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45章（第1页）

意大利人发动侵略的借口使人联想起日本人在满洲制造的事件。1934年12月5日，埃塞俄比亚军队与意大利军队在靠近意属索马里兰和埃塞俄比亚边境地区的瓦尔瓦尔发生了冲突。海尔·塞拉西皇帝提出，把瓦尔瓦尔是在意大利领土上还是在埃塞俄比亚领土上这一问题交给仲裁委员会解决。墨索里尼拒绝接受这一提议，相反，在公开准备入侵的同时提出了种种要求。1935年9月11日，英国外交大臣塞缨尔·霍尔爵士在国联大会上发表了著名的演讲，在演讲中他保证，英国将支持反侵略的行动："依照国联明确规定的义务，为了共同维护整个《盟约》，尤其是为了共同坚定地抵抗所有无端的侵略，国联将站在反侵略的一边，我国也将站在反侵略的一边。……"正如一位代表所说的那样。这篇演讲是"国联历史上最激动人心的一页"。但是，霍尔似乎一直把注意力放在即将投票选举的英国选民身上，因为他以后的行为不是在支持而是在破坏"共同抵抗无端的侵略"。

在意大利人开始侵略的一个多星期之后，国联理事会宣布意大利为侵略者，国联大会根据盟约第十六条投票赞成对意大利实行经济制裁。这些制裁于1935年11月18日生效，它们包括禁止给意大利以武器、贷款和原料，但不包括主要原料——石油、煤、铁和钢等。尽管有这样的局限，这些制裁仍然是阻止意大利前进的重要开端。而且，世界舆论也以压倒之势反对墨索里尼的侵略。埃塞俄比亚人在顽强地进行抵抗，不过，意大利人最初很难向前推进不是由于其对手的战斗力，而是由于几乎完全没有道路。

此时，狡猾的赖伐尔滥用了阻止意大利人前进的小小机会。1935年12月初，他说服霍尔接受了一个计划，根据这个计划，意大利将彻底地获得大约半个埃塞俄比亚，并将控制余下的半个埃塞俄比亚，把它作为"经济扩张和拓居的地区"。这两位谈判者都同意对这一计划进行保密，直到将它提交给意大利、埃塞俄比亚和国际联盟这些有关方面为止。不过，赖伐尔预料这一计划会在英国遇到麻烦，因此，他同意让法国新闻界开始注意到这一计划。使他吃惊的是，有关这一秘密协议的消息在伦敦和巴黎引起了人们极大的愤怒。霍尔被迫辞职，由安东尼·艾登继任外交大臣。第二个月，赖伐尔在受到议院的痛击之后也不得不辞职。

这种情况一时看来象是那些支持国联反侵略的人的一场大胜利，但根本的争端仍然存在，这就是要不要通过禁运主要原料、尤其是石油来使经济制裁有效。艾登赞成这样做，但新上任的法国外交部长皮埃尔·弗朗丹则故意拖延。文登说："弗朗丹的态度与赖伐尔的态度很难区别，只是显得更巧妙、更始终如一而已。"弗朗丹的主要论点是，如果投票通过石油制裁，墨索里尼就会退出国眹；他坚持认为应设法达成另一种解决办法。由于英国内阁未能团结一致、支持艾登，弗朗丹能独行其是，有效的制裁从未得到实施。这种决定的意义从希特勒的译员保罗·施密特博士所透露的下面这段话中可看得很清楚：

1938年，慕尼黑会议的前夕，墨索里尼承认，国际联盟差一点靠集体安全体系成功地制止侵略。"如果国联当初遵照艾登的意见处理阿比西尼亚争端"，他对希特勒说，"并把经济制裁扩大到石油方面，那么，我会不得不在一星期内撤出阿比西尼亚。那对我来说将是一个极大的灾难。"

随着1936年3月7日希特勒占领莱茵兰，任何余留的实行有效制裁的希望均成为泡影。占领莱茵兰这一重大行动有着深远的影响（见下一节），它使英国和法国政府更易感受到德国的威胁，也更下定决心去安抚墨索里尼，以便让他站在他们一边，并留在国际联盟内。因此，国联理事会于1936年4月20日投票决定，继续实行不包括石油在内的经济制裁，从而招致了这时几乎仅凭着勇敢与意大利人作战的埃塞俄比亚军队的灭亡。

