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7章（第2页）

文法吏，或者叫作刀笔吏，就是掌握、维护这些律令法条，懂得使用“刑名之学”来管理天下事务的行政官僚。他们不是后世的士大夫，而是粗通文墨、精通律条的职业官僚。秦帝国之所以有效率，是因为由文法吏组成的官僚体制非常有效率。按照法家的设想，皇帝是地位最高、最精通且最按照律法行事的首席官僚4，可以类比古罗马的“第一公民”。文法吏不仅是社会运转的官僚，还是“群众”的楷模和老师，李斯设计的“以吏为师”的安排，直到汉景帝时期还在诏书里予以重申——“夫吏者，民之师也”5，可见文法吏在秦制中的地位。

编户齐民，就是“老百姓”。在周代，按地域有国人、野人，按宗法有贵族、平民，地位是不平等的。而编户齐民之所以叫“齐民”，是因为秦制才不管一个人的出身、地域、家庭怎样，都是地位平等的民，包括秦国自己的百姓也一样。从某种意义上说，这是一种历史的进步。但是，“齐民”不等于现代国家的公民，也不是西周和春秋时期享有一定自由和权利的“国人”，而是“编户”，被安排在严密的户口和连坐制度里。他们有缴税、服役的繁重义务，平时耕种，战时出征，虽然可以凭借军功获取一定的地位，但几乎没有什么权利。中国社会从战国到汉朝的历程，就是老百姓从奴隶加自由民变成农民的历程6。

当然，黄老之术毕竟崇尚清静，与纯粹的秦制有差异。汉朝在继承秦制的同时抛弃了秦政7，删减秦法，减租减税，也就是后世所说的休养生息。秦制就好比一台齿轮严丝合缝的机器，秦朝驾驭的时候，采用“秦政”，功率开到最大，超负荷运转，直到机器过热而崩溃；汉朝驾驭的时候，拿掉一些不必要的零件，低功率运行，稳定至上。但无论是秦还是汉，都是同样的一台国家机器。

西汉前期，皇室成员所做的就是让这台国家机器平稳运行，不要重蹈秦亡覆辙。而且，延续了秦制的汉法也只在汉朝直接统治的国土上施行，并没有大面积地推广到关东诸国。

但随着时间的推移、人口的增长，面对内部的诸侯王、功臣和外部的匈奴，国家需要调动的人力物力资源空前增多，这台机器势必要加速，要提高功率，那么，该如何在机器提速的时候，防止秦朝的命运重演呢？换言之，汉朝既然否定了秦政，又延续着秦制，那么汉朝到底要建立一个怎样的国家？刘氏家族统治天下的合法性在哪里？

汉朝“建国”的问题，就这样浮出水面了。

6．废除肉刑的一段往事

汉文帝刘恒刚当皇帝没几年，就和齐国较上了劲。

几年前，齐王刘襄没能凭借诛吕之“功”而当皇帝，兄弟几个都与刘恒结了仇。后来，齐国成了刘恒在位期间被削弱最甚直至分拆的诸侯国。

有理由推知，伴随着齐国的削弱，刘恒也会将汉法（秦法）一步步在齐国推行。当年秦朝迅速灭亡，原因之一就是秦国本土虽然习惯了秦法，但移植到关东各国后，臣民极不适应，视之为“无道”。所以汉朝虽然延续秦制，但不敢也没有能力立刻在各诸侯国全面推行秦法。8齐国的削弱给了刘恒尝试推广汉法的机会。

其中一项可能就是肉刑。

汉文帝十三年9，齐国的“粮食局长”、太仓令淳于意被人告发下狱，按律要被执行肉刑。他的女儿缇萦给汉文帝上书，痛陈肉刑之苦，还说愿意给官家当奴婢代替父亲受刑。文帝读后特别感动，就把肉刑给废了，后世遂称汉文帝为儒家仁政的典型。

细究起来，这件事绝不会如此简单。首先汉文帝并不是儒家的典范皇帝，他是一位“外取黄老，内主申韩”10的君主；其次，淳于意何许人也？仅是一个小小的太仓令吗？

不然——淳于意是一个被司马迁注意到，并在《史记》立传的人物，绝非庸俗的官员。在司马迁笔下，他是和扁鹊并列在同一篇列传里的神医。

既然是神医，名气肯定很大。淳于意后来被释放时，刘恒下诏询问他给哪些人治过病？淳于意回答：我给齐王的太后、齐王、济北王、淄川王、阳虚侯、济北王的宠妃、济北王的奶妈、齐王的孙子、齐王宠妃的哥哥等等都治过病，赵王、胶西王、济南王、吴王都来请我，我怕治不好他们把我抓起来，都没敢去。由此可见，淳于意不仅名气大，而且与齐国及齐国衍生出来的诸侯国关系密切。

所以，缇萦的呼吁能上达天听，并不是她的文笔好，而是因为淳于意是个名人。有理由猜测，齐国被削弱后，汉文帝将汉法移植到齐国，肉刑就是其中之一，在齐国属于“新事物”。11但连神医淳于意都要被处以肉刑，普通臣民的命运可想而知。缇萦的呼吁反映了齐国当地人对这种酷刑的抵触，恰好淳于意是个名人，他的遭遇引起了皇帝的注意。

缇萦的上书能通过层层官僚之手，最终被递到皇帝手中，还感动得皇帝亲自下诏，放人不说，连肉刑都废除了。她哪能如此幸运？谁为她开的“绿色通道”呢？猜测是汉文帝在淳于意的案子里，发现了关东民众对纯粹施用汉法已经有所不满，才借此机会，既要继续将汉法推广到关东，又要修订汉法，避免引发臣民反感甚至反抗。

于是，汉文帝下了那道著名的废除肉刑诏：

制诏御史：……《诗》曰：“恺弟君子，民之父母。”今人有过，教未施而刑已加焉，或欲改行为善，而道亡繇至，朕甚怜之。夫刑至断支休，刻肌肤，终身不息，何其刑之痛而不德也！岂称为民父母之意哉！其除肉刑，有以易之；及令罪人各以轻重，不亡逃，有年而免。具为令。12

这则诏书是现存史料中第一个引用儒家经典《诗经》的皇帝诏书，以往，不论是秦始皇还是汉高帝，都不会在诏书里引用儒家的句子。

诏书，就如同今天的中央文件，引用《诗经》就好比一份文件引用“马列经典”来作依据。汉文帝并没有大规模采用儒学的打算，但这起码说明了，皇室已经意识到汉法的弊端，或者说意识到一个政权不能只靠严刑酷法，还要靠“德性”。

在当时，要想平衡“汉法—秦制”的酷烈，除了儒家信条，似乎别无选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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