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69章（第1页）
推进并完成改制，是王莽称帝之前给天下、给神祇许下的承诺。上天颁布符命给他，朝野的臣民拥戴他，是盼望着他能够改制到底，从而建立太平世，恢复尧舜的三代之治。
皇帝把刘快谋反的竹简拿到一边，不再理会，转而拿起另一份竹简。这是皇帝昔日被罢免大司马之职时，继任者师丹给汉哀帝上的一封奏疏，那里面详细描述了一项夭折的改制措施：
古之圣王莫不设井田，然后治乃可平。1
汉世创造了宏伟的基业，但却因为没有解决土地兼并问题，以致丢掉江山。所以新朝一定要解决，办法就是恢复井田制2。王莽思忖，师丹的这封奏疏当年确实颁布了，但为什么没有执行呢？
一来，汉哀帝带头不遵守，他让官民限田，自己却一次就划给董贤两千顷田产。二来，限田令虽然下达并重申了多次，但是大家百般抵制，敷衍塞责，汉哀帝一死，就不了了之。到了汉平帝元始年间，王莽当宰衡的时候，也曾重订过奴婢田宅制度，但当时没有订出细则，也没有专意去推广。
现在已经是新朝，新朝新气象，皇帝决不会重蹈汉哀帝的覆辙。
与之相关的是奴婢问题，如果儒家只用一个字概括自己，那一定是“仁”。仁者爱人，大量的私人奴婢造成了人和人的不平等，董仲舒就曾经建议禁止主人擅杀奴婢，说明任意杀害奴婢并不鲜见。而且，奴婢问题和土地问题根本上有关联，一个人土地被兼并了，就会不得不卖身当奴婢。因此，倘若将田地平均分配，施行井田制，奴婢问题也就能迎刃而解。
况且，王莽曾因为儿子杀了一个奴婢而迫其自杀。拯救奴婢是他的夙愿，也是新朝改制的一面旗帜。
很快，王莽就在国师刘歆等人的协助下，正式颁布了新朝的土地法“王田令”并配套以“私属令”。
依王莽细致缜密的风格，这套“王田私属令”应该有详细的“操作规程”3，估计会包括怎么确定田地的优劣分等，怎么计算不同地形的土地面积，何种家庭分配何等土地之类，不太可能只是几句话。但这些史书未载，班固只提到三点：
第一，天下的土地叫作“王田”，奴婢改名为“私属”，都禁止买卖；
第二，男丁不满八口，但占田超过“一井”也就是九百亩的，要把多出来的土地分给家族的亲戚和邻居；以前没有田地的，可以分给土地；
第三，如果胆敢非议法令，迷惑众人导致无法施行的，要流放到边境。
从后世角度看，王田制并非所谓的古代井田制，只能说具有井田制的某些精神。4王田制主要聚焦一点：大家占有的田地不能差别太大。
改名王田，就是说田地名义上都是朝廷的，但朝廷并不没收田地，而是通过禁止交易来防止兼并。同时，规定占田的最高限额是九百亩，意味着有些家庭仍然可以占有较大的土地，但不允许拥有成千上万亩的土地，导致“田连阡陌”。总之，这道法令似乎并没有那么不切实际，也不是纯粹的复古。
法令的实施，由明学男爵张邯、地理侯爵孙阳具体负责。从孙阳的爵号来看，应该是为了督办这两条法令而被赐爵为“地理侯”的。而张邯是讲《诗》祭酒满昌的弟子，也是经师，从他的爵号看，应该在这次改制里发挥了理论作用。
法令颁布不久，王莽再次收到来自胶东的消息，果然不出所料：刘快的叛乱得不到当地吏民支持，已经自行溃败。
“王田私属令”的下达，在新朝引起热烈的反应。大多数儒生儒臣们，哪怕是拥有许多土地和奴婢的“既得利益者”，此时也是欢呼的，他们选择王莽为皇帝，已经包含这样的期许和自我牺牲；编户齐民和奴婢们也非常高兴，至少从法令本身来看，他们将会收获土地和部分自由。
王莽觉察到这种热烈的气氛，刘歆等人也大受鼓舞：土地制度的改革已经启动，就有条件开展下一步的经济和金融的改制了。
儒家的话语系统里，关于经济金融最爱说的一个词语就是“本末”，本是农业，末是工商业、手工业。在儒家看来，天下之所以贫富不均，一遇到荒年战争就会饿死人，除却土地制度不合理的客观原因，主观原因就是人出于短视，都会舍本逐末。
何况，汉朝是一个铺张扬厉的朝代，追逐高官厚禄、奢侈炫耀，本来就是汉朝人独特的时代精神。儒家对这种风貌忧心忡忡。
多年以前，贾谊、晁错先后提出，国家一定要务本，多存粮食，打击商人。没错，官方的确也“重农抑商”，商人地位委实不高。但实际上，只要承平日久，商人可以从容积累财富，在社会上的实际地位并不低，有时还会对朝廷甚至皇帝的大政有着微妙而间接的影响。打个比方，贾谊等人谈论“重农抑商”，就好比今天互联网上的忧国忧民者在呼吁“抵制资本”。
在后世有些人看来，两汉之际的“大变局”要比周秦之际的“大变局”更有意义，就是因为新朝的一大使命便是解决资本肆虐下的社会不公以及贫富差距问题5。
要治理贫富分化，就要重农抑商，就要“损多余而补不足”，就要管制货币以节制货物的流通，就要削弱社会上那些特别容易发财的经济部门，儒家的逻辑在这里一步步演进，终于有贡禹等人开始主张，钱是万恶渊薮，是造成富人愈富、贫者愈贫的根本，应该取消货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