。而这场战争的惨败竟然源于一名太监的专权，这名太监就是明朝英宗时期的王振。
在中国历史上，宦官专权误国的悲剧几乎在每朝每代都上演过，明朝建国之初，太祖朱元璋吸取以往历朝历代宦官祸国的教训，在建国之初就对宦官作了种种限制，例如，规定不许宦官识字，不许兼任外臣，任职不许超过四品，并在宫门外立一铁牌，上书“内臣（宦官）不得干预政事，预者斩”。但是到了明宣德年间，这一规定却被打破，宫中正式设置了宦官学校“内书堂”，选一些聪明伶俐的小太监入堂读书，并派大学士任教。由此，许多宦官便在皇帝沉湎酒色玩乐之时，替皇帝批复奏章，日久成例，称为“批朱”。如此一来，宦官权势得到进一步扩大，明英宗时期就出现宦官王振专权的局面。
王振，明初蔚州（今河北蔚县）人，读过私塾，略通文书。本想通过应试进入仕途、飞黄腾达，但屡试不中，便也渐渐丧失信心。中举人、考进士这条荣身之路对他而言已经堵塞，也只有另作其他打算。据记载，王振因触犯刑律而被发配充军，正好赶上皇帝下诏“有子者许净身入内”，王振便自阉入宫。王振知道在宫中要出人头地就必须依附朝廷中举足轻重的靠山。后来他成功寻找到他的大靠山即太子朱祁镇。当时的史籍记载王振为人“狡黠”、善于揣摩别人心意。王振进宫后凭借灵敏的头脑获得宣宗皇帝的喜爱，宣宗皇帝很喜欢他，便任他为东宫局郎，服侍皇太子也就是后来的英宗皇帝，陪太子读书。这时的太子还是个小孩子，王振略施手段便让太子对他是既敬重又害怕，称他为“先生”。颇有心计的王振也深知自己陪读的孩子就是将来的大明皇帝，他除了表现严肃的一面外，还竭尽全力讨好太子，挖空心思地讨太子喜欢。本来小孩子就有很强的依赖性，朝夕相处使得太子与王振两人形影不离，关系十分密切。
宣宗在宣德十年（1435年）正月病死。太子朱祁镇继位，是为明英宗。英宗即位后，很自然要重用自己喜爱的人，王振凭借与英宗的亲密关系出任宦官中权力最大的司礼太监。王振控制朝政以后，不仅对内党同伐异，大耍淫威，对外也投机取巧，破坏边防，终于招致了瓦剌贵族的进犯。
明正统十四年（1449年）二月，蒙古族瓦剌部落首领也先遣使2000余人贡马，向明朝政府邀赏，由于王振不肯多给赏赐，并减去马价的五分之四，没能满足他们的要求，他们就制造衅端，分四路进犯明边境。也先进攻大同的一路，“兵锋甚锐，大同兵失利，塞外城堡，所至陷没”（《明史纪事本末》卷32《土木之变》）。大同参将吴浩战死于猫儿庄。大同前线的败报不断传到北京，明英宗朱祁镇在王振的煽惑与挟持下，准备亲征。
对此，诸大臣极力劝阻，但英宗还是听信了王振的蛊惑，决定亲征。经过两天仓卒的准备，王振挟持英宗率领50万大军从北京出发。这支庞大的军队出居庸关，至宣府（今河北宣化），八月到大同。一路上为狂风暴雨侵袭，兵士饱受饥冷，士气大减，前线又时有战败的消息传来，更使军中一片混乱。大同镇守郭敬把各地惨败真相秘告王振，王振慌了手脚，急令班师。王振的家乡蔚州（今河北蔚县）就在撤退的路上，他为了显示自己的威风，便邀皇帝“临幸”他的老家。大军刚刚出发，王振又后悔了，他想，50万人马经过蔚州，自己庄田里的庄稼不就全毁了吗？于是又下令改回原路。