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12章（第1页）
汉成帝时，皇家宗庙的改制已经差不多了，郊祀的变革就被提上日程。
主持这件事的是有名的匡衡。据说他小时候家里穷，从隔壁“凿壁借光”读儒经12。现在，他已经成为汉成帝刘骜的丞相、乐安侯、当朝儒宗、《诗经》“学术权威”。在匡衡看来，汉家以往的郊祀全都是错的，按照儒经特别是他所传的后苍礼学的观点，天子郊祀要在长安的南郊祭天，北郊祭地。
甘泉泰畤距长安百里以上，汾阴后土祠距长安约四百里，雍则是秦国旧都，都不属于长安的南北郊，而且三地路途艰险，天子每去一次，跋山涉水不安全，还耗费人力物力。
匡衡的上奏在汉廷引发了两种不同意见，反对的意见来自皇后的父亲、大司马许嘉，他们认为原来的郊祀是汉家旧制，体现的是祖宗之法，“汉家制度”不可轻易变革；支持的意见来自其他儒臣。
这倒是体现了汉宣帝当时以外戚为内臣，拱卫汉家传统，对抗外朝儒臣的意图。
不过，刘骜和父亲汉元帝一样，笃信儒学，支持匡衡。诏令一下，从刘邦延续至此长达两百年的郊祀体系一朝瓦解，悉数废除，新的“南北郊”祭祀建立起来。
与宗庙改制不同，匡衡对郊祀与其说是改制，不如说是推倒重来。在许多皇室成员看来，把刘邦亲手确立的祭祀毫不留情地废除，是王道彻底压倒霸道的做法。先不说匡衡的做法是否有道理，如此不尊重先王旧典，意味着皇室统治的合法性将不再来自先王的征服和功德，而是由儒家说了算。
说来讽刺，没过多久，匡衡因为贪占封国领土和租税被告发，免为庶人。讲了一辈子儒经大义的丞相居然因为蝇头小利而丢了官爵，此事想必在汉廷引起了不小震动。与此同时，突如其来的一场大风吹坏了甘泉泰畤附近的竹宫。灾异的出现和匡衡的倒台，令郊祀变革失去了支持。
而且，刘骜当初同意变革，还有个难言之隐，就是没有子嗣，他想通过郊祀变革来感动天地，生个儿子。但变革之后他还是没有子嗣。此时，又一位儒家经师刘向对刘骜进言：雍五畤、甘泉、汾阴等祭坛刚建立时“皆有神祇感应”，所以祥瑞非常多，“高祖时五来，文帝二十六来，武帝七十五来，宣帝二十五年，初元元年以来亦二十来”，这足以说明旧的祭祀是很有效的。
而且刘向也赞同当年和匡衡争辩时许嘉的意见：汉朝的郊祀宗庙等礼仪，都是当初祖宗和贤臣一同定下来的，随便议论都是大罪，更别说取消了。
都是儒臣，何以刘向要反对匡衡呢？
因为刘向是皇室成员，是汉初楚元王刘交的后代；而且刘向世传鲁学师法，是当年帮助刚即位的汉武帝进行改制的鲁申培的徒孙，与匡衡所传的齐学并不一样。在刘向看来，汉朝“久旷大仪”13，制礼作乐要兼容汉道和儒道。
由此可见，学术派别和身份都有可能影响人的立场，在历史上很难找到壁垒分明立场不变的所谓“儒家集团”“外戚集团”等，每个人都有自己的想法和利益，每个历史事件都具有相当程度的偶然性。
不久，王政君下诏，恢复雍、甘泉、汾阴三处祭祀，废止“南北郊”。
尽管如此，王道压倒霸道的趋势已经难以逆转，此事未完，尚有后续。
此外还有儒家“通三统”的首次尝试。
所谓“通三统”，就是在汉家天下里同时保存前面两个朝代的祭祀不灭。汉朝要像对待客人一样对待他们，封以很高的爵位，有封地。就像周朝会把夏的后嗣封在杞国，商的后嗣封在宋国。对汉朝来说，秦朝是“闰”，不承认其合法性，所以“三统”即商、周、汉。早在汉武帝时，汉家已经把周的后裔封为君；成帝则首次封孔子的后裔孔吉——孔子是商朝贵族的后代，又是儒家眼中的“素王”——为殷绍嘉侯，又很快进为宋公，加上周的后裔承休公，后来改为卫公，两人封地各百里。
这是以前从来没有过的事情，从刘邦时的“非功臣不侯”，到后来“舅氏封侯，犹皇子封王”，从来没有按照儒家的诉求给商周的后代封爵，而且是高于列侯的公爵。当然，此次对孔氏的褒扬，主要是将他作为商朝后裔而非孔子后裔，离后世超规格大规模的祭孔尊孔还很远，但此事开启了国家尊孔的道路。
与此同时，何武对“三公”也提出了建议。汉家最初的三公是丞相、御史大夫、太尉，其中丞相位最尊，御史大夫虽然与丞相并称两府，实际低于丞相；太尉时置时废，汉武帝用内朝官大司马大将军实际履行太尉的武职；汉宣帝取消了大司马的印绶和官署。何武的意见是，应该建立符合儒经的三公，于是汉廷把御史大夫改为大司空，大司马给予了印绶并改为外朝官，地位与丞相等同，新的三公制建立了起来。
“通三统”和“建三公”这两件事主要是形式上的变革14，但传递的信号却很强烈：汉家逐渐抛弃“王霸之道”，专以王道为宗旨了。
面对这些变革，也没有许嘉那样的外戚站出来反对了。因为外戚已是王氏家族，汉廷发出如此强烈的尊儒信号，想必也经过了王氏家族的默许吧。
不久，成帝突然死去，他始终没有子嗣，这说明郊祀变革不必为此背锅。大概是在王氏家族的建议下，王政君又把郊祀制度改为了南北郊。
至此，在刘姓天命已衰的背景下，宗庙、祭祀、建三公、通三统，都实现了儒家的意图。这才是真正意义上的“独尊儒术”。
12．汉哀帝的改制危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