墨索里尼决心排除出现第二个阿杜瓦惨败的任何可能性，他准备了一支25万人的军队，这支军队加上非洲的援军和劳工队伍共达40万人。这支军队装备着难以对付的坦克队、摩托化部队和飞机。相形之下，埃塞俄比亚军队不到30万人，且几乎所有人的装备都比意大利非战斗人员的装备差。与缺乏坦克、飞机和重型大炮同样严重的是埃塞俄比亚领导人的水平低得惊人。摩洛哥里夫人的胜利已证明用游击战术来对付装备优良的欧洲军队是十分有效的，但埃塞俄比亚部族首领以其自取灭亡的傲慢和无知藐视游击战，认为它毫无价值、有失身份。相反，他们企图进行阵地战，结果遭到了无情的炮击、轰炸，甚至还遭到了芥子气的喷洒。

在经过一场长达7个月的战役之后，巴多格里奥元帅于1936年5月5日耀武扬威地进入亚的斯亚贝巴。同一天，墨索里尼宣布"罗马和平，它体现在埃塞俄比亚是意大利的这一简单的、不可改变的、明确的短语中"。四天后，意大利国王接受了"埃塞俄比亚皇帝"的称号。于是，在牺牲了3000人和损失了10亿美元之后，墨索里尼赢得了一个拥有35万平方哩土地、1000万人口和丰富的自然资源的帝国。

就欧洲和世界其余地区而言，埃塞俄比亚事件的意义在于它削弱了国际联盟。许多小国家如希腊、罗马尼亚和南斯拉夫在危机期间曾忠实地支持国联，对意大利实施经济制裁，但它们得到的唯一报偿却是经济上受到严重损失，并使自己受到获胜的"领袖"的惩罚。显而易见的教训是，要是西方主要强国懦弱胆小，集体安全使是圈套和欺骗。因此，小国从此以后背弃国际联盟，奉行一条四散溃逃的政策。具有讽刺意味的是，国联的牺牲并未使意大利站到西方列强一边反对德国，而这曾是那些坚持要安抚墨索里尼的国家的最大目标。抚慰收到了恰恰相反的效果；墨索里尼和希特勒对他们在埃塞俄比亚和莱茵兰所取得的惊人胜利印象很深，并察觉到他们的侵略活动若协调一致、所能带来的巨大可能性。因此，最终的结果不是纳粹德国的孤立，而是"罗马-柏林轴心"的形成。

四、罗马-柏林轴心

在埃塞俄比亚危机初期，希特勒采取观望的策略。如果墨索里尼失败，希特勒就少了一位中欧的对毛如果他获胜，集体安全体系就会遭到破坏，希特勒的"生存空间"计划就会相应地得到加强。1936年3月7日，希特勒戏剧性地结束了这种消极政策，派遣一支35000人的军队长驱直入莱茵兰。《凡尔赛和约》已规定，德国不得在莱茵河左岸、也不得在右岸50公里地带拥有防御工事或军队。希特勒违背这一规定的做法是一次最具战略意义的行动：法国联盟体系以法国军队易进入中欧为基础；随着莱茵兰的被重新占领和立即动工的齐格菲防线防御工事的建立，法国不再易进入中欧。法国被切断了与其盟国的联系，而德国的力量却大大增长，因为它的命脉不再因非军事化的莱茵兰而处于易受伤害的境地。总之，希特勒对莱茵兰的突然行动意味着彻底打破了欧洲军事和外交上的势力均衡。

法国不能对这一重大挑战作出适当的反应，因为这个国家当时正准备大选，而且是由一个临时的内阁在执政。总理萨罗和外交部长弗朗丹想通过调动军队和发出最后通碟来制止希特勒。如果实施这一计划，原本是能奏效的，因为现在已知道，当时希特勒是在不听几乎所有将军劝告的情况下决定对莱茵兰采取行动的。德国军队还没有准备好进行重大的战争，除两人外，德国军事首领都反对重新占领莱茵兰，他们自然认为这会导致与法国的冲突。因此，希特勒命令，如果法国调兵，并将其军队派过边界的话，他的各个师应一枪不放地主动撤退。希特勒同墨索里尼一样是在虚张声势吓唬人，两人都在玩策略。

萨罗和佛朗丹受到劝阻，没有采取行动，这一定程度上是因为他们的军事顾问反对与战争冒险直接有关的任何行动，同时也因为英国政府与先前法国政府在埃塞俄比亚危机期间一样踌躇不前。当弗朗丹找英国首相鲍德温商量时，后者拒绝与调派法国军队去莱茵兰的建议有任何关系。鲍德温说："你可能是对的，但是，只要有1%的因你的警察行动而爆发战争的可能性，我就没有权利把英国牵扯进去。……英国现在不处于进行战争的状态。"

