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16章（第1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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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欣晏驾第二天，六月己未（公元前1年8月16日），太阳照常升起。

长安和往常一样，城外灞桥上人流往来如织，城内也是熙熙攘攘。站在安门大街和雍门大道的交叉口，能感受到东方大都的繁华，从交叉口往东北方向走的，多是长安城的居民，他们住在明光宫北边的闾里；往西北方向走的，多是商贾和游客，因为那里有著名的市场。

这天，未央宫也没有什么不同。这座宫殿是长安城最高的建筑，之所以高，是因为它矗立在长安地势的最高点龙首原上。在缺乏高层建筑的古代中国，天下人来到长安，无不被未央宫的恢宏气势所震慑。

一场宫廷危机无声无息渡过，只有在宫内才能感受到，再平淡无奇的政变也是仓促而紧张的。王政君、王莽姑侄一夜未眠；新的一天早上，群臣毕至，内外咸集，才知道天下没了皇帝，太皇太后临朝，前任大司马王莽再度出现在未央宫前殿。

群臣里的汉室忠臣可能会认为，在皇帝突然死去、刘姓天下险些被董贤篡夺的危急时刻，是王氏家族挽救了国祚，保卫皇室安全，渡过了空前的统治危机。这场政变的意义不同于一般的权力斗争，还关系着汉家天下能否存续。

面对群臣，王莽需要以最快的速度同时做好三件事：第一，重新担任大司马，合法掌握朝政；第二，尽快为汉朝选定征召新皇帝；第三，处理刘欣的丧事，以新皇帝的名义给刘欣议谥号，尽快将其下葬。

“名不正则言不顺”，这其中，最重要的是担任大司马。王莽虽然已经掌握了实权，但只能看作先帝大行期间的权变措施。太皇太后于是下诏：

公卿举可大司马者。14

这里的公、卿，应不是泛指，而是禄位达到“卿”以上的官员。这个诏书一定程度上证明了王莽在当时确属众望所归。没有人怀疑大司马会花落别家，王政君也就敢公开选拔。

此诏书一下，“大司徒孔光、大司空彭宣举莽”15。有孔光带头，“举朝皆举莽”16，这是王氏家族乐见的局面。

孔光，据说是孔子的十四世孙，汉元帝的时候就已入仕，现在六十多岁了。大司徒就是原来的丞相，是汉朝政府的首脑。孔光在元帝、成帝期间，仗义敢言，仕途几经起伏，名声一直很好，是汉成帝死前的顾命大臣。

不过，晚年的孔光已经变得明哲保身、虚与委蛇。

例如哀帝时期，董贤的父亲董恭是孔光的下属，董贤是孔光晚辈的晚辈。刘欣拜董贤为大司马之后，虽然董贤和孔光都位列三公，是名义上的同僚，但董贤毕竟才二十几岁。为了抬举董贤，刘欣故意安排董贤以私人名义去拜访孔光，试探朝野反应。孔光则揣摩上意，隆重地穿好衣冠礼服，提前出门到路上等待，看见董贤的车来了，马上返回家中恭恭敬敬地迎接，董贤临走时也恭恭敬敬地送走，不像是和同僚交往，倒像是对待上级一样。

刘欣听说后非常高兴，马上安排孔光的两个侄子为官。

此事成为孔光的污点，但孔光当年能够曲意奉承董贤，今天也能带头支持王莽，这并不意外。

意外的是——这次举荐居然出现了反对派：前将军何武和左将军公孙禄互相举荐对方为大司马。何武曾经当过御史大夫、大司空，位列三公，与公孙禄又是朋友。互相举荐，是因为两人商量过：

往时孝惠、孝昭少主之世，外戚吕、霍、上官持权，几危社稷；今孝成、孝哀比世无嗣，方当选立近亲辅幼主，不宜令异姓大臣持权。亲疏相错，为国计便。17

称得上振聋发聩了。

他俩宣称：以往吕后、霍光、上官桀父子等外戚秉政时，国家都一度陷入危亡。现在成帝、哀帝连续两代君主都没有子嗣，说明外戚势力太过强大。当前又在选立皇帝，就不该再让外戚来当大司马，而应“亲疏相错”，让我们这样不属于外戚的大臣来担任，才是为国之道。

单看这段史料，会觉得这二位要么是痴迷权位，要么是昧于时势。其实都不然，从与王莽的交往看，他俩确实属于公忠体国的大臣。

比如何武，早在十四五岁时就觐见过汉宣帝，资历很深，几经宦海沉浮，汉哀帝时由董贤举荐为御史大夫，后转任前将军。王莽曾辗转请何武举荐他为太常，何武没答应。多年以后，何武被王莽逼迫自杀。公孙禄，虽然在新朝建立后仍与王莽合作，但在廷议时当众批评王莽，被逐出朝堂。

何武和公孙禄的举动，引起朝野不小的震动。《汉书》记录下这件事情，是将他们二人作为抵抗王莽篡政的先知。但反而说明当时朝廷大多数官员支持王莽，反对者不是没有，却是少数。

尤为难堪的当数王政君。

六月庚申（公元前1年8月17日），她索性直接任命王莽为大司马、领尚书事，不顾忌她举行的公开推荐会不会被看作虚伪的把戏。而何武、公孙禄的仕途也就到此为止了。

有了大司马的职位，王莽可以名正言顺地征召新皇帝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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