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7章（第3页）
那么昭君出塞的真实原因到底是怎样的呢？
《汉书》多次提到昭君，但均是一笔带过，如《汉书·元帝纪》诏曰“赐单于待诏掖庭王嫱为阏氏”，《汉书·匈奴传》载“元帝以后宫良家子王嫱字昭君赐单于”等。《后汉书·南匈奴传》则说：“昭君字嫱，南郡人。初，元帝时，以良家子选入掖庭。时呼韩邪来朝，帝敕以宫女五人赐之。昭君入宫数岁，不得见御，积悲怨，乃请掖庭令行。呼韩邪临辞大会，帝召五女以示之。昭君丰容靓饰，光明汉宫，顾影徘徊，竦动左右。帝见大惊，意欲留之，而难于失信，遂与匈奴。”《琴操》传为东汉蔡邕所著，其中也这样记述：“……积五六年，昭君心有怨旷，伪不饰形容。元帝每历后宫，疏略不过其处。后单于遣使者朝贺，元帝陈设倡乐，乃令后宫妆出。昭君旷恚日久，乃便修饰，善妆盛服，光辉而出，俱列坐……帝大惊，悔之，良久太息曰：‘朕已误矣!’遂以与之。”
以上记载离昭君出塞发生的时间较短，因此较为可信，从以上记载看得出，王昭君是主动要求出塞的，而她之所以甘愿远嫁匈奴的原因是“入宫数岁，不得见御，积悲怨”，也就是由于入宫很长时间了，却一直没有得到皇上召幸的机会，因而心生悲怨，于是决定出塞。这其中与画工没有任何关系。画工毛延寿的事情只是诗词、传奇、戏曲中的杜撰。
王昭君嫁给匈奴首领呼韩邪单于后，生了一个儿子，呼韩邪单于死后，又按照匈奴“父死，妻其后母”风俗，嫁给了呼韩邪单于的大儿子复株累单于雕陶莫皋，并生了两个女儿。王昭君的一生为联结汉朝与匈奴的友好关系作出了卓越的贡献，她的出塞下嫁使汉朝与匈奴归于和好，消弭了边塞战争达50年之久。
将同性恋进行到底的极品皇帝
将同性恋进行到底的极品皇帝
同性恋现象不是现时代的产物，在久远的古代就已经存在，在历代的帝王中，好女色者居多，但也有不少皇帝好男风，蓄养男宠。在汉朝皇帝中，“同性恋”是最为普遍的现象，从汉高祖刘邦开始，几乎每个皇帝都有同性恋对象，其中以汉哀帝为最。他将同性恋搞得认真而轰轰烈烈，达到了登峰造极的地步，将后宫佳丽冷落一旁，独宠董贤一人，成为奇谈。
董贤（前22年～前1年），字圣卿，云阳人，西汉御史董恭之子，董贤不仅眉清目秀，娇嫩得像个美女，就连言谈举止也十足像个女人，他“性柔和”、“善为媚”。初任太子舍人时，就与当时还是太子的刘欣相识。哀帝即位后，董贤因为太子舍人之故而官进侍郎。一天轮到董贤传报时辰，哀帝从殿中看见，还以为是个美貌的宫女打扮成男子模样。于是将他召入殿中，待问明了姓氏，发现竟是舍人董贤，便走近仔细端详，哀帝忽然发现，几年不见，董贤长的更加俊俏了，比那些六宫粉黛还要绝色，不禁大喜，立即拜董贤为黄门郎，命董贤随身侍候自己。自此，揭开了汉哀帝和董贤的同性恋序幕。
据传，哀帝刘欣非常宠爱董贤，他不但给董贤个人以高官厚禄，封他为大司马，《汉书·董贤传》载，汉哀帝在位期间，与董贤是出则同辇，入则同侍，卧则同眠不说，还情愿牺牲自己，把一些本应由皇帝享受的荣华富贵统统送给董贤，在皇宫北门为董贤修建了气势宏大的宫殿，为董贤制造的器具自己要亲自把关，奉养董贤的父母家人比三宫太后还要周到，连董家人上街买东西都要派使者跟着，把那些商人吓得避之犹恐不及。生前成天泡在一起还嫌不够，他还下令在义陵为董贤建筑一座与自己陵墓有墓道相通的豪华墓园，好让他死后也能与董贤长相守，他还半开玩笑半认真地对董贤说：“吾欲法尧禅舜，何如？”吓得大臣们目瞪口呆。这种只要“同性恋情”不要江山的畸形恋情在历史上实属罕见。
据说，一天哀帝早晨醒来，见董贤还睡着，哀帝欲将衣袖掣回，却又不忍惊动董贤。可是衣袖被董贤的身体压住，不能取出，待要仍然睡下，自己又有事不能待他醒来，一时性急，哀帝竟从床头拔出佩刀，将衣袖割断，然后悄悄出去。所以后人把嬖宠男色，称作“断袖癖”。当时宫女都加以效仿而割断一只衣袖。待董贤醒来，见身下压着哀帝的断袖，也感到哀帝的深情，从此越发柔媚，须臾不离帝侧。但汉哀帝想起董贤家中也有妻子，为服侍他不能回家团聚。哀帝便让他回去与妻欢聚，说了三四次，董贤终不愿回去。哀帝很过意不去，特破例让董贤妻名隶宫籍，入宿直庐。家眷移入宫中居住，这样可以与董贤时刻见面。
