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56章（第1页）
是否被立为学官。
立在汉廷学官，由博士所掌的，无论是齐学、鲁学，公羊学、穀梁学，《诗经》《尚书》《周易》，都是今文经学。也就是说，今文经学是官方儒学，有完备的教育体制，明确的家法师法传承，而且伴随着汉朝的统治，积累了大量关于政治的解释，拥有一套政治哲学，与司法行政关系密切。
例如，今文经学认为孔子是“素王”，就是说有王者的德性却没有天子的位置；认为明堂是议政之所，包含着君臣同堂议政的意思；主张“天子一爵”，就是天子尽管地位很高，但也是爵位之一种，因此可以褫夺；主张“讥世卿”，就是反对官僚世袭；主张“大一统”，强调天下要有“一王大法”，要“尊王”，从而抑制封君，这里需要点明的是，所谓“尊王”并不是“忠君”，而是要通过尊天下的王来抑制地方的君……这也就是为什么晚清的大臣郭嵩焘出任驻外大使，看到君主立宪国的议会、选举、总统轮换，会联想到儒家的“三代之治”，虽说不是一回事，但的确有那么点儿相似之处。
当然，今文经学的这些政治哲学并没有多少被付诸实践，大都是政治理想，但这至少是今文经学的显著特点。
而古文学就不同了，没有被立在学官，特别是古文学特有的《左传》《周礼》，尤其不被今文经学承认，因此严格地说古文学还不是经学，与现实政治也距离较远。
今文经学与政治的关系，是通过经师的阐释来实现的，也就是前面说到的“引经决事”之类；但古文学因为没有立在学官，又和利禄不挂钩，所以传习的人就少，也较少关乎时政，对灾异、图谶、纬书也较少涉足，多是对经文做字面上的解读、训诂，更像是学术研究而不是政治哲学。古文学特有的主张，比如强调孔子是先师，推崇《周礼》的制度设计，等等，也与今文经学不同。
总而言之，今文经学和古文学具有不同的品质，虽然同属儒学，但像两个性格差异很大的人。
这个时候，古文学显示出生机。
一方面，恰恰因为古文学与做官无关，所以更纯粹，更能吸引真心好学的人。一种思想如果在野，就总能保持一定的独立性和批判性；如果在朝成为官方理论，就免不了功利化、“政治正确”化。所以，今文经学的那些弊端，如秦延君说《尧典》到十万字、匡衡和张禹身为儒宗却迷恋功名利禄、翟方进死于灾异等等，在古文学这里尚不存在。所以，古文学的出现，为儒学带来了新鲜的血液。
另一方面，古文学还有一大优点。自汉元帝即位以来，儒家的士大夫已经不满足于以灾异、图谶、纬书来介入帝国政治，他们逐渐兴起了实现儒家复古理想，为天下制礼作乐，建立三代之治的念头。前面曾说过的“贡禹毁宗庙，匡衡改郊兆，何武定三公”，就是从这个阶段渐渐成为儒家的新主张。用钱穆的话说就是，汉武帝、汉宣帝用文饰修辞的方法搞儒学，汉元帝、汉成帝是“言礼制，追古昔”。20
于是问题来了，今文经学虽然有一套政治哲学，却没有发展出付诸实践的具体办法，没有制礼作乐的“说明书”。这个问题早在汉武帝封禅泰山时就已存在。皇帝都急眼了，儒生们还在吵仪式到底怎么搞，汉武帝一怒之下干脆照着自己的办法上山封禅了。
到了刘歆，这个问题更加急迫。
而古文经学比如《周官》，恰恰有关于儒家理想社会的制度设计，《左传》中也有一些春秋时期的史实，这些制度和史实，比起今文经学的“政治哲学”显得更实在，不那么“务虚”。
也正因此，比起今文经学尊孔子为“素王”，古文学则更看重周公，因为周公制礼作乐。而孔子呢，是传播周公的“先师”。一个把孔子看成是王，一个看成是师，差别不可谓不大。而一旦认定周公的地位更重要，那就给汉朝的制礼作乐提供了依据。
王莽之所以在后来要当汉朝的周公，也有这方面的因素。
因此，利用古文学来实现儒家理想，就成了一条可以探索的道路。尤其对“有想法”的年轻儒生，比如刘歆、桓谭，包括王莽，更有吸引力21。
刘歆陪父亲在天禄阁校书时，偶然发现一套古文书写的《左传》，不禁欣喜若狂。《左传》原本不算儒经，据说是和孔子同时的左丘明所撰，是一部单独的史书，并非孔子《春秋》的“传”，所以时人称之为《左氏春秋》。
在此之前，刘歆主要跟父亲学《穀梁传》，已经烂熟于胸。发现古文《左氏春秋》后，他爱不释手，听说丞相翟方进通《左氏春秋》，就赶忙去拜师学习。
翟方进是通今文经学的，怎么也通《左氏春秋》呢？这要从汉初说起。张苍、贾谊等从前人那里传习了《左氏春秋》，又一代代直传到一个叫作尹更始的人。尹更始传给了儿子、翟方进和另一个叫作胡常的人。
胡常有个徒孙叫陈钦，王莽又跟着陈钦学《左氏春秋》。
当然，不能说刘歆是王莽的祖师叔，因为这种传习是你跟着我学，我跟着你学，大家同一时期各自在学。真正重要的是，由贾谊传下来的《左氏春秋》，几经传抄，应该是用汉代的“今文”书写的，也就是说，所谓的今文经学、古文学虽然名称源于文字书写，但这两个名称确立后，关键的问题就不再是文字，而是看是否立于学官，是否属于官方儒学，以及不同的经学品质了。
这也就是刘歆见到古文的《左氏春秋》为什么会如此兴奋，这意味着他可以论证这部书的可靠和古老。他一边仔细研读，一边把《左氏春秋》里记录的历史，一条条插在《春秋》相关的经文下面。这样，原本独立的一部史书，就变成了对儒经《春秋》的“传”了。
《左氏春秋》也就变成了《左传》，古文学要开始发力了。
当时，汉廷有十四博士，都是今文经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