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42章（第2页）
商文明很复杂，有着残酷、奔放、奇幻和科技理性等诸多层面，以及那些我们已经无法认知的部分。只是早在三千年前，它们就已经被彻底忘却。
注释
1韩巍：《西周墓葬的殉人与殉牲》，北京大学2003年硕士论文。下文有关西
周初期墓葬的基本信息未注明出处的，皆出自该文，不再详注。
2天马一曲村遗址为晋国早期都邑，是邹衡先生于1982年首先提出的。
3北京市文物研究所：《琉璃河西周燕国墓地》，文物出版社，1995年。
4北京市文物工作队：《1981—1983年琉璃河西周燕国墓地发掘简报》，《考古》1984年第5期。
5河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周口地区文化局：《河南鹿邑县太清宫西周墓的发
掘》，《考古》2000年第9期。
6参见杨升南《商代的长族：兼说鹿邑“长子口”大墓的墓主》，《中原文物》2006年第5期。
7黄展岳：《古代人牲人殉通论》。
8俞伟超：《铜山丘湾商代社祀遗迹的推定》。
9《左传?昭公十一年》。杜预注：“用太子者，楚杀之为牲，以祭冈山之神。”10此外，在河南登封王城岗还有一例春秋时期的疑似人祭遗存。一条春秋时期
开挖的壕沟内，有一直径约1。5米的近圆形坑H68，坑底南北两侧分别埋有一具小猪骨架，北侧猪架上方则是一具呈挣扎状的儿童尸骨。发掘报告认为，坑中的儿童不像是正常死亡，”是否与祭祀有关，尚待讨论”。参见北京大学考古文博学院、河南省考古研究所《登封王城岗考古发现与研究（2002—2005）》，上册，第381页；下册，图版120。在4000年前的龙山时代，王城岗就已经有了夯土小城和宫殿，并使用了较多的人奠基，H68灰坑则出现在龙山古城之后约1500年，规模很小，很可能是民间巫师秘密举行的禳祭，但也在一定程度上说明，关于人祭的知识仍在民间悄悄流传。
11《史记?滑稽列传》褚少孙所作增补。虽然秦汉之后的王朝法律已经不允许猎俘杀祭，但人祭宗教也曾在民间迁延了较长时间。直到汉魏时期，宋襄公曾经献祭的“次睢”神社仍存在，又被称为“食人社”；也有祭祀者会花钱雇穷人充当人牲，祭祀时把人牲捆绑在神社前，如同屠宰的牲畜。不过从文献记载来看，也许汉魏时的人祭只是程序性表演，而非真正杀人、食人。参见《续汉书?地理志》注《博物记》曰：“县东界次睢有大丛社，民谓之食人社，即次睢之社。”《艺文类聚》卷五九引《从征记》：“临沂厚丘间，有次睢里社，常以人祭，襄公使帮子用部子处。相承雇贫人，命斋洁，祭时缚着社前，如见牺牲，魏初乃止。”
第二十八章尾声：周公到孔子
自五千年前的仰韶文化晚期以来，黄河中下游静态的部落生活渐被战乱、征服和群体杀戮打破，华夏旧（早期）文明与国家由此产生。
从孕育到成熟，华夏旧文明跨越两千年。和同期的其他古代人类文明一样，它们都属于神权与王权合一、宗教主导的社会。如果一直延续下去，历史将充斥族群壁垒、杀戮与献祭。
但周灭商后，以杀戮和人祭为特色的华夏旧文明戛然而止，取代它的，是周公营造的新华夏文明。周公消灭了旧华夏文明及其相关记忆，打破了族群血缘壁垒，让尘世生活远离宗教和鬼神世界，不再把人类族群的差异看作神创的贵贱之别。这是华夏文明最彻底的一次自我否定与重生。
在三千年前的古人类文明中，只有华夏独自走出了神权的掌控，成为一个“异类”。这是一种过于早熟的世俗文明，一直持续到今日。
儒家起源与人祭文明
使华夏文明突然转向的根源，是周公一代人无法言说的恐惧，就像武王周发的惊梦。他们可能都在殷都生活过，不仅目睹了商人的血腥献祭，甚至兄长伯邑考的惨死。恐惧使武王更加依赖人祭宗教，而周公则极端憎恨人祭宗教，势必将其彻底灭绝。这是兄弟二人截然不同的解脱路径。