董贤有一个妹妹，还未嫁人，面貌与董贤相似，于是他将妹妹也送进宫侍奉汉哀帝。汉哀帝非常高兴，第二天封董氏为昭仪，位仅次于皇后。皇后的宫殿称“椒房”，董昭仪所居处特赐号“椒风”，表示与皇后名号相等。董贤的妻子美艳非常，她名隶宫籍后，出入宫禁，被哀帝看见。哀帝不禁心动，令她与董贤同侍左右。从此与妻妹二人，轮流值宿。俗语称作“和窠爵”。
为了使董贤能够开开心心地侍奉自己，哀帝还利用自己的特权，尽可能地照应董贤的家人，封董贤的父亲为霸陵令，迁光禄大夫；就连董贤妻子的家人亦获任官职；甚至连董贤家的僮仆也受到哀帝不同程度的赏赐。这可真是“一人得道，鸡犬升天”。
由于爱得深，哀帝在封赏董贤和其家人时，全不顾其他大臣的劝谏和反对，一意孤行，执金吾毋将隆上书请求皇帝别把皇家武库的兵器往董贤家送，结果被贬了官。有一个叫鲍宣的当朝大儒弹劾哀帝宠幸董贤，被判了剃发带刑服役。还有一些人因为劝谏哀帝不该过度贵宠董贤而丢了性命。
最可悲的是丞相王嘉，他上密奏，列举哀帝对董贤的种种骄宠无度，并以邓通、韩嫣骄横过度而最终丧生为例，劝诫哀帝要节制对董贤的宠爱，以保全他的生命，不要因为爱他反而害了他。这本是一片忠心，谁知这下却把汉哀帝得罪了。时隔不久，他又将哀帝假托傅太后的遗诏要他们增加董贤采邑二千户的诏书封起退回，这回彻底把汉哀帝惹火了，孔光等一帮大臣也乘势起哄以“嘉迷国罔上，不道，请谒者召嘉诣廷尉诏狱”弹劾他，哀帝把王嘉关押在监狱折辱二十余天，王嘉终因不进饮食吐血而死。
西汉在汉哀帝和一个没有能力的董贤的统治下国势更加衰弱。元寿二年六月，26岁的哀帝因纵欲过度，突然病死，董贤失去了靠山。汉平帝元始元年（1年），外戚王莽以太后名义把董贤赶出皇宫，又以董贤年轻为由，罢去他的大司马官职，董贤知道自己已经是大祸临头，便于当天与妻子一同自尽，年仅22岁。董贤死后，王莽疑心其假死，命人开棺验尸，并没收其全部财产，将家属全部充军流放。
记住，蔡伦是改进造纸术不是造纸
记住，蔡伦是改进造纸术不是造纸
造纸术是我国四大发明之一，在纸出现以前，人类曾经使用过许多材料来写字记事。最初是把文字刻在龟甲或兽骨上，叫做甲骨文。商周时代，人们又把文字铸在青铜器上，或者刻在石头上，叫做钟鼎文、石鼓文。到了春秋末期，人们开始使用新的书写记事材料，叫做“简牍”，“简”就是竹片，“牍”就是木片。把文字写在竹片、木片上，十分便捷，可是连篇累牍，十分笨重。当时，也有用绢帛作书写材料的，但绢帛价格昂贵，一般人用不起。根据《后汉书·蔡伦传》记载：“自古书契，多编以竹简；其用缣帛者，谐之为纸。缣贵而简重，并不便于人。伦乃造意，用树肤、麻头及敝布、鱼网以为纸。”由于《后汉书》作者对这一事件的记录非常明确，而且《后汉书》在当时和历史上都具有重要意义和地位，所以在没有其他历史文献为证的情况下，后人认定，是东汉蔡伦发明了造纸术。
但是有学者却根据史籍记载和考古发现认为，早在西汉初期，纸在我国就已经出现。从历史记载来看，《三辅旧事》上曾说：卫太子刘据鼻子很大，汉武帝不喜欢他。江充给他出了个主意，教他再去见武帝时“当持纸蔽其鼻”。太子听从了江充的话，用纸将鼻子掩盖住，进宫去见武帝。汉武帝大怒。此事发生在公元前91年。又如《汉书·赵皇后传》记载：汉武帝宠妃赵飞燕的妹妹赵昭仪要害死后宫女官曹伟能，就派人送去毒药和一封“赫蹄书”，逼曹伟能自杀。据东汉人应劭解释，“赫蹄”即“薄小纸也”（后来称为丝棉纸）。再如《后汉书·贾逵传》说，公元76年汉章帝令贾逵选二十人教以《左氏传》，并“给简、纸经传各一通”。以上有关纸的文献记载，都早于公元105年，即蔡伦向汉和帝献纸那一年。
