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96章（第2页）
更始二年五月，更始帝派遣使者找到刘秀，封他为萧王，令他立刻带领诸将返回长安。河北这边不需要操心，他已经任命了幽州牧和上谷、渔阳太守，即将走马上任。
刘秀笑纳了萧王的封号，却托词说河北远未平定，就先不返回长安了，后来甚至击杀了更始帝派来的幽州牧和上谷、渔阳太守，公开和更始帝决裂。刘秀敢这么做，是因为更始二年以后，樊崇等人带着没有封国的满腔怨气返回了赤眉，很快就背叛更始帝，并在秋天开始攻打更始军。更始帝已经顾不上河北了。
天下仿佛重演了两年前王莽灭亡前的格局。
更始二年冬，赤眉军攻破更始帝最初的据点宛城，逼近关中，更始帝大惊。关中的吏民逐渐发现，更始帝入长安后，贪图享乐，政绩平平，没有建立起有效的统治，因而未必是天命所属的帝王。
更始三年正月，隗嚣的前任军师方望不甘寂寞，观察天象，认为天命在汉末的刘婴，就跑到长安找到了刘婴。此时的刘婴像一颗弃子，无人在意，方望却如获至宝，将他带到临泾3，汇集了几千人，立刘婴为天子。
更始帝一看自己后方出了这么大动静，立刻派人攻打，将刘婴、方望杀死，击杀刘婴的人里面，竟然就有西汉末代舂陵侯刘敞的儿子刘祉。方望的弟弟方阳逃奔赤眉军。刘婴在婴儿时被立为西汉的皇太子，幼童时禅位给王莽，青少年被软禁在长安，刚放出来没几年就这样死了。
但更始帝的命运也渐渐暗淡，到更始三年三月，赤眉军已经入关并连续击败更始军，打到了长安城外。在赤眉军的压力下，更始政权发生内乱。申屠建、原平林军陈牧被更始帝所杀。隗嚣险些被杀，趁乱逃回天水。原绿林兵王匡则投降赤眉，与赤眉合兵后攻打长安，更始三年六月，方阳因为更始帝杀了兄长方望，因此力劝赤眉军尽快立一个皇帝以号令天下，攻灭更始。于是赤眉在郑县4立西汉城阳景王的后裔刘盆子为皇帝，改元建世，这支从渤海海滨一直游荡到长安的流民集团，至此总算有了一些政治意识。当时在齐地，祭祀城阳景王是很兴盛的民间信仰，换言之，赤眉的这种政治意识仍然包含了相当程度的宗教因素，并不纯粹。
同在这个月，31岁的刘秀在鄗5即位，改元建武。在祭天大典的祝文里，刘秀郑重向上天表达了图谶的微言大义：
谶记曰：刘秀发兵捕不道，卯金修德为天子。
如同王莽对符命的笃信，刘秀也相信自己的天命依托于图谶。大业初定，刘秀向洛阳行进，专心巩固基础，对长安内外绿林兵和赤眉军的火并坐山观虎斗，伺机收取渔翁之利。
九月，赤眉攻破长安，与此同时更始帝的洛阳守将归顺刘秀；十月，更始帝向赤眉军投降，刘秀则定都洛阳。赤眉入主长安，数十万曾经的关东流民住在当时世界上最大的城市里，法纪迅速败坏，他们烧毁宫殿，抢劫市民，发掘帝陵，据说还侮辱吕后遗体。长安被破坏殆尽，几乎沦为废墟。三辅随即发生饥荒，“人相食，城郭皆空，白骨蔽野”6。即使在皇宫里，掖庭的宫女、祭祠的乐伎也大批饿死。赤眉军严重缺乏政治能力，无力建立有效统治的后果最终由普通人所承担。
与之相似，王莽的失败也是缺乏政治能力，无力应付危局。所不同的是，王莽所面临的危局是他自己再造的。班固在《汉书》中为王莽作的虽然是“传”，但实际上就是帝王本纪，在最后的赞词里，班固曰：
昔秦燔《诗》《书》以立私议，莽诵六艺以文奸言，同归殊途，俱用灭亡。7
将王莽与始皇帝并列，指出其殊途同归，实属慧眼，当然原因并不局限于焚《诗》《书》、诵“六艺”之类。千载之下，回眸来观，王莽之败，源于他再造了一个秦皇汉武所面临的危局。