后世人对周公的认识，有事功和制度文化两方面：事功，主要是周公辅佐成王、平定三监之乱，为西周王朝奠定开局；制度文化，主要是周公“制礼作乐”，确立西周的政体，包括诸侯列国分封格局和贵族等级制度。在考古发现商朝的遗址与人祭文化之前，人们对周公的理解只能达到这种程度。
但事实上，周公最重要的工作是消灭商人的人祭宗教，以及与之配套的弱肉强食的宗教价值体系。他不仅阻止了周人模仿和继承这种宗教文化，也在殷商遗民和东夷族群中根除了它。尤其关键的是，周公还抹除了与商朝人祭有关的记忆，甚至也隐藏了自己禁绝人祭行为的种种举措。这是为防止人祭宗教的死灰复燃和卷土重来，也是为掩盖周人曾为商朝捕俘人牲的那段不光彩的历史。
为了填补人祭宗教退场造成的真空，周公发展出了一套新的历史叙事、道德体系和宗教理念。这主要体现在《尚书》的几篇诰命中：
一，淡化商人对“帝”的崇拜。在商朝末期，“帝”已经和商王身份重叠，商王具有“帝”的神性。但周灭商后，王已经不能身兼“帝”之名号，对周人来说，帝在高高的天庭之上，不会化身为世间凡人。
虽然我们还不能完全确定这个原则就是由周公确立的，但从《尚书》的几篇诰命可以发现：在对殷商遗民讲话（如《多士》）时，周公会频频引用上帝的命令来威吓和诱导商人，这是因为商人格外信奉上帝，只能因势利导；但在对周族自己人讲话时，如册命弟弟周封为卫侯的三篇诰命，周公却极少谈到上帝，尤其是对族人谈论现实和规划未来时，他从不动用上帝进行论证，更不涉及其他的神灵。这显然是一种有意识地“敬而远之”，让现实和神界保持距离。从这些迹象看，周朝人“疏远”上帝或其他诸神的传统的确是由周公奠定的。
二，为减少神界对现实的干预，周公会尽量用“天”的概念来代替“帝因此，上帝发布的命令（“帝命”）变成了含糊的“天命”。
天命的观念在后来的中国一直存在，但人们已经忘记了它的缘起。一‘天"无形无像，无言无行，不容易被赋予拟人化的个性。在《诗经》里，上帝曾频频给文王下达命令，如命令文王攻打崇国，武王灭商据说也是来自上帝的意旨，但后世周王已经无法接收神界的具体指示，所以改称为“天命”后，它变成了一种更为抽象的、近乎隐喻的道德规训。
当然，周公时代还不可能有科学主义的无神论认知，神界即使被放置得比较远，也不会和王朝政治完全绝缘。比如，西周的王就被称为“天子”，也就是天的儿子，而这是连商代甲骨文也没有的词，但无论怎样，“天”还是过于含糊，周人及其以后的历代王朝从未给“天子”增加更具体的神性定义与功能。即便秦始皇使用“皇帝”尊号，其直观用意也是强调自己和六国之王的不同，虽有强调王者尊贵的这一层神性之意，但也使“帝”落入凡尘，并不比“天子”概念更神秘。
三，周公宣称，王者应当爱民、德治和勤勉，这样才会受到“天命”青睐，长寿享国；如果王者残暴对待庶民和小人，天命就会转移到更有德的候选君王身上，从而改朝换代。2
本质上，周公的这样一种政治-道德体系是一种“性善论”的社会模型，回避了统治者对民众的征敛和暴力统治，认为王者的使命是护佑和教化万民，进而把道德伦理推进到一切人群中。3商朝人对此则是直言不讳，承认暴力的必要性。
按照周公的理论，夏商周都是根据“天命”建立和更迭的，夏朝和商朝的多数君王，特别是开国君王，勤政爱民，得到天佑，只是因为末代的夏桀和商纣道德沦丧，这才天命转移，改朝换代。经过周公改造，商朝残酷的人祭行为被隐去，由此，周人之前的暴力时代也成了和周朝同质的德治王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