从考古发现来看，首先是1933年，考古学家在新疆罗布泊汉代烽燧遗址上发现了一片古纸，这是一片麻纸，长约40厘米，宽约100厘米，纸面可清晰见到麻，在同一遗址中还发现有汉元帝元年（前48年）的木简，因此，该纸当为西汉时期的文物，比“蔡伦造纸”的公元105年早了一个半世纪。
其后是1957年，在西安市东郊的灞桥再次出土了比新疆罗布泊的纸还要早约一个世纪的西汉初期的古纸，而且有数十张之多，经研究和化验分析，确认此灞桥纸主要由大麻和少量苎麻的纤维所制成。在这之后，1973年在甘肃居延汉代金关遗址，1978年在陕西扶风中颜村汉代窖藏中，也分别出土了西汉时的麻纸。再后是1986年，在甘肃天水市附近的放马滩古墓葬中，出土了西汉初年文、景二帝时期（前179～前141年）的绘有地图的麻纸，与以往考古发现不同的是，这次出土的古纸质量较好，纸面平整光滑，质地薄而软，上面还有用细墨线绘制的山川、河流、道路等图形。1990年，在敦煌甜水井西汉邮驿遗址中发掘出了多张麻纸，其中3张纸上还书写有文字。2002年，甘肃敦煌悬泉置遗址出土了200多片纸文书残片和麻纸，成为目前中国考古发掘中发现古纸最多的地方。根据同时出土的简牍和地层分析，这些古纸的年代从西汉武帝、昭帝及宣、元、成帝至东汉初到西晋都有。古纸的颜色和质地也非常之多，有黑色厚、黑色薄、褐色厚、白色薄、黄色厚等8种。从残留在纸面上的残渣看，这些古纸主要用麻织物和很细的丝织物制作，用于书写文件、信件及包裹物品。此次敦煌出土古纸的数量之大、品种之繁多、时代跨度之久，在中国考古发掘中尚属首次。这些古纸的发现有力地印证了蔡伦不是造纸术的发明人。
另一种意见则坚持认为，蔡伦是我国造纸术的发明者，从史籍记载来看：《后汉书》有关蔡伦造纸的记载主要取自刘珍的《东观汉记》。刘珍和蔡伦是同时代的人，应为可信；王隐在《晋书》中记载“蔡伦以故布捣作纸”；晋人张华在《博物志》中说“蔡伦煮树皮以造纸”；东汉人桑钦在《水经》中称蔡伦“捣故渔网为纸”；《后汉书集解》引用了《晋书》版本之一称“蔡伦捣故布、渔网抄作纸”。
而且根据东汉麻纸的质量所做的模拟实验表明，造出这样的纸来至少要经过浸湿、切碎、浸灰水、蒸煮、洗涤、舂捣、再洗涤、打槽、抄纸、晒纸、揭纸等十多道工艺流程，如果用渔网等作原料，还必须有碱液蒸煮这样加强对纤维的腐蚀度和净化度的工序，这正是后世的化学制浆技术的滥觞。蔡伦之前的纸张并没有经过这些制纸的严格过程，十分粗糙，充其量不过是纸的雏形，并不是真正意义上的纸，而且也没有大规模应用。蔡伦及其工匠们在前人漂絮和制造雏形纸的基础上总结提高，从原料和工艺上把纸的生产抽调到一个独立行业的阶段，用于书写。诚然，“蔡伦纸”不会是蔡伦一手制作，但没有他的“造意”，单凭尚方工匠也制造不出这种植物纤维纸来。因此，即使在雏形纸出土的今天，把蔡伦评价为我国造纸术的发明者或代表人物仍然是正确的，是有充分历史根据的。
其实，不论蔡伦是造纸术的发明者，还是造纸术的改良者，他对历史的贡献都是不容置疑的，蔡伦的造纸术（又称“蔡侯纸”），是书写材料的一次革命，用这种方式造出来的纸便于携带，取材广泛不拘泥，推动了中国、阿拉伯、欧洲乃至整个世界的文化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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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元168年，汉桓帝去世，刘宏即位，为汉灵帝。汉灵帝是中国历史上一位极为荒淫的皇帝，他17岁亲政时，对政事一窍不通。他把大权委任给亲信宦官和母亲董太后，自己专心变着花样玩乐，贪图享受，生活很是荒淫奢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