秦皇汉武，在今天是一个无比辉煌灿烂的名词，近乎盛世，这是因为，古代的“天下”已经演进为今天的“民族国家”，秦皇汉武对于塑造当代民族国家的意识形态具有无可替代的重要作用。但若回到当时，秦皇汉武之局实属危局。秦朝无盛世，汉朝的盛世在文景和昭宣，恰好跨过汉武帝。对编户齐民来说，秦皇汉武的时代是严刑酷法、税务繁重、徭役多如牛毛、战争频发，但民生不被重视的格局。
王莽凭着对儒家理想的坚定承诺而受禅为帝，得到海内民众的支持，但即位后的政策，无论怎样花样百出，祥瑞迭现，概括来说就是三个结果：
第一，王莽改制没有成功。特别是王田制、私属制，都是旨在实质性缓解社会矛盾、消除贫富分化的改制措施，但却是最早宣告失败的措施，意味着国家与拥有大量土地的豪族博弈的失败。与此同时，一些无关实际、锦上添花的改制，如行政区划的改变、郡县和官职的更名等，却通过行政手段强行实现，进而造成官僚行政系统的败坏。他坚持实施的几项改制措施，如盐铁专卖、扩大所得税征收范围等，又基本上是汉武帝曾实行过且被当时的儒家诟病的弊政。总之，改制的失败意味着王莽关于理想社会的承诺没有兑现，没能解决掉西汉后期的问题，这就抽离了王莽当圣王的根基。
第二，再造了秦皇的对内统治格局。前番曾说过，秦制有三大特征，即编户齐民、严刑酷法、文法吏。其实，这三者是秦汉及以后帝制中国时期的基础，无论是唐宋还是明清，都没有超出秦制的范畴。但这里有一个程度的深浅，也就是“管多管少”的问题。王莽推行改制的理念，是一种极端的统制思维，他希望用人为的手段，把大小事都管起来，从而实现社会的平等。但统制思维最大的问题，就是意识不到“管起来”具有高昂的成本，管得越多成本就越高。编户齐民不是机器人，总有人拥护有人反对，有人积极有人消极；文法吏虽然效率很高，但缺乏弹性和柔性，如果政策有问题，效率越高后果越严重。为了确保改制的顺利，王莽又以莽撞无畏的志气，对违反改制的民众采取了极为严厉的惩治手段，将西汉后期相对宽松的律法变得格外苛刻。
第三，再造了汉武帝与四邻的关系。打仗，是牵一发而动全身的大事，中国所处的欧亚大陆，受地理和气候的影响，北部边疆有一道草原、渔猎与农耕的分界线。因此从周直到明清，没有哪个朝代不面临着边疆战争的威胁。正如严尤所说，即使像汉武帝那样雄才大略，也得花费半生，耗尽大半国力，才能对匈奴追亡逐北，与西域纵横捭阖，向西南凿空开拓，而且最终要与四邻和平共处。王莽与匈奴的“奇怪战争”虽然始终没有打起来，但年年在边疆驻守，俨然修筑了一道人肉长城，其耗费的民力和从内地抽取的财力根本无法计算。更何况他同时与北部、西域、东北、西南诸国对峙或交战。
因此，王莽将新朝推入一个秦皇汉武所处的内外格局之中。秦始皇挟秦制之酷烈，对六国进行“降维打击”，可以取胜并统一；汉武帝掠夺民间财富以击匈奴，但是用人得当、货币稳健、务实精干，最终险胜。但秦皇汉武也仅仅是以身免，秦朝二世而亡，汉武帝晚年改弦更张，不然汉朝也将危矣。王莽根本没有秦皇汉武的政治能力，也没有他们的时运、人才，也就无法驾驭这一危局。
儒家虽然帮助王莽成功登基，但没有帮助他坐稳帝位。儒家虽然崇尚经世致用，但儒家思想本身对现实政务是缺乏手段和想象力的，这是两千年来儒家的一大软肋。但这恰恰说明，儒家的功用本不在现实，而在于理想、在于批判、在于驯服君主，是古代中国政治天平上的砝码。
至于王莽的个性、相貌、心理特征、理想主义情怀，以及他是否蓄意以符命祥瑞来欺世盗名，这些不是他失败的主要原因。“篡位”之说，等同于污蔑，如果这也算篡位，那帝制中国诸皇朝的开国君主有几个不是“篡位”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