法国政府由于本身意见不一，无法在没有英国支持的情况下来取断然行动，正是因为这一点，希特勒没有遇到任何抵抗就取得了重大胜利。这一胜利的一个结果是法国联盟体系开始结束。不仅"齐格菲防线"切断了法国与中欧和东欧的联系，而且与此同时，德国还对东南欧发动了经济攻势，使这一地区实际上成为一个经济附属地。到1936年时，德国接受了土耳其全部出口物的51%、保加利亚全部出口物的48%、希腊的36%、南斯拉夫的24%和匈牙利的23%。如此密切的经济联系必然产生政治影响，尤其是因为这时出现在东南欧的一些独裁政权在意识形态上特别爱好的是德国和意大利的法西斯政体而不是西方的民主政体。无疑，迈塔克斯将军、卡罗尔国王和保罗亲王的外交政策与韦尼泽洛斯、蒂图列斯库和亚历山大国王的外交政策通然不同。

对莱茵兰的突然行动还起了使以往一向敌对的"元首"和"领袖"言归于好的作用。希特勒在石油制裁仍有可能实行的时候转移了国联的注意力，墨索里尼对此深表感激。短时间内，这两个独裁者结成了有效的伙伴关系，迅速打破了现存的外交结构。

根据1936年7月且日签订的奥-德协定，希特勒答应尊重奥地利的领土完整，从而消除了罗马和柏林之间不和的主要根源。一个星期后，西班牙爆发了内战，这一悲惨事件（见下一节）拖延了3年，在这期间，希特勒和墨索里尼联合行动，促成了西班牙共和国的灭亡。1936年10月24日，"罗马-柏林轴心"正式结成；意大利和德国不仅就德国以承认意属埃塞俄比亚作为取得某些经济让步的回报这样的具体问题达成了协议，还就全面的合作取得了一致意见。第二个月。日本通过与德国、然后又与意大利签订反共产国际协定加入了这一轴心。

因此，到1936年年底时，外交上的均衡已完全不同于希特勒开始执政时的情景。意大利和德国这时结成了有效的伙伴关系。法国已失去从前的霸权，落入比较孤立的境地。它在中欧的旧盟国正渐渐散去，而与苏联建立的新联盟基本上仍是纸上的东西。法国政府很不信任苏维埃政权，以致拒绝签订使它们的联盟完全生效所必需的军事协定。同样，法国和英国的关系也不十分密切，彼此之间互不信任。由于满洲和埃塞俄比亚事件使维护现状集团陷入混乱，使国际联盟遭到严重削弱，"罗马-柏林轴心"能在以后3年中掌握主动权，在实际未遇抵抗的情况下取得一个又一个胜利．

五、西班牙内战

西班牙内战不仅仅具有通常的意义，因为它实质上是把两种战争合在一起——一种是由西班牙社会的腐败和紧张局势引起的根深蒂固的社会冲突，一种是由思想体系的冲突和大国利益的冲突引起的第二次世界大战的彩排。

20世纪的西班牙截然不同于16世纪的西班牙，16世纪时，这个国家是欧洲最强大、最令人畏惧的国家。在16至20世纪之间的几个世纪中，西班牙衰落的象征是1898年的西-美战争；美国轻易地夺走了西班牙的大多数剩下的殖民地，使西班牙丢尽了脸．这次战争不仅暴露了西班牙军事上的弱点，而且暴露了统治这个国家的、已处于牢固地位的寡头政治集团的腐败和无能。构成这一寡头政治集团的主要成分有三种：大地主、军队和教会。

大地主由旧贵族和购买了许多地产的富裕的中上层阶级组成。大约35，000名这样的地主占有了全都可耕地的50％左右。占地情况各省之间大不相同，土地占有最为不均的地区是南部和西部。相形之下，北部地区几乎没有大地产，不过那里的农民由于他们的土地面积很小，只能勉强维持生活。整个国家的农业生产率很低，占总人口70%的农民与欧洲其他地区的农民一样贫穷。地主都为在外地主，住在马德里或外国首都挥霍他们的收入，没有为生产作出任何贡献。

西班牙军队是值得注意的，其原因有两个：一是军官人数与士兵人数相比多得惊人，二是军方常常干预国家的政治。实际上，军官们认为他们有权利监督政治事务，并照着这种看法他明确地说，这意味着保护现状，反对所有的挑战者，不论他们是赞成共和政体的中间派还是左派各政党。