这样一来，也先部队赢得了时间，渐渐逼近明军。八月十三日，明军退到土木堡，次日，也先也追到，并迅速包围了土木堡。土木堡是一个没有水源的地方，50万饥渴交加的将士如入绝境。也先看到这种情况便佯作撤退，并派使者讲和。王振信以为真，急令移营就水。这时，瓦剌骑兵突然从四面八方杀来，明军顿时大乱，士兵丢盔弃甲、仓皇奔逃，自相践踏，死者不计其数。皇帝英宗只有下马盘膝坐以待俘，随行大臣大多战死，明军全军覆没。祸首王振早为将士们所切齿，乱军之中，护卫将军樊忠用铁锤把他捶死，并痛骂道：“我为天下诛此奸贼。”（《明史纪事本末》卷29）。
土木堡之变，英宗被俘，明朝50万军队差不多全部被歼，从征的100多名文臣武将几乎全部战死沙场。后来，明代宗朱祁钰对王振的府邸也进行了查抄。搜查的结果令新皇帝和大臣们瞠目结舌：总计有金银60余库，玉盘上百个，高达六七尺的珊瑚树20余株，马匹数万，其余珍宝不可胜计。
土木堡之变后仅仅一年，被俘的英宗就从蒙古回到了皇宫，后来又经过8年的密谋准备，发动了“夺门之变”推翻了景帝，又一次成为大明王朝的皇帝。但是明英宗却用木头雕刻成王振的模样供奉于智化寺。他又为王振精心修建了一座精忠祠，并命人撰写了一篇文辞华美的墓志铭，极力鼓吹王振的忠心。英宗的这些行为让我们颇为费解。如果说英宗以前处于年幼时期，不辨忠奸，那么土木堡之辱却还没有让他警醒，这其中又是什么样的原因呢？是历史给我们留下了错误的信息？回答这些问题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我们对被称为“英宗”的朱祁镇也只能用“昏庸”二字来概括了。
万贵妃独受恩宠的原因何在？
万贵妃独受恩宠的原因何在？
中国古代社会的婚配制度是一夫一妻多妾制，在婚配年龄上，中国自古以来都是“丈夫年长于妻子”这一模式占主流，即使妻子年纪稍大，一般也都只是在三五岁之间。若论起纳妾，那男人们更是非要挑选比自己年少许多的对象。然而在明朝的深宫大院里，曾经出现过完全相反的事情。一个比皇帝年长17岁的女人，高居专宠之位，甚至凌驾于皇后之上。这种忘年恋在民间尚且不多见，发生在后宫佳丽如云的皇帝身上更是奇闻。后世的史学家们对这一恋情见仁见智，有的说朱见深有严重的恋母情结，有的说万贵妃妖艳无比，具有超强的驾驭男人的能力……不管这一恋情是如何发生的，万贵妃集万千宠爱于一身确实是一个不争的事实。那么，万贵妃是如何做到这一点的呢？
万氏是青州诸城（今山东青州市一带）人，父亲万贵为县衙掾吏，犯法发配边疆，万氏4岁时被选入宫，做过明宣宗（宪宗之父）的宠妃孙太后的宫女，长大后侍奉太子朱见深，万氏虽比宪宗大17岁，但由于她机警，善于献媚讨好，因而深得这位小太子的喜欢，朱见深16岁继承帝位时，万氏已有35岁，但这位年轻的皇帝还是撇开世俗的眼光，将其留在身边，并对她宠爱有加，万氏也“不负帝意”，挖空心思地想一些奇招妙法讨这位尚未成熟的小丈夫的欢心。据史书记载，朱见深每次临幸万贵妃的宫闱之时，万氏总是穿上军装上前迎接，令朱见深笑逐颜开，好不开心。
