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8章（第3页）
对商族来说，王亥遇难和上甲微复仇是生死攸关的事件，也是商族历史上的重要分水岭。
在殷墟甲骨卜辞中，后世商王称王亥为“高祖王亥”，经常单独祭祀他；而上甲微多是和之后的历代先君、先王一起接受祭祀，卜辞写作“自上甲”或者“自上甲至（某先王）
至于河伯，甲骨卜辞里给他的献祭也很多，有时还称为“高祖河”，也把他纳入了历代先君的谱系。有时，商王会联合祭祀河（河伯）、王亥和上甲微。比如，某个五月的祭祀里，给这三位先君一起奉献的祭品是：“燎于河、王亥、上甲十牛，卯十羊。五月。”（《合集》1182）意思是焚烧（燎）十头牛，剖开十头羊。商王还会占问：“王亥、上甲即宗于河？”6意思是，王亥、上甲微会进入河伯的宗庙吗？
商末，周文王研究《易经》占算方式时，王亥事件也被他作为重要事例收入卦爻辞推演之中：
丧羊于易，无悔。（《易经?大壮》六五爻辞）
丧牛于易，凶。（《易经?旅》上九爻辞）
但史书中并没有王亥牧羊的记载。周族人原本在西部高地放牧羊和黄牛，所以，周文王可能是用自己熟悉的生活来想象王亥时代，错误地增加了一条“丧羊于易”：羊不适应潮湿环境，不适合王亥时代的商族人。这也说明，《易经》卦爻辞中的商代史事并不完全可信，周文王可能会基于西土周人的环境错误地理解商人历史。
水牛背上的游牧
先商族属于上古时代特殊的“游牧族”，流动性很强，以牧牛为主，而联系其在当时的技术条件下竟还可以北渡黄河，说明放牧的是水牛，而非黄牛。
在殷墟甲骨卜辞中，商族始祖契被写作“民”，意为水牛，字形是一个人头顶水牛角。看来，他们从一开始就和水牛有缘。7商族人当初生活的地方偏南，有较多水牛，不仅畜牧业收益颇丰，而且牛群也赋予商族人以机动性，可以活跃在潮湿的大平原，迁往更远的地方。
再结合考古，商族人也是一直和水牛分不开的。在夏代的二里头遗址，只发现过黄牛的骨骼。而到商族人灭夏之初，郑州商城和偃师商城的遗址则既有黄牛，也有水牛的骨骼——水牛很可能就是商族人带来的。到商代中期，石家庄市郊的藁城台西商人遗址也有完整的水牛骨架祭祀坑。这是夏商以来水牛分布的最北边界。此外，安阳殷墟遗址也大量出土有水牛骨。当然，现在的石家庄、安阳和郑州都已经不适合水牛生存了。
游牧和农耕需要的环境很不一样。三千年以来，游牧地区多是较干旱、气温低，不适合农业种植的地域；但在夏商，情况恰好相反，当时气候比现代湿热，平原地区大多是湿地沼泽，反而不适合人类居住和活动。大禹和夏人的湿地改造只是局部的，还不能改变黄河下游的整体面貌。在这种背景下，借助水牛群，商族人恰好可以活跃在黄河下游的大平原和湿地。
古书还记载是王亥发明了用牛拉车：“月亥作服牛（《世本?作篇》）结合考古来看，夏都二里头已经有了人力推拉的两轮车，用牛来拉两轮车也属顺理成章，毕竟牛车速度比马车慢得多，对车辆的制造工艺要求较低，王亥时代的商族人完全有可能胜任。这样，水牛群可以穿行于泥沼湿地，牛拉双轮车可以在旱地陆路从事运输，商族人由此获得了“两栖”行动能力。
除了畜牧业，商族人此时可能还从事贸易，这是流动性强的部族天然具有的特长。虽然没有直接的文献材料，但有些间接证据，比如，周公在商朝灭亡之初谈到有些商族人的生计方式时，就曾经说他们牵着牛车到远方贸易挣钱孝敬父母:“肇牵车牛，远服贾，用孝养厥父母。”（《尚书?酒诰》）
商朝灭亡后，很多商族人从事的便是贸易行业，所以，在部族、王朝之名外，“商”还衍变为行业、职业之名，结果，本来代表贸易的“贾”字被“商”所取代。
在早期商族的畜牧迁徙和商贸生活中，也可能有一些农业经济。上古时期还欠缺农田施肥技术，往往因肥力耗尽而需要休耕或轮耕，因此，商族可能会在一处新定居地停留数年或数十年，利用周边草场放牧，同时开发一些农田，所以有学者推测，商人过的是“游耕”生活。8
先商族活动的地域，主要在黄河下游以及黄河南流入淮的流域范围内（秦汉时期的“鸿沟”水系），是一条南北狭长的湿地“走廊”。张光直已经注意到，在漫长的新石器时代，沟通黄河与淮河的狭长地带（近代所谓“黄泛区”）属于难以开发的湿地，一直少有聚落遗址，所以豫西和山东的新石器文化一直存在泾渭分明的区别。9而商族出世不久就已成为这片蛮荒湿地上的活跃因素。
