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50章（第1页）
但是，刘彻对赵绾、王臧两位昔日宠臣竟没有营救的举动。揣测刘彻内心，可能与申培公师生令他失望有关，这批鲁学的儒生虽然自诩得到孔子真传，但并不符合他的理想。而且外廷也没有几个儒家官员，没有人为赵、王说话。
大概是这个时候，去年出使匈奴的公孙弘回来了，刘彻认为他有辱使命，褫去博士职位，逐回淄川。
4．董仲舒之惑（二）
赵绾等人的倒台，使得明堂、巡狩、历法等儒家制度设计一概停摆，朝廷里没人敢再提。但是，刘彻登基时颁行的举贤良的政令并没有废止，而且几年后（建元五年19）刘彻设置了“五经博士”，这说明皇帝并没有忘记儒学。
博士品秩虽然不高，也没什么权力，却是汉朝的最高学术顾问团，为朝廷设计礼乐制度，时常被皇帝召见询问国家大事、解读祥瑞灾异。以前，汉朝虽然也有儒学博士，比如董仲舒自己，还有去世的申培公，走了的胡毋生，以及被召回来的辕固生，但他们都不是五经博士，换句话说，那时候儒学博士只是太常里众多博士之一。因此，设立五经博士，就意味着博士已经以儒生为主体，儒学融入帝国制度的程度加深了。
董仲舒当上五经博士的第二年春，汉朝有两处重要的宗庙发生火灾，这在当时是很要紧的事。先是二月，辽东郡高皇帝的宗庙起火，接着是四月，高皇帝长陵陵园的寝殿又起火。刘彻十分惊惧，换上素服，并诏令董仲舒奏对。
董仲舒如临大敌，思来想去怎么奏对。火灾这种灾异，他很熟悉，就是阳气太盛引起的。而“阳”所指的不是别人，就是皇帝。
在奏对的草稿中，董仲舒写下：“阳失节，火灾出。”20
最后，他又取出一份新的竹简，备好刀笔，誊写清稿。他考虑再三，不敢写皇帝失节，而是把笔墨花在解释为什么火灾会发生在高皇帝庙这个地点上，以及怎么消除灾异。
奏对送到皇帝手中时，刘彻的素服已经穿了五天，他内心惊惧未消，不敢除服，徐徐展开董仲舒呈上的简册细读，赫然一句话映入眼帘：
视亲戚贵属在诸侯远正最甚者，忍而诛之；……视近臣在国中处旁仄及贵而不正者，忍而诛之。21
原来，董仲舒把火灾归咎于外有不法的诸侯王，内有不安分的近臣，必须将其诛杀。这是间接点出皇帝的责任，但皇帝并没有注意到这层意思，反而觉得，儒学竟然还有如此肃杀的一面，果然博大精深，与当年申培公那句“少说话，多做事”简直不可同日而语。
刘彻，后人常常用“多欲”来形容他，在历代帝王的谱系里他从来不是一位符合儒家口味的君主。他对儒家的喜好，是希望用儒学为他的一切行为蒙上合法、道德、神秘的面纱。董仲舒从一场火灾出发，竟然能够谈及对王侯贵戚的冷酷制裁，这让刘彻嗅到了儒学复杂的味道，儒学的齐学也就进入了他的视野。
三个月后，太皇太后窦氏崩殂。不到一个月，皇帝就以丧事办理得不好为由，将丞相和御史大夫同时罢免。不出所料，原太尉、武安侯田蚡拜相，而曾以五百金贿赂田蚡的韩安国被拜为御史大夫。到了冬十月，已经即位六年的刘彻第一次改元，几个月后，他又下诏举行了汉朝有史以来最重要的一次贤良对策。
之所以这么说，是因为这次贤良对策出了两个颇受皇帝瞩目的人，一个是董仲舒，一个是公孙弘22。
公孙弘回来了，齐学的势力增强了，这对董仲舒应是一个好消息。
公孙弘被赶回齐地，本来已经绝了入仕之念，无他，年龄已过花甲矣，他大概有寿则多辱的感触吧。但淄川郡坚持举荐他参加贤良对策，他只好再次西行，跋涉至长安，又来到太常寺。他和董仲舒都知道，此次对策是皇帝真正掌权、大举推行儒学的准备工作，皇帝到底如何看待儒学，如何尊崇儒术，都将在此次对策后见结果。
董仲舒所作的对策就是著名的“天人三策”。后世因为班固在《汉书》里收录了全文，使这三篇奏对极为有名，以至于后人误认为“罢黜百家，独尊儒术”自此已经实现。但司马迁凭着还是董仲舒的学生，在《史记》里对董仲舒的记录却篇幅很短，也没有收录“天人三策”23，可想而知，董仲舒的对策在当时并没有引起轰动，而是被后世儒生不断推崇，最终才声誉显赫的。
事实上，“天人三策”也的确没有令皇帝非常满意，皇帝册问的那些问题直白、功利、咄咄逼人。在前两次册问中，皇帝问：“三皇五帝既然道路是对的，怎么最后就走到了桀纣？儒家推崇的复古，到底有没有用？儒家标榜的圣君，为什么尧舜就很闲，垂拱而治；而周公就很忙，连饭都吃不安生？朕现在劝农，为何没有效果？”
皇帝一如既往地急迫，他追问的还是那两个字：治乱。
而且不要务虚，不想听大道理，要听“政治改革”的“解决方案”，不然就来不及了！
可董仲舒偏偏讲的就是大道理，他一方面并不畏惧皇帝，直言“天人感应”的道理，陈说君主必须畏惧天命，自省而行道；另一方面，也不得不回应皇帝的质问：不是尧舜的道不对，是桀纣无德，不是复古没用，是没有真正复古。所以，如今汉朝用的秦法要更化改制。尧舜很闲是因为他们靠禅让得了天下，周公很忙是因为周文、武王靠革命得了天下，形势不同。至于皇帝劝农效果不佳，是因为没有养士，应该从儒生中选拔人才充任到中央和郡国的中层岗位上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