定为国教的罗马天主教教会是一个极为富有、极有影响的机构，虽然它在19世纪初叶和中叶已失去其地产，但作为补偿，它获得了工业股票，并从政府那里得到了大量津贴，这些津贴在20世纪20年代中占国家年度预算的2拖。西班牙教会与国家的关系颇类似于俄国东正教会与沙皇专制政权之间的关系。主教由国王提名，他们中有些人还是参议院议员；但最重要的是，教会控制了国家的大部分教育。西班牙不象西欧其他国家，没有完整的国家教育体系，因此，现存的学校大多数都在教会的管辖之下。此外，教会通过某些重要的报纸、劳工团体和各种世俗组织施加了很大的影响。正如在天主教组织起类似作用的其他国家里发生的情况一样，这股巨大的势力在西班牙引起了一场声势浩大的反教权运动。普遍地攻击教士和修女、内战期间大规模地破坏教会财产——这类现象在西班牙历史上决不是绝无仅有的。

1902年阿方索十三世登基时所要统治的西班牙就是如此。从1902年到1923年德里维拉独裁政府建立这段时间里，西班牙除多次发生罢工、兵变和暗杀外，还换了33次内阁。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西班牙保持中立，从而带来了相对的繁荣，但是，这种繁荣仅持续到大战结束；随着和平的到来，长期的不安和动乱又重新出现。这些不安和动乱在20世纪20年代因西班牙军队在摩洛哥惨败于里夫人之手而变得更为严重。由此产生的不满情绪为1923年9月普里莫·德里维拉将军的军事政变铺平了道路。

这位新"独裁者"崇拜墨索里尼，学他的样消灭残余的立宪政体、审查新闻报道和限制各大学。他还以这位"领袖"为榜样，建筑公路和举办国际展览。但是，这些仅仅是表面的东西，因为潜在的、传统的西班牙社会已因它的不公平现象和落伍过时而运转不灵。最后，普里莫·德里维拉失去了军队和国王的支持，不得不干1930年1月辞职。

随着这位独裁者的辞职，公众的不满情绪转而对准了国王本人。大萧条使形势变得更加不稳定，直到最后阿方索决定恢复宪法，于1931年4月举行国内选举。投票结果对现政权极为不利，共和党人获得了50个省会中46个省会的选票。公众舆论已很明显，阿方索象1789年以来他的四位前任一样，悄悄地离开了这个国家。

1931年4月14日，西班牙宣布成立共和国，随后举行了立宪会议即议会的选举。当这一立宪会议于7月召开时，其成员分成三大派：右派、中间派和左派。右派代表贵族、军队和教会的利益。它要求维护现状；如果改革证明是不可避免的，那么至少应朝着独裁主义的方向进行。中间派主要反映中下层阶级、知识分子和专业人员的观点。他们多半是共和党人，拥护起源于法国大革命的自由主义原则，其中包括反教权主义、个人自由和适度的社会改革。左派则由形形色色的社会党人、斯大林主义的共产党人、托洛茨基派的共产党人和工团主义者组成，工团主义者人数特别多，通常不愿意同其他党派一起工作。尽管这些左翼政党之间存在着相当大的意见分歧，但它们都一致认为需要进行制度上的根本改革，即社会、经济和政治上的改革。

在立宪会议中占绝大多数的中间派和左派联合采纳了很大程度上是自由主义的宪法。宪法宣布西班牙为"各种劳动者的民主共和国"，不论男女都有普选权，内阁对一院制的议会负责。此外，这一宪法还宣布，宗教信仰绝对自由，政教分离，教育世俗化和教会财产收归国有。

在这一新宪法下产生的第一任总理、能力出众的共和党人曼努埃尔·阿萨尼亚还得到了温和的社会党人的支持，他们迅速通过了种种法律来履行宪法的各项规定：废除政府给教会的津贴，明令取消修道院的某些等级，将农业工人每日的工资提高到通常的20美元以上，在给大地产所有人部分赔偿的情况下将少数大地产分配给农民，让数以百计的军官退役，准许加泰罗尼亚省自治。这些典型的中间路线的改革引起了右派和左派的反对。事实上，政府不得不动用武力来镇压何塞·圣胡尔霍将军在塞维利亚发动的军事暴动和工团主义者及无政府主义者在巴塞罗那和其他城市发动的起义。

随着1933年年底立宪会议的解散，第一次正规议会的选举选出了一个保守的多数派。随即进入了教土派议员复辟的"黑暗的"两年。加泰罗尼亚的自治被取消，有关教会和土地分配的许多法规不是被废除，就是没有得到实施。此外，武装抵抗突然爆发。尤其是在阿斯图里亚斯的矿工中间，最后只是因为动用了摩洛哥军队才将他们镇压下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