这一地带的北端是下七垣文化和辉卫文化范围，向西是夏人的二里头文化，向东是山东的岳石文化。因频繁迁徙，商族人很难留下定居城邑遗址，但也使他们有机会见识各地的族群以及夏王朝。
繁荣的夏王朝需要东方物产，特别是海产品，而夏朝的产品，特别是一些小件铜器，如刀和锥等，则可以销往东方。虽然夏朝严密保守青铜技术，但这类小件商品的流出应该难以完全阻止。而且，商族人很可能就是在经营贸易的过程中发现夏朝有机可乘，与下七垣、岳石文化中的一些族群建立起紧密联系，逐渐形成了同盟势力。
结合二里头遗址后期的现象，可以合理推测：因夏都的王族和铸铜族群的矛盾日渐激化，二里头铸铜人应该是在危急之中联络了商族，于是，商汤带领东方同盟各族大举西征，攻占了夏朝。但在管理王朝和青铜技术方面，商族和它的东方盟友都缺乏经验，用了半个世纪左右才完整吸收了夏朝的遗产，并融合各原有文化，形成了新的、更广泛意义上的商族。
在灭夏之前，商族人很可能已经发明了最初的文字。商业贸易需要记账和远程传递信息，而这都会刺激数字和文字的发明。在商人创造文字之前，很多部落已经有了初步的记事符号，比如，对良渚文化和龙山文化的考古，就曾发掘出一些刻划符号的陶片。而商族人在迁徙和贸易中与较多部族打过交道，有机会见到各种记事符号的用法，所以，在此基础上进行汇总是完全有可能积累起完整记录语言的字符体系的。
在商人创造的“甲骨文”里，暴力、征伐和杀戮是最常见的字形。这是因为在国家和王朝统治秩序尚未建立的东方，部落之间充满敌意，动辄发生冲突，商人的迁徙和贸易很少能在和平氛围里进行，需要部落武士的武装保护。
有些甲骨文字显示的，则是先商人的水上生活：由部首“舟”构成的字就特别多，而且很多是常用字，只是在后世的字形演变中，很多“舟”旁发生了改变，现代人已经看不出和舟船的关系。比如，常用的“受”字（这也是末代商王纣的名字），甲骨文写作字形是两只手在交接一条舟船，意思是“接受”。在后世，“舟”部则变成了“又”部，甲骨文的含义也就丢失了。
再比如“南”，甲骨文写作鼠“木”在上，“舟”在下，大树下面有一条船，可能代表的是商族人对南方的印象：那里树木繁茂，舟船是生活之必需。至于“北”，甲骨文写作刊，本意是“背离”的背：对商人来说，去往北方是离开自己原本熟悉的家园。
早期商人的生活中，大象（亚洲象）曾经起过重要作用，汉字“为”是常用字，其甲骨文字形是一个人手牵一只大象的鼻子，说明在发明文字时，商人已经驯化和役使大象。而且，这种驯养象的习惯一直持续到殷商：王陵祭祀坑中不止一次出土过整具的象骨。
鸟神崇拜
商人崇拜的神有多种，最崇高的是“帝”，此外，还有鸟，而这应该跟商族的创始神话和早期图腾有关。10
在上古时代，鸟崇拜主要存在于东部沿海地区。河姆渡文化（距今7000—5600年）中有很多刻画鸟类图形的骨雕和木雕，良渚文化（距今5300—4300年）也有明显的鸟崇拜，如古国王族最高级的玉器上刻画的神人兽面纹，神人头戴羽冠，旁边相伴的是鸟形图案。
春秋时期，山东南部的土著小国郑国的一个著名传统就是用鸟来命名各种官职。郑国国君说，自己的始祖是“少嗥氏”（少昊），而少嗥氏建立的国家的各种官职都是鸟名。（《左传?昭公十七年》）这也是东部沿海崇拜鸟的记忆和表征。
商族始祖契是简狄吞玄鸟之卵后所生，说明鸟是天帝和商人联系的纽带。《山海经》这样记载商族第六代首领王亥：“有人曰王亥，两手操鸟，方食其头。”看着很含糊，难以确定是人要吃鸟的头，还是鸟要吃人的头，但王亥和鸟的联系在甲骨卜辞中有证据：“辛巳……贞:王亥、上甲即于河……”（《合集》34294）其中，“亥”的甲骨文写作布。
这条卜辞占问的是王亥、上甲微父子是否和河伯在一起，以便商王举行合祭。其中，“亥”字有非常明显的鸟形，而那些与王亥无关的，比如地支记日之“亥”，则不会有鸟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