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49章（第2页）
这几天官家他们偶尔才来，一直都是范仲淹陪伴在赵骏左右。
所以时常能私下从赵骏的嘴里听到一些有趣的话。
“中国人的性情是总喜欢调和折中的，譬如你说，这屋子太暗，须在这里开一个窗，大家一定是不允许的。但是如果你主张拆掉屋顶，他们就来调和，愿意开窗了。”
这句话给了范仲淹很大的启发。
他听到了历史上后来为什么自己能够庆历新政失败，是在于触动了整个利益集团。
既然仅仅只是如此小的一些变动，就引发了滔天大的波澜，那自己为何不把这天捅破了呢？
范仲淹看着桌案上的那些铺满的纸张，里面每一项他都洋洋洒洒写了数百字，加起来字得有数千上万。
若是那些贪官污吏，庸官懒官，地主商人，无能的兵将看到，恐怕已是肝胆俱裂。
“听赵骏说，后来王安石有个称号，叫拗相公，说他固执如牛。”
“却不知道，凡有改革国家壮志者，就要有这样的固执，否则若是不能坚持到底，变法中途而废，给国家带来的危害才叫大。”
“王安石青苗法不能实施下去，就是在于吏治差，赵骏说得没错，要想改变国家，首先就必须要政治清明。”
“政坛不能是一滩死水，人人都想着蝇营狗苟，碌碌无为，那这个国家还能长久下去吗？”
“既然如此，那还不如让我来担这个拗相公的名声，官家让我从长计议变法之道，我偏要逆行，将改革之道，贯彻到底。”
“想来就算赵骏眼睛康复了，他也会支持我的想法。希望到时候，他也能站在我这一边！”
范仲淹举起手足的毛笔，又沾染了一些墨，将他新写的几条添置了细节内容补充之后，就从旁边的桌案下，拿了一策空白折子出来，稍微思索，便开始奋笔疾书起来。
茶商们的反击
接下来的十多天时间，一直风平浪静。
交子务和见钱法开展颇为顺利，朝廷的财政也比较稳当，挪用了部分交子务的钱用于收购粮食。
特别是成都那边听说汴梁也开通了交子务之后，到六月中旬，成都的商人也大批往成都府交子务存钱，以方便去汴梁做生意。
从五月份交子务开通，到六月中旬，短短一个月的时间，汴梁和成都府交子务府库就多了将近二百万贯钱，以至于成都官府需要扩充仓库，才能存下这些现金。
虽然只是商人存在里面的，但看到这么多钱进账，还是让赵祯喜上眉梢。
赵骏预料的没错，银行作为国家帮商人代理保管现金的机构，的确可以为商人带来巨大的方便，会诱使大量的商人往里面放钱。
历史上仁宗朝仅仅只在成都府一个地方设立交子务，允许存放的钱币是125。6万贯，一直没有超过这个数字。
因为成都那边是不限制百姓用交子的，市面上流通的交子特别多，甚至已经有伪造交子。一旦超过这个数字，多发交子，官府管不过来，所以一直处于小范围经营状态。
然而即便如此，这也能满足成都府一地的商业需求，在交子务开展之后，成都府商业极其繁荣，仅仅依靠这125万贯的存储，就造成了商业份额大涨。
以至于后来有一段时间因为一些问题成都府交子务停办，导致成都商业一落千丈，经济萧条，转运使张若谷和知州薛田意识到了这个问题的严重性，上奏宋仁宗重新把交子务开起来才缓解燃眉之急。
因此在整个大宋商业氛围如此繁茂的情况下，开展银行业务其实是一件非常有必要的事情。既能解决“钱荒”，又能促进经济的发展，带动手工业、制造业等各行各业的前进。
另外就是真正的大商人都是全国运货，不像成都府那样，交子只能在一府之地用，这就说明整个大宋的经济运转体系可以发行的量远不止区区126万贯钱。
至少明清时期，发放的银票都是以千万两计算，而宋朝的商业繁荣程度比明清都要强得多，光税收每年就几千万贯。
这足以见得宋朝每年的商业交易都是数以几十亿贯来计，也意味着对于银行业来说，是一个巨大的市场。
如果利用的好，即便只是吸纳个千万贯作为准备金，大宋朝廷发行个四五千万贯交子不成问题。
但前提条件是朝廷的国库本身就比较健康，有充足的准备金。
不然像历史上宋徽宗时期，国库明明没钱，却还要疯狂印交子，发行的交子达到了仁宗时期的20－40倍，也就是2000－5000万贯，造成了严重的通货膨胀。