宪宗一生都非常宠爱比自己大17岁的万贞儿。明朝文人沈德符在《万历野获篇》中对万贵妃所受的恩宠感慨道：“自古妃嫔承恩最晚、而最专最久者，未有如此。”那么，万贞儿为什么会得到宪宗的旷世恩宠呢？究其原因，主要有以下几种：
一是朱见深具有强烈的恋母情结。明宪宗朱见深，初名朱见浚。在他3岁的时候，父亲英宗朱祁镇在与蒙古瓦剌部的交战中被俘。他的叔父明代宗朱祁钰登基皇位。他被立为太子。但是，当他的叔父逐渐牢固地控制了政权之后，就改立了自己的儿子朱见济为太子，而废除了他的太子身份，改封为沂王。在他11岁时，父亲朱祁镇重新成了皇帝，他又成为了太子。这一年，他改名朱见深。在朱见深最艰难的日子里，万贞儿始终陪伴在他左右。由于古代主子和侍女之间的特殊关系，万贞儿在他心目中就有了多角色的朦胧的定位—母亲、姐姐兼情人。
二是万贞儿心计颇重。据《明史·后妃传》记载：万贞儿擅宠之后，醋意大发的吴皇后凭借优越的地位和超凡的自信指责万贞儿的过错，并亲手杖打了万贞儿，结果引起宪宗大怒。宪宗一怒之下下诏“废后”，并将吴皇后打入冷宫。《明史》里面对这件事是这样评价的：“宪宗年十六即位，妃已三十有五，机警，善迎帝意，遂谗废皇后吴氏。”一“迎”一“谗”，说明万贞儿心计颇深。之后上台的王皇后对她已是忌惮三分，只能忍气吞声。
三是万贞儿懂得宪宗在私生活方面的爱好。在明末清初查继佐撰写的《罪惟录》中，描述万贞儿“貌雄声巨，类男子”，可见万贞儿绝非是美女中的极品，连宪宗的母亲周太后也大惑不解地问儿子：“彼有何美，而承恩多？”宪宗答道：“臣有疝疾，非妃抚摩不安。”这话已经说得非常露骨了，万贞儿尽管不是美女，却有美女不可替代的好处。不过这一观点大多见于小说野史。
由于朱见深极其宠爱万贵妃，因此万贵妃飞扬跋扈，据《明史》记载万贵妃不仅“苛敛民财”，“糜费无算”。为了达到擅宠的目的，她还通过买通太监给怀孕的妃嫔灌药，迫使她们堕胎，但九密一疏，一个宫女纪氏被朱见深临幸后怀孕，万贵妃命太监张敏进药给纪氏，张敏感叹宪宗无子，动了恻隐之心，私自将堕胎药量减半，竟保住了孩子，后来朱见深父子相认，万贵妃极其恼怒。
朱见深父子相认后不久，一日，宪宗召纪氏宴饮。宴席中，纪氏忽然觉得腹痛，不得不中途返回永寿宫。万贵妃得知消息，立刻派太医去为纪氏诊治，但诊治后没多久，纪淑妃就暴薨了。对于纪淑妃的暴死，皇宫内外议论纷纷，有说是万贵妃下毒害死的，也有说是下毒未果后纪淑妃自知不免而自缢身亡的。总之，不管怎么说，万贵妃都是路人皆知的主谋。这时，离宪宗父子相认之时，仅仅才过了42天。大臣们都对皇子之母如此不明不白地死去而感到震惊，纷纷请求调查纪淑妃的死因。其实宪宗自己也疑心是万贵妃所为，为了避免使万贵妃受追究，他放弃了为纪氏申冤的想法，只是追封她为“恭恪庄僖淑妃”，隆重举殡而已。
太监张敏眼看宪宗皇帝对万贵妃的偏心包庇竟然已经到了这个地步，不禁对自己的结局也忧惧万分。为了不至于在万贵妃手里受活罪，他决定自尽。纪淑妃的丧礼刚过，张敏便吞金自尽了。这年十一月，在纪淑妃去世4个月之后，朱